胡也頻人物簡歷簡介,胡也頻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堅強、他的熱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滿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沖撞了一生，他受過多少艱難，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個共產黨員，他走上了光明大道……

——丁玲

作為“左聯”五烈士之一，胡也頻，這一閃光的名字，早已被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冊。

“他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是一個堅定的人。”(丁玲： 《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以下凡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指本文。)因而，在短暫的一生中，他經歷的曲折的思想發展道路，猶如閩江滔滔流水，沖撞過千山萬壑，終于一瀉千里，直奔真理的大海;他雖然只有六年多寫作生涯，卻留下了大量作品，思想內容廣泛而復雜。他生前已經出版過《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等十幾種作品集，散見于報刊的也很多，是一個具有創作詩歌、小說、戲劇等多種才能的多產的革命作家。他為革命為人民貢獻了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乃至“那樣美好、那樣健康、那樣充滿了希望”的年輕的生命。

一、逃離故鄉

少年——在關心天色陰晴變化中度過

閩江岸畔，榕蔭蔥郁。素有“東南山國”、四季常青之美稱的福建，是哺育眾多英才的沃土。

1903年5月4日(陰歷4月8日)，胡也頻就誕生于省城福州市烏石山下城邊街買雞衕，幼名胡培基。他出生的時候，家庭經濟豐裕。祖父早先是京戲班里的演員，后來做了戲班老板，年老雙目失明，戲班交由也頻父親經營。胡也頻幼年體質虛弱，并且五歲就入私塾附讀。但他性格開朗，活潑好動。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人民群眾情緒十分高漲，可也有許多人怕被剪去辮子，躲在家里不敢出門。喜歡新奇和熱鬧的胡也頻，毫無顧忌。他上街跑了一陣，剪了辮子，又歡天喜地跑回家里。這時胡也頻才八歲。這年底，他祖父去世，由于父親不善管理，不久，戲班散伙，家庭經濟貧困，九歲的胡也頻第一次失學了。胡也頻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大人終日愁苦于維持生計，而孩子們卻自有歡樂的天地。胡也頻失學后，每天領著弟妹到烏石山上與放牛放羊娃嬉戲，在大自然的懷抱里陶冶自己的性情。

一年多以后，胡也頻父親在友人幫助下，租了一家戲院，以包戲為生，經濟又寬裕起來。十一歲的胡也頻再度就學，進入了外國教會辦的崇德小學。由于家庭影響，他從小喜歡看戲，廣泛地接觸了京劇、閩劇和一些民間曲藝，知道許多戲文上的舊小說、故事，這對他后來從事文學創作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學校里他積極參加演戲、演講活動，還得過演講比賽的獎章。但他母親迷信佛教，最不滿意學校叫兒子去做禮拜，因此，他被拉回到石塔寺的私塾里就讀。胡也頻在私塾里就學三年，熟讀了《四書》、 《五經》等古書，他還喜歡讀杜甫、白居易等名家的詩詞，學著寫下一首首舊體詩詞，用他稚嫩的文筆，謳歌山川景物，抒發對歷史英雄人物的緬懷。胡也頻不是一個呆板的孩子，他早就不滿足于書齋生活。每遇放學上街，他總要去看看報紙雜志，關心更廣闊的社會天地。

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隨著，日艦隊又駛進福州、廈門等港口，脅迫中國當局。袁世凱野心稱帝，為討好日本，竟承諾其一至四號各項及第五號中關于福建問題的要求。這立即引起了人民的強烈反對，福州學生舉行了反對賣國的“五九”愛國運動，示威游行，搗毀洋布行，焚燒日本貨。胡也頻也被卷入游行隊伍，跟著高喊口號。年僅十二歲的他，初次體驗到個人和祖國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聯系，朦朧地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于國家民族有益的人。

在黑暗的舊社會，閩人有句俗語：“做戲頭，乞丐尾?！彼爬死纤嚾松畹谋瘧K結局。由此也可想見，以包戲為生的胡家經濟是很不牢靠的。而當時正值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國內到處民不聊生，胡也頻的家境也日趨下降。所以，他“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來，趕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陰天，就都發愁起來了。因為下雨就不會有很多人去看戲，他們就要賠錢了?！?918年，因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再次輟學，開始了學徒生涯。

首飾鋪學徒——不甘屈辱，追求自立，他踏上了漂泊的路

1918年，他剛剛十五歲，父母迫于貧困，把他送進一家祥慎金鋪當學徒。雖說掌柜是他舅舅，可是在金錢重于一切的社會，胡也頻只能受到奴隸一樣的待遇。他每天要早起打掃地板，收拾鋪面，替掌柜、經手們打水、鋪床、倒夜壺、裝煙倒茶、跑腿打雜，舉動稍有不慎，還要挨罵挨打。他白天勞碌，晚上睡在臨時搭的門板上，冬夜寒冷，夏夜蚊蟲叮咬，有時還要抵抗大學徒無恥的行徑，常常通夜睡不安穩。生活的苦痛，使他開始學著用冷眼去看世界。掌柜、經手們對顧客種種虛偽和欺騙的伎倆，使他看清了人間的丑惡，也因此更加討厭學打算盤、學看真假洋錢、學看金子成色等生意經。他厭惡這里，可又不能向父母傾訴。一天，掌柜發現少了一只金戒子，懷疑是胡也頻偷的，把他捆綁起來。后來查清戒指是拿去作場憑樣，才把他放了。冤案發生后，胡也頻決心報仇，追求自立，終于在一月之后逃出金鋪，離開福州，結束了兩年多的屈辱生活。

1920年春他到了上海，先住在福州人開的小旅館，過著閑散的流浪兒生活，后來進入浦東中學念書。他慶幸自己走上新的讀書道路，起名胡崇軒。一年以后，他父親尋跡趕到上海，經同鄉介紹，送胡也頻進了免費的大沽口海軍學校，學習輪機制造。這時他一心學習，想成為專門技術人才。海軍學校停辦后，他漂泊到北京，報考官費大學又落空，只得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幫助老板算帳，買東西，替老板兒子補習功課，偶爾也得到一兩個同學朋友的資助，生活異常窮苦。與此同時，胡也頻結識了住在公寓里的窮大學生。他們崇拜外國作家，經常談論歌德、拜倫、莎士比亞、契訶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作家，胡也頻受了影響，也懷著濃厚的興趣跑舊書攤，讀外國文學作品，讀《新青年》、 《每周評論》和《晨報》、《京報》副刊上魯迅等人的新文學作品。“要做技術專家的夢，已經破滅，在每天都可以餓肚子的情況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學、浪漫主義的生活情調與藝術氣質，一天天就浸蝕著這個孤單的流浪青年，把他極簡單的腦子引向美麗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文學打開了他關閉的孤獨寂寞的心靈之窗，他禁不住拿起筆來，要寫出一個漂泊者飽嘗“饑餓寒冷，孤單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奮斗。”(丁玲： 《胡也頻》)

二、前期創作的矛盾

兩顆未來的文學新星真誠相愛

1924年12月，胡也頻以胡崇軒的名字，同項拙等兩位朋友合編《京報》副刊，名為《民眾文藝周刊》。不久，他認識了剛從南京來到北京的丁玲。丁玲渴望到北大學習，聽魯迅講課，但愿望沒有實現，只好住在西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宿舍自學。他們雖說算不上一見鐘情，但他們相愛卻是極其自然的事。丁玲曾說：“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心’，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誼。”1925年暑假，胡也頻身無分文，遠道到常德，敲開了丁玲家的大門，雖然來得突然，但丁玲及其母親熱情地接待了他，共同度過了充滿幸福和寧靜快樂的夏天。

這年秋天，胡也頻同丁玲結婚，先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個村子里，后移居北京漢花園一所離北大紅樓不遠的小樓上。他們生活貧困，但真誠而熱烈的愛情溫暖著他們的心，充實了他們的人生，這在他們一生中是具有轉折意義的。

胡也頻是窮慣了的人，他很少為錢、為缺衣少食愁眉苦臉。他沒有錢，對朋友花錢又很大方。丁玲雖然出身豪門，但她對于物質上的要求并不多。沒有錢了，他們雙雙快樂地步行進城找朋友借，不然就從少量的衣物中選出幾件，由胡也頻送進當鋪。婚后不久，丁玲一件只穿了幾次的綢棉袍拿去當了;丁玲母親的好友特別送的兩套銀質餐具，沒過幾天也進了當鋪。但只要有了稿費，胡也頻首先想到的是妻子，他很舍得為丁玲買最好的衣料、果品、稿紙和筆。而丁玲也能誠摯地盡一個妻子的責任。

甜美的愛情生活促使他們更努力去探索、追求、奮斗。象許多窮大學生一樣，他們經常在一起讀報讀書，涉獵了大量的外國名著，而對于小仲馬的《茶花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欣賞。他們蟄居北京，遠離南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婚后的胡也頻以更多的精力埋頭于寫作和編輯工作。他寫得很快，有時一月之內發表詩歌、小說等作品達十五、六篇，發表八、九篇都是常事。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能不靠賣稿為生，另一方面又與他的性格有關。他不沉溺于幻想，不善左顧右盼，心里有苦悶，對社會有不滿，有點滴的感受，都能付諸筆端，形于文字。但因遠離革命，對南方大革命風暴較少關注，又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常有感傷和虛無的情緒，所以他這時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寫作上潛伏著危機。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時烏云翻滾。胡也頻以前沒有接觸過革命，但他曲折的經歷，使他與革命有一種天然的感情。大革命失敗血的教訓，引起他的深思和痛苦，加上丁玲的影響，他于1928年春同丁玲相攜奔向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在尋求新的創作和生活道路上，他們各自前進的腳步或有快慢，但方向一致，又能相互幫助。他們始終是親密的戰友，志同道合的伴侶。

孤獨地走唯一辛苦的路

胡也頻創作了大量作品，卻很少著文談自己的創作，這給后人深入研究他的創作道路帶來一定困難。但從他的作品和涉及創作的有限篇章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家思想跳動的脈搏。

從1924年8月7日發表小說《雨中》 (目前發現的最早作品)到1929年發生思想轉換，胡也頻經歷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道路。1924年北洋軍閥的爭奪愈演愈烈，白色恐怖籠罩著剛剛醒來不久的古城，而南方的上海、廣東、湖南等地，在黨的領導下，革命運動迅速走向高潮。盡管如此，“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革命的聲浪并沒有完全死寂下去。隨著上?！拔遑Α睉K案的爆發，北京立即出現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嶄新局面。當時受到魯迅支持的《京報副刊》，出版了清華學生會主撰的《上海慘劇特刊》、北大學生會主撰的《滬漢后援專刊》等，揭露和聲討帝國主義的罪行。與此同時，還發生了轟動北京古城的女師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魯迅堅決地支持了工人階級和進步學生的反帝反封建專制斗爭，召來了反動軍閥的迫害，才憤而離開北京到南方去尋求革命真理。這個時期，胡也頻流寓北京，負責編輯《京報》副刊《民眾文藝周刊》 (編至1925年5月12日第21期止)，是剛剛步入文壇的青年作家，與魯迅有了多次交往。社會上風起云涌的政治斗爭，對他這個飽經苦楚的漂泊者不會沒有觸動。可是在作品里，他除了詛咒黑暗，抨擊舊事物，反映知識青年的窮困、苦悶和掙扎，同情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外，對社會上正在發生的現實斗爭很少直接反映，倒是1930年思想轉換了才寫出以“五卅”運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這是很值得深思的現象。

胡也頻生活的坎坷，使他嘗夠了人世虛偽、奸詐、生活貧困和缺少歡樂、缺少友誼的痛苦。他那顆被生活磨煉得倔強而自尊的心，在未找到革命真理以前，只能把擺脫個人貧困、屈辱，爭取自主自強的生活，作為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主要動力。1928年春，他和丁玲到了上海，但思想上不可能立即發生方向性的轉化。主要原因是： (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不久，蔣介石實行法西斯統治，大肆屠殺革命人民，工農革命處于低潮，共產黨的活動轉入地下。 (二)以創造社和太陽社為主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雖已開始，但倡導者們還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世界觀轉化的過程中，還不能較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化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因而錯誤地把批判矛頭指向魯迅、茅盾等人，引起了一年多的爭論。這給剛到上海的胡也頻靠近革命，接受新文藝觀點帶來了影響;而他當時才開始接觸馬克思文藝理論，還需要一個了解、消化吸收的過程，一時難以分辨清楚。他在1928年9月發表的《寫在<詩稿>前面》這樣自白：“我是從辛苦中走來，還得向辛苦中走去!”;“這一年來，與其說我是在寫我所覺著的屬于文藝方面的東西，毋寧說我是在窮困著，在忍氣，在痛心，在悄悄地磨滅我的生命的每一部分，是更為切實的?！边@既表明他不畏艱苦的求索精神，又流露了他在生活重壓下，以賣文為生，不能自由寫作的苦悶。為了生活他有時不免要寫一些情趣不高的三角戀愛之類的東西，去適應某些社會的要求。

胡也頻出于對新舊軍閥反動統治的憎恨和社會上假、丑、惡現象的不滿，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潮和“為藝術而藝術”觀點的影響，把國內嚴重的階級斗爭和個人的文學創作割裂開來，漠視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黨派斗爭，這就使自己成為政治斗爭的“消遙派”。他說，“對于眼前的國內各種黨呀派呀的區別，我是一點也弄不清楚，這事實，正象那賣茶食和蜜餞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只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樣的使人要感到糊涂了。”(《寫在<詩稿>前面》)漠視政治的態度，必然帶來藝術觀點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文藝感應“時代脈搏”，另一方面又要“看不出勢利、階級、以及其他駭世騙人工具的理由?！?《一個觀念》)這種政治上和創作思想上的糊涂觀念，使他不能深刻地觀察現實，參與現實斗爭，只能孤獨地寫他的東西，賣他的稿，走著個人奮斗“唯一辛苦的路”;因此他這時期的多數文學作品時代氣息較淡薄，戰斗性較弱，帶有明顯的思想局限。

狂歌或低吟——叛逆者的憤怒之音

胡也頻從1925年至1929年間，共寫了二百多首詩，但留存下來的只有九十多首。讀著這些詩，仿佛聽到了詩人真實的心音，感受到了詩人熱烈而深沉、坦率與誠摯的個性。

如果說，只有生活才是詩歌的源泉，那么，胡也頻的有些詩就是從自己生活的泥沙里淘洗出來的燦爛的金子。早期的詩《昨夜入夢》，塑造了一個流浪兒的形象。他墜落在繁華之域，忍受饑寒、忍受屈辱，在凜冽的朔風里顫栗、行乞?！把郯桶偷赝剖幍鸟飞n/猛烈地悲憤/靜默地飲泣/呵!我是個無依無靠的乞兒/應被人們的擯棄，指斥?！憋@然，這里描繪的主人公，便是詩人自己的體驗。在這些詩作里，他的漂泊生活，內心的孤獨和痛苦，對人世不平的憤懣，都得到了真切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人民悲苦的命運。胡也頻自逃離福州后，便在上海、天津、北京、煙臺等地漂泊，飽受了人間的凄楚，郁積著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和對勞動者的深切同情，這一切都是澆灌他詩歌之花的甘泉。

要了解胡也頻的詩，應該先讀《詩人如弓手》。這首詩是胡也頻的自我抒唱，也是我們認識和欣賞他詩作的一把鑰匙。

“詩人如弓手，/語言是其利箭。/無休止地向罪惡射擊，/不計較生命之力的消耗。/但永遠在苦惱中跋涉，/未能一踐其理想：/撲滅殘酷之人性，/盼春光普照于世界。/是以在心頭，/充滿了悲哀與憤怒;/終于疲乏了，/讓殘余的愿望，憐憫其身世。”

用利箭似的語言，詛咒黑暗，射擊罪惡，這是胡也頻詩歌的一大主題，也是他的詩歌具有現實批判力量之所在。散文詩《瘋狂者的漫歌》中的“瘋狂者”，對黑暗現實嫉惡如仇，所以要“鼓動盡所有的誠懇”，“沸騰盡所有的血脈”來請求和希望“偉大的太陽，不要把燦爛的光輝照到地球，讓我們這個奸詐的、虛偽的世界黑暗，黑暗，永遠黑暗!”不然“就要把焜耀的火焰噴到地球，把我們這個腐臭的、冷酷的世界燃燒，燃燒，猛烈燃燒!”這里塑造的“瘋狂者”，是一個舊社會叛逆者的形象，他名曰瘋狂，實則清醒。詩人通過人物的自白，深刻地揭露舊社會是“一切之冷酷、奸詐、猙獰、殘忍和兇暴”的庇護所，從而發出了徹底燒毀舊世界的戰斗，寄寓著詩人向惡勢力挑戰的熱情，有著強烈的戰斗風格，旋律高亢，激越。詩人寫這首詩時剛步入文壇不久，身上有一股勇猛的豪氣。又如他在《誓》中寫著：“一切的呻吟終是卑怯，/我贊頌臨死而奮憤的勇獸。/永遠屈辱在粉臉，燈光，花影，/這沉重的悲哀，我將放浪而決絕!”表達了他鄙視懦怯和立意擺脫個人愁哀，反抗到底的決心。但是，胡也頻身處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狼狽為奸的北京，革命尚未形成高潮，他只是孤立地掙扎、反抗，改變現狀的力量和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的“盼春光普照于世界”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理想世界?如何才能實現這個理想世界?他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而產生了“苦惱”和“疲乏”之感。他后來的許多詩，雖然悲憤之音更顯深沉，但也常有感傷和虛無的雜音。

在《死獄之中》，他用“死獄”比喻整個社會，“囚徒”比喻受壓迫的人民，“在死獄之中，/不知春去秋來，/更不見光明之天宇，/只沉默著如沉默的棺里之骷髏，/隔絕了世上的一切。”“永不能將其悲哀，/染那屋上漂泊的白云，/飛到江心，傾給流水?！鼻敉絺兩钤凇八廓z”樣的社會，沒有身心自由，有的只是眼淚、嘆息，還要受到叱咤與冷笑。詩人把自己痛苦的根子深深扎進社會的深處，從社會現象里提煉出具有相當深度的典型，有助于鼓舞讀者奮起摧毀“死獄”的抗爭。但遺憾的是這首詩尾部同時流露出詩人內心的矛盾：“要擊破這如死的沉寂，/我亦奮力而攘臂;/但終須絕望地疲乏了，/以無奈何的忍耐慰藉悲憤!”這消極的感傷音調，減弱了詩的沖擊力。胡也頻出于對舊社會的憎恨，對人生的思考，一再在詩里表示他不甘“向權力頂禮”，不肯“歸咎于命運”，認為與其如此，“我寧可作人類之公敵，憤恨這虛偽世界?！钡置獬涣藘刃牡目鄲?、彷徨以及感傷的心境，有時甚至流露出悲觀厭世，向往虛無飄渺的神仙世界。如“竭余剩之疲乏，作死之羨慕?！薄岸萑胂缮?，以碧草為褥，海風催眠”，“我欣慰已離開人世，/遨游于這異域，/萬丈迷蒙之白雪，/為我隔絕了一切罪惡。”等等。表現了胡也頻世界觀上的某些弱點。

盡管如此，胡也頻揭露黑暗現實，始終是“不計生命之力”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胡也頻憤怒地寫下了《一個時代》，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革命青年，把“凈地變了屠場”，制造白色恐怖，“人心如驚弓的小鳥，全戰栗于危懼”，“鐵窗之冷獄于是熱鬧，勇敢的青年與竊賊成伍……”。更可貴的是胡也頻在革命走向低潮時，寫出了充滿樂觀情緒的結尾，大膽想象有神明和閻王迎宴英靈與冤魂，“痛飲、狂歌，向人間嘲笑!”富有浪漫氣息。 《暴風雨之來》形象地描繪暴雨來前的景象，直至寫出“在空間馳驟之電閃，/成了黑暗的無數裂痕，/又象是報告暴雨之來的時刻。”這些直接反映現實斗爭、預示社會變革的詩句，數量雖少，但說明象胡也頻這樣憂國憂民的詩人，盡管有消沉、動搖的時候，但他是不會沉淪的。

愛情詩，在胡也頻詩歌中占有相當數量。其中有一部分與“五四”時期追求個性解放，反抗封建禮教的情詩一脈相承，但較多情詩仍帶有詩人憤懣現實的特色。他在《序詩》中寫道：“我欲藉詩句以表現，/奈我心充滿悲哀，/即在這戀愛之時，/亦無有這隱約之美的情緒?！薄拔液卧蛔纺綔厝幔?流盼與微笑;/但生命之飄零，卻如秋色，/盤踞我全部之心境?！薄拔业乃枷耄斐纱蟊I之山寨，/彌漫著血腥，白骨與野火，/是以我的詩句，/當戀愛之時，亦不見幸福之影?！笨傊差l詩歌的基本特色，當以“狂歌或低吟，全屬于憤怒之音”來概括。

胡也頻的詩作大多是抒情詩，是詩人直接傾吐心音的作品。俗話說，文如其人。在抒情詩中，詩人的思想感情、獨特個性是最難于掩飾的，何況胡也頻又是一位誠實的詩人。所以在他詩中，詩人的個性就表現得更為突出、直接。他的許多詩是以“我”、“我們”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抒寫的，這雖然并非詩人個人感情的直接表露，但他是詩中一個主要的抒情主人公。這形成了他詩歌的主要藝術特色。

胡也頻在詩歌中采用了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首先是強烈的感情常常驅使詩人浮想聯翩，較多地馳騁自己的想象?！动偪裾叩穆琛罚胂筘S富而奇妙，他用擬人化和夸張的手法，把“太陽”作為溫暖和光明的化身，它同人一樣有愛憎感情，又有無窮威力。這首詩有較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用“死獄”比喻現實社會，這是詩人在生活實感的基礎上，大膽聯想的結晶，它使詩的形象更為集中概括，更富典型意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次，胡也頻也寫了一些描繪自然景物的詩，但詩人絕不是單純寫景，而是借景抒情，狀物言志，注重于選擇有特征性的景物來抒發自己的感情，構成情景交融，意境兩渾的詩畫美。 《欲雨的天色》中，描繪大雨前烏云蔽日“圓天早失了邊界，/只是暗澹，朦朧，/如一團炊煙之散漫?！薄皻鈮旱偷偷?，/倘再遇故事中的杞人，/必憂天之將崩墜”，“到處是一重陰郁，/即在最近的屋端，/亦不見烏鴉或孤雁的飛翔?！彼鑼懱焐?，目的在于比喻“這欲雨的天色，/如小孩子的哭臉，/又如新時代的青年之苦悶?！卑颜媲屑毮伒拿枥L和內心熾熱的感情相融合，創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胡也頻也寫了一些偏重于說理議論的詩歌，但形象性較弱，詩味欠濃。胡也頻的詩在形式上采用自由體，這在二十年代對新詩的發展是有助益的，但有些詩的語言文白交雜，有的詞匯比較陳舊，也不大講究音節，缺乏和諧的音樂美。

表現人生可悲的事實

胡也頻前期創作的短篇小說、戲劇等作品，數量很多，題材廣泛，從多側面展示了二十年代后期社會的面影。

這時期，胡也頻尚未接觸革命和革命理論，不能從更廣闊的政治視野中，從時代歷史的高度上，敏銳而深刻地觀察現實。他一時認不清社會現實的階級斗爭，看不出人民群眾中積極的力量和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向，因而，作品籠罩著一層淡淡的哀愁乃至悲觀的色彩。這既反映了他對黑暗社會的憤恨，對舊制度的控訴和反抗，又反映了他無力揭示出社會矛盾的實質，指出改變現狀的出路，混雜著他暫時無法擺脫的悲哀、苦惱、憂傷和煩悶，以及某些錯誤的思想傾向。作品大多存在這種思想矛盾，但程度不一，思想和藝術水平參差不齊。

反映下層人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活的悲慘遭遇和精神上的沉重負擔的作品占有相當的數量。

最早的一篇小說《雨中》，趙二嫂由眼前的窮困，聯想起六年前自己幾乎遭土匪凌辱的一幕慘劇。那時是“亂世的人簡直不如太平時候的狗”，可是眼下衣食無著，過得又是什么日子!作者用回憶對比方法，表現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勞動人民無法改變的悲苦命運。趙二嫂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爺“晴了吧”，這樣，丈夫就能拉車賺回錢來?？伤炙坪醪幌嘈盘烨缇湍軘[脫困厄，因而“渺渺茫茫地癡呆呆地站在炕前沉思?！毙≌f沒有寫出她沉思了什么出路，這恐怕也是胡也頻尚無法回答的問題。這篇小說技巧幼稚，從布局看更象散文。寫于1928年4、5月間的《海岸邊》、《毀滅》兩篇小說，前者寫漁民王大保在暴風雪中掙扎、死去;后者寫木匠養不活孩子，只得“生下一個便弄死一個”。但他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么窮。王大保臨死時慨嘆：“假使我比較不這樣窮，也不會在這個地方凍死!可不是，有錢的人誰會凍死呀!”他隱約感到了舊社會貧富的懸殊，發出了憤憤不平的呼喊，可他的聲音畢竟太無力了。木匠和妻只知道自己成為一個苦人，是因為做木匠?！笆裁慈硕己芎玫幕钪?，獨獨他和他的妻是早該死的!”他們怨恨，但不知道究竟該恨誰。最終只能嘲諷地叫喊;“苦人自然只能干壞事的!”以發泄溺死嬰孩帶來內心的痛苦、憤怒和反抗。這兩篇小說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勞動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狀況。但由于胡也頻未能把矛盾放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去展現，因而對舊社會的批判不夠有力。小說《械斗》和《活珠子》，側重于揭露封建制度對勞動人民精神上的毒害。它們所刻劃的悲劇性矛盾是令人怵目驚心的。 《械斗》中，描寫南方兩個村的村民一次械斗，互相殘殺了幾十條人命的悲劇。作品通過揭示造成這種無謂犧牲的現實和歷史根源，譴責了封建宗法制度對農民的毒化，抨擊了封建統治思想的所謂“義”，有著現實和深遠的教育意義。我國經歷漫長的封建社會，狹隘的宗法思想不可能很快清除，象械斗這類悲劇，不僅在二十年代有過，就是解放后的某些農村，仍時有發生。因此，它對今天的讀者仍有認識和教育意義?！痘钪樽印穼懸粋€老實、謹慎，還帶點傻氣的鋪瓦匠，從小生就一個“扁腦殼”，便受到人們欺騙、捉弄。一天，白云山游方道士竟胡說“扁頭里面有顆活珠子”，誰得了它，“在人間會富貴，想什么就有什么，并且愿意修道、成神仙也行?！边@蠱惑了兩個貪財的匠人，他們居然陰謀破開“扁腦殼”;令人吃驚的是連“扁腦殼”自己也相信道士的謊言謬語。這個殘忍的故事，乍聽有些荒誕，然而它更使人看清封建迷信思想嚴重的危害性。

扁腦殼被破開后，許多人先關心的是那顆“活珠子”給什么人拿去了，隨后便是“現出一種飄飄然之感”，“各人干著自己的活，好象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北憩F了國民精神的愚昧麻木。小說《傻子》的主人公小二是一個誠實、善良的青年，整天為各種人做好事，得到一點微薄的報酬便心滿意足，因此被人們叫做可笑的“傻子”。一次他在替地保打更時，發現了一件情殺案，并告訴了地保，結果惹來了殺身之禍，因為地保是案犯的親戚。小二被殺后，人們雖在一瞬間現出詫異，但跟著便是長長的漠視，倘若有人想起他，“在閑談中，算是一種開心材料的?！焙差l意在頌揚小二，批判國民性的墮落，可效果卻相反。作品中的小二與魯迅《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反抗和破壞舊秩序的傻子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他確實是一個十足的傻子。自己身處階級社會，卻不分階級、不分善惡地為所有人做好事，情愿自己被奴役，因此，他只能讓人為其不幸與不爭悲哀。胡也頻對這個人物歌頌有余而批判不足，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教育意義。

胡也頻對知識分子的生活有切身的體驗，這類作品更富有生活實感。其中， 《北風里》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一個青年作者被窮困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去變賣裝有雪萊畫像的鏡框?？墒窃谟廾恋恼乒裱劾铮┤R的畫像還不如窯子的值錢，使青年作者感到氣憤和受辱。作品熔鑄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讀來更覺情真意切。小說還指出在“炮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寶貝”的時代和“一切都比別個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國度里”，一個寫作者縱有抱負，還是免不了困厄的命運。這也是舊社會進步作家共同的命運。那么，他們的出路何在?胡也頻在作品中探索各種各樣的答案。小說《楊修》里的楊修，住在遠離大革命的北京，內心空虛苦悶，整天靠眼淚和白蘭地打發日子，后來他突然失蹤了。據說是到廣東革命去了?！案锸裁疵?”“革我自己的命!”然而楊修的舉動，并不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恐怕連胡也頻自己也不會相信的。 《往何處去》，從題目看，似乎是要作出明確的回答了，而實際上還是一個問號。主人公無異君從北京到上海，處在惡劣的環境中，反復地思考著人生的意義和應走的生活道路。他覺得“應該在不合適于自己的社會生存著。因為舒服的生活會使心靈變成了近乎感覺的麻木的狀態——滿著刺激性的困苦的生活，一切創作就從其中建設了基礎!”接著他有所發現地說，“在困苦中細細的看出真的人生來，這就是我所以要生活著的緣故了!”當稿件賣不出去，絕了糧的時候，他想的是“從辛苦中出來，又得向辛苦中走去”，可周圍是“無望的凄涼”籠罩住他。顯然無異君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雖然有著頑強的探索精神，但還是沒有找到一條新的出路。小說《一個窮人》里的陳伯濤，為生活所逼，竟去當了強盜。在這些小說的字里行間，充滿了作者悲憤之情，直接反映了他思想上正處于掙扎、彷徨、苦悶的階段。讀后令人心頭沉重，而缺少奮發的意氣。

“五四”運動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背上了資產階級思潮的沉重負擔，使他們陷入空虛、痛苦、孤獨、悲觀，頹唐的精神變態。小說《黎蒂》、 《僵骸》、戲劇《狂人》等對此有不同的反映。黎蒂是一個又美麗、又有超越的思想、豐富的學識的女青年，可她“只是沉淪在破滅的希望和無名的悲哀里”， “不絕地做夢，不停地飄泊”，白白地浪費青春和生命。她喜怒無常，“忽而歡樂，忽又沉郁”，“在她沉默的時候，她看出這宇宙是一片茫茫的沙漠，沒有春的溫暖，秋的凄清，更沒有所謂同情和愛;可是在她倨傲地笑著的時候，她又忘卻了一切丑陋、愚蠢、無聊，以及人類的卑劣，和自己所有的不幸?！彼煌５刈儞Q地方，對于友誼也很快地感到感情的疲倦。她認為現在“沒有一個女子曾獨立過”;一個男子要了女人，任何事情都不能自由了。愛情在她眼里“只象看一匹黑的貓，或象在某一篇小說里看見一個地名和人名。”總之，她沒有理想，也不知追求什么，不是孤芳自賞，便是顧影自憐。作者對她過多同情和缺乏批判，使作品彌漫著虛無、感傷的情調。劇本《狂人》中的姊姊，瘋狂似地愛著一個音樂家，可是音樂家愛的是她妹妹。姊姊不可能達到占有的欲望，由失望而變為仇恨，終于用白刃刺殺了音樂家，然后也用白刃自殺。個性解放導致了極端的個人主義，終于走上毀滅的道路，它反映了個性解放的不可實現。但為什么個性解放會造成這一悲劇，如何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胡也頻是無法作出明確的回答的。魯迅的《傷逝》寫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悲劇，是從社會解放的高度，而不僅是從個人幸福的角度來描繪這一悲劇故事，因而它深刻地說明，在封建社會重重壓迫下，離開社會革命，個性解放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他們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對個性解放作了必要的批判。胡也頻的《狂人》雖然反映了個性解放的悲劇，但他沒有把矛盾沖突放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去觀察，人物是一個心理變態狂，因而主題思想缺乏深度，不可避免地流露著低沉、灰色的情調。小說《僵骸》故事情節過于離奇，違反了文學反映社會真實的原則。它描寫一個解剖學博士，有“可驚的貢獻”，后來在解剖一具女尸時，突然為女尸神態的美所吸引，于是偷偷地把女尸搬進自己的臥室，成天陪伴她，陶醉在熱戀中。女尸腐爛了，他“用舌尖去舔著尸體里外溢的黃水”，最后與女尸一起腐爛。臨死前，他要求和女尸歸殮在一個棺材里。作品反映舊社會知識分子的心理變態，也流露了作家受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

揭露剝削階級及其附庸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以及他們丑惡腐朽的靈魂。這類作品比較突出的有劇本《資本家》、《幽靈》、 《紳士請客》、 《鬼與人心》和小說《珍珠耳墜子》等等。 《資本家》是直接反映現實階級斗爭的作品，題材有所突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天成棉紗廠產銷受阻，資本家更加緊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因此，引起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的斗爭。資本家富成谷把工人的合理要求看作是“土匪”行為，并叫來警察抓走了工人代表。揭露了資本家富成谷殘酷剝削和鎮壓工人的反動本性，也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作品有一定的現實教育作用。但由于胡也頻階級意識比較模糊，在劇中安排了一個規勸富成谷主動接受工人要求的所謂“真正的知道了”工人的資本家。他認為工人可憐，工人的要求“并不過苛”，而且主動為自己廠里的工人提工資，減少勞動時間，還標榜什么“資本家和工人應該象一家人”等等。這就把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階級對立，降低為一部分工人和某一個別資本家的斗爭?；谶@一錯誤認識，劇本構思了兩條矛盾沖突線，用相當篇幅去展開兩個資本家的性格沖突，而工人和資本家的斗爭這一主線卻沒有得到充分展開，影響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幽靈》用象征手法，寫了被逼死的底層人民：工人、士兵、詩人、著作者、舞女、乞丐等，在陰間以不幸命運和憤怒情緒作紐帶，聯合起來，“作一個純潔的，真正的，對于一切不平的反抗。”它的積極意義在于號召各階級、階層受難的人們共同起來為實現一個不見槍和炮彈，人人為幸福而工作的和平的時代”而奮斗。這對當時處于黑暗社會的群眾，是有吸引力的。但作品所指的惡勢力，沒有明確的內涵，同樣存在階級意識不夠明確的缺點。

小說《珍珠耳墜子》揭發富紳及其姨太誣賴、酷打奴仆的罪惡。戲劇《紳士請客》，辛辣地諷刺了紳士夫婦的虛偽和吝嗇，他們要請客，又怕客到，富有喜劇色彩。 《鬼與人心》描寫一個善良賢淑的妻子，為給丈夫治病，犧牲自己，出賣肉體，可是丈夫病好后，又立即伙同狐朋狗友去尋歡作樂，意外地與妻子相遇。自己道德敗壞，反罵妻子不要廉恥;自己長期騙取妻子的愛情，反責罵妻子說謊。生動地揭露了外表道貌岸然，實質靈魂丑惡的偽君子。

胡也頻小說、戲劇的藝術表現有長處也有短處。它們大多只截取生活中的一個片斷或橫斷面來揭示主題。故事情節比較單純，特別是小說，很少故意去編造大起大落的曲折情節，但有的顯得缺少變化，有沉悶之感。人物描寫大多采用逐步敘述的方法將人物性格描寫出來，結構多采用一個主人公，一條故事線索組成的單線結構方法。這形成他獨特的藝術特色，主要是： (一)心理活動的細膩描寫與粗略的勾畫結合。 《北風里》對青年作者復雜的內心活動描寫非常細膩。如直接寫出主人公躺在被窩里，頭幾次伸出縮進被窩的一連串思想活動：先寫他想看報，想生起大火爐取暖，再寫他想到常常被兩三毛錢困住的窘境，著作者的被人漠視，進而想到是不是要“改途”問題，直至寫出他決意掙扎下去等種種活動，描寫生動逼真。特別是通過人物的觀察和內心活動，一再描寫壁上圓圓的鼠洞，成群耗子的覓食活動，進一步映襯出主人公饑寒交迫的窘境，客舍的冷落和凄涼，使室內的情和景融合在一起。對雜貨店的掌柜，作者只用簡單勾勒的手法，寫他“淡淡的眼光”，“鄙薄的笑意”，“懶懶地說”，卻使他倨傲的神態和愚昧、卑劣的靈魂躍然紙上。 (二)抒情的色調。胡也頻的小說有較濃郁的抒情性和詩的意境。除了一部分小說較接近于抒情散文，大多數作品則是他把主觀感受和愛憎感情熔進具體的描繪之中，因而形成了獨特的抒情風格。以第一人稱寫的《北風里》、 《楊修》等，“我”是獨立的形象，前者是作品的主人公，后者是敘事的主人公，直接反映或滲透著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比較濃厚的抒情氣氛。 《楊修》中，始終有“我”對楊修的同情、關懷以及評價。 《北風里》，通過人物內心活動的細膩描寫，作家的愛憎得到更自由的渲泄。以第三人稱寫的小說，胡也頻同樣重視讓人物傾吐出他內心的感情。 《往何處去》的無異君，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對社會的憤懣之情，可以說是作家的自白。小說中有關社會生活畫面和風景、風俗畫面的描寫，也浸透著胡也頻的情思。如《登高》、 《初戀的自白》、 《中秋節》等取材于作家少年時候的生活，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流露著作家的眷戀之情，描寫往往富于詩的意境。 (三)幽默與諷刺的筆法。胡也頻的作品大多表現人生可悲的事實，他憎恨黑暗社會，憎恨社會的丑類，同情人民的苦難，因而，他的作品往往在悲憤、憂郁中透出諷刺的鋒芒。這在戲劇中表現尤為突出。如戲劇《紳士夫婦》和《鬼與人心》，前者用漫畫和滑稽的手法，使紳士夫婦大為出丑;后者則通過前后情節的對比、人物之間性格、言行對比，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把偽君子的真面目刻畫得入木三分。以上三個主要的藝術特點，都一致地表現了胡也頻強烈的悲憤與憂郁的感情，這一基本風格與他的詩歌是相統一的。

三、后期創作的升華

思想的飛躍

1929年是胡也頻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世界觀轉換重要的一年。年初，他在上?！吨醒肴請蟆犯笨都t與黑》停辦以后，和丁玲籌辦“紅黑出版處”，編輯《紅黑》月刊;又與沈從文合編《人間》月刊。他們邊編輯刊物，邊從事寫作。在第三期《紅黑》月刊上，胡也頻發表了《卷首題辭》，對文藝的使命、文藝的對象以及文藝的產生等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特別強調了創作必須深入地體驗人間苦，也即社會下層勞動者的現實生活。這里初露了胡也頻文藝觀的進步。思想的轉變必然帶來文藝創作的新成果。緊接著，他于5月7日寫出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原名《到M城去》)，它標志著胡也頻世界觀轉變的開始。盡管他這時期還寫了相當數量落于窠臼的作品，以換取稿費，但《到莫斯科去》可以說是他創作上將走上高峰的預兆。

這年夏天，紅黑出版處終因債務高筑，不能維持下去。《紅黑》月刊出了八期， 《人間》月刊出了四期便相繼?？?。胡也頻為著還債，經陸侃如、馮沅君介紹，離開上海，到濟南山東省立高中去教書。他精神飽滿地走上講臺，向青年宣講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介紹馬列主義書籍，為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的影響很快波及全校，“使一個毫無聲息的死寂的學校，在不到兩個月，就變得充滿了朝氣和活力?！痹趯W生心目中，他“不但是個前進的作家，普羅文學的宣傳者，并且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政治活動家?！庇谑菍W校很快“成立了四五百人的文學研究會，并且爭取了‘改組派’的教職員(當時的改組派還是反蔣的)，全校教職員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站在胡老師的一方面。普羅文學成了全校公開宣傳研究的內容?！边€計劃“由學校出經費出版文學月刊?！?魯風：《憶胡也頻在濟南》)胡也頻第一次用馬列主義真理武裝群眾，宣傳群眾，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愛戴，成為群眾的核心人物。這使他不僅看到了馬列主義的巨大威力，而且第一次體驗到蘊藏在群眾特別是青年中象火山一樣的革命熱情和反抗的力量，真正看到了光明的前景。革命實踐使胡也頻迅速向無產階級世界觀轉化。“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我看見那樣年青的他，被群眾所包圍，所信仰，而他卻是那樣穩重、自信、堅定，侃侃而談，我說不出的欣喜?！倍×嵘鷦佣唧w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年青革命者朝氣勃發的精神狀態?！澳愣级脝?”“為什么不懂得?我覺得要懂得馬克思也很簡單，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個立場?！焙差l所以有這樣堅定的信仰，和他走過的“辛苦的路”，和他的思想氣質是分不開的。

1930年5月，學校斗爭形勢迅速惡化，山東反動當局準備逮捕他。于是，他連夜搭車，重返上海?；氐缴虾：?，胡也頻立即加入“左聯”，被選為執行委員，并任工農兵通訊運動委員會主席。同年冬天，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又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胡也頻勇猛前進的步伐，使他的友人很不理解。沈從文在后來的《記丁玲》一文里說：“兩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內觀聽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難于置信的報告統計文件中，真使人為他發愁以外還稍微覺得可憐可憫?！⒎抢碇堑木駬瘛２贿^由于過分相信革命的進展，為一束不可為據的軍事報告與農工革命實力統計所迷惑，為‘明日光明’(也頻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的憧憬所動搖，徹底的社會革命公式把它弄得稍稍胡涂罷了……”其實糊涂的倒是這位友人自己。胡也頻向革命轉化絕不是偶然的。1929年至1930年，黨領導的農村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斷深入，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不斷擴大;一年多文藝問題的論爭，以及“左聯”的成立，無產階級文學進入了新的階段，胡也頻從它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越來越深的影響;他大量閱讀馬克思文藝理論和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在濟南又有了一段革命實踐的經驗，加上個人生活經歷等等?？梢姡差l的轉變有著堅實、深厚的思想基礎和生活基礎。也是這位友人曾經擔心這一“特別強悍了一點”的海軍學生，是不是適宜于文學呢?事實上，胡也頻轉向革命后，他的文學創作才沖出了危機，迅速得到了升華。1930年5月，他寫出《<到莫斯科去>序》一文，尖銳地指出文壇上存在的忽視階級斗爭的社會現實，文學家貪戀于個人主義生活等問題，提出深入體驗無產階級生活和意識，以促進新文學產生的主張。這也是胡也頻對自己前期文藝觀和創作實踐的總結與批評。正是由于革命文藝觀的確立，胡也頻更加自覺地以文學為革命服務，寫出了《光明在我們前面》。這是胡也頻躍上創作新高峰的里程碑，是他的代表作。這表明，世界觀對一個作家文學創作的決定性作用。

新的開端——《到莫斯科去》

《紅黑》月刊1929年第7期上發表了這一小說的一至三章，同時發表了丁玲的短文《介紹<到M城去>》。丁玲強調指出：“《到M城去》——只要知道這M城是一個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見這一篇小說的思想所集中的焦點了。”在當時，莫斯科這個紅色的象征，它是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又是國民黨反動派極端痛恨的地方。作品的題目就帶有強烈的革命號召力和鼓動力，所以發表后，在不滿舊社會現實的知識青年中擁有相當多的讀者。它表明胡也頻已有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驚人的勇氣。“是一個認真追求、嚴肅生活、勇敢切實的革命者?！?br>
小說以女主人公素裳同革命者施洵白相識、相愛、傾向革命，決定一同到莫斯科去的過程為主線來組成復雜的故事。素裳是國民黨政客徐大齊的妻子。徐大齊差不多把整個心思都耗費在政治上的角逐，素裳常常一個人寂寞地過著“太貴族了”的豪華生活。她苦惱、厭倦，希望“有一點工作”，有獨立的生活地位。這時，她認識了施洵白，為他不凡的外表、高尚的人格所傾倒，而施洵白也被她的不平常氣質所吸引，他們很快成了朋友。素裳不時在內心里拿他和丈夫作比，開始對丈夫、對自己的閑暇厭惡，只想著投身到另一個新天地，做一個最徹底的“康敏尼斯特”，而引導她走這條路的便是施洵白。他們相愛以后，決定共同到莫斯科去。可是就在他們要離開的前夜，施洵白被徐大齊暗害了。新的仇恨使素裳毅然決定要“繼續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經充滿著無數犧牲者的路，紅的，血的路?！?br>
通過素裳的思想轉變，胡也頻第一次在作品里明確地為不滿現實，追求個性解放的青年知識分子指出了一條革命的道路，熱情洋溢地歌頌了為革命獻身的共產黨員。施洵白被暗殺的事實，反映了現實生活中革命和反革命的尖銳對立，揭露了蔣介石殘酷鎮壓革命的罪行。小說表現的思想內容和革命熱情，樂觀精神，在胡也頻前期創作中是從未有過的，它顯示了作者敢于革新的精神?？梢哉f，這是胡也頻向革命現實主義邁進的新開端。蘇聯的馬特柯夫曾評論說：“這篇小說較之以前的作品向前跨進了一大步?；仡櫲嗄昵埃@樣的作品的確是走在時代的最前列的。”(《論中國革命作家》)

胡也頻對女主人公素裳的塑造是下了功夫的。作為一個國民黨新貴的夫人，素裳怎樣走“到莫斯科去”，這是人物性格描寫的中樞，影響作品的成敗。小說寫她美麗、聰明，感情熱烈，充滿了生命力，對文藝有獨特的見解。“完全是一個未來新女性的典型?！彼倪@些特點是由作品中人物葉平一下子介紹出來的。具體的描寫，則側重于在一座闊氣的洋房里，由人物的生活、思考中去進行。她生活天地狹窄，除了丈夫，便是和幾個熱心于戀愛、熱心于“性”解放的女友，以及一個崇拜她的大學教師葉平交往。為了消愁解悶，她大量地閱讀外國文學名著，并作出自己的評價。她特別對包法利夫人的墮落不滿，幻想創作一個超凡的女人。就在這時，施洵白出現了，她的生活開始發生轉折。素裳的轉變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在她身上閃耀著作者理想的光芒?？墒菍λD變過程的描寫是不夠自然的，人為的痕跡比較明顯。她與丈夫徐大齊由結合到離異整個思想感情的變化，描寫過于簡單，他們之間除了各自的思考或行動外，幾乎沒有任何的正面沖突，兩人始終相敬如賓。促使她在幾天內采取果斷行動，遺棄丈夫，背叛本階級的原因，一是厭倦貴夫人生活，二是外國文學名著的熏陶。而直接的導火線則是施洵白的教育。作家雖然用了許多篇幅寫施洵白與素裳關系的發展，寫他們一起談論，一起逛西山，看畫展等等，可這一切活動，與其說是對素裳進行革命教育，倒不如說是在談情說愛。因此，可以說素裳是為了愛情而走向革命，她的轉變缺乏厚實的思想基礎。作品仍然沒有擺脫當時“革命加戀愛”的公式。

胡也頻一貫注重細膩地描寫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動，在這篇作品里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他對素裳的心理描寫是作了多種努力的。作家讓她在書房或躺在床上獨自沉思，有時觸景生情，由周圍環境引起種種聯想;有時對文學作品默默地品評，從大段大段的“想著……”里，展示她的熱情、苦悶和見識。這種描寫手法，便于集中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但又使小說缺乏吸引人的情節和動作，顯得沉悶、枯燥。胡也頻也注意到描寫人物的動作表情反映其內心的活動。比如，她傾心于施洵白以后，對徐大齊的不耐煩情緒、對施洵白到來的喜形于色，都可窺見一斑，但這類描寫畢竟太少了。為了彌補不足，胡也頻在第四節中，特意對“書房和客廳簡直是兩個世界”做了對比描寫。在客廳里，杯盤狼藉，煙氣充溢，徐大齊和同僚們在高談闊論，把客廳變成一個瘋狂的社會;而書房里，溫暖、安靜，情趣高雅，素裳和施洵白、葉平在傾心談論革命和世界名著。兩種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方面映襯出素裳與徐大齊截然相反的思想性格;另一方面揭示了素裳產生厭惡政客生活等心理活動的客觀條件。

作家在作品里兩處描寫素裳對包法利夫人道路的否定，對素裳將走什么道路起了鋪墊和暗示的作用，達到了小中見大的效果。胡也頻能夠站在時代的高度去處理人物面臨的抉擇問題，使作品具有革命現實主義因素。但他也有片面性，即沒有認識到包法利夫人的墮落，主要是她生活的時代造成的，關鍵在改造社會。所以他筆下的素裳，過多地局限于家庭生活，而對她身邊操著生殺權的國民黨委員所做的一切，毫無知覺，這也是使人物思想轉變缺乏生活依據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也頻善于在作品里表現自己的生活體驗、愛憎感情。比如小說中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批判，對施洵白個人經歷的描述，都活躍著作家的身影、作家的思想。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對施洵白的描寫，傾注了自己的革命熱情和勇往直前的戰斗精神。

但相比之下，施洵白形象的描繪，更為蒼白無力。胡也頻第一次塑造革命者的形象，這無疑是大膽的嘗試。但由于他不熟悉革命者的生活，剛學到的許多革命理論，尚未與實踐結合，因而施洵白的性格特點沒有得到具體生動的描繪，缺乏個性化的動作和語言，有較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但作家敢于突破自己過去經常描寫的題材，突破舊的格局的創新精神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胡也頻對自己的弱點有清醒的認識，在該書序上，他特別強調要深入體驗無產階級生活和意識。

代表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及其他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寫于1930年春天。這時候的胡也頻已參加了實際革命斗爭，積累了一定的生活實感。因此，小說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達到了新的高度，成為他的代表作。小說頭兩節最早發表在武昌出版的《日出》月刊創刊號上。該刊因此立即在南京、武昌兩地遭到反動當局的扣留，也就此?？Ｍ?0月出版了單行本以后，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立即受到了好評，隨后被譯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

“五卅”運動是我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愛國斗爭。小說真實地描寫了北京人民群眾在這一偉大斗爭的影響下，掀起的反帝愛國的革命風暴，熱情歌頌了人民群眾高昂的斗志和巨大的威力，憤怒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在群眾運動中，一切黨派、階級、階層的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經受著考驗。小說主要描寫青年共產黨員劉希堅和白華的愛情波折，展現了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對立和對待群眾運動的不同態度。書中出現的劉希堅已經從無政府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并且是黨的骨干力量;而他的戀人白華，依然是無政府主義的忠實信徒。她認為“安那其主義比其他主義要更高超”，因此，她對劉希堅心中只有馬克思和列寧很有點憤然，不理解他為什么改變信仰。劉希堅每次耐心幫助她，都遭到了反對。所以他們每次會見，總成為三個階段：開頭是歡喜的握手，中間經過爭論，隨后用喜劇煞尾。這種辯論、爭執，成為他們愛情跨前一步的障礙。劉希堅深深為此苦惱。但他們誰都不愿意為了愛情改變或放棄自己的信仰。促使白華發生根本轉變的契機，便是“五卅”慘案的發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也頻運用這一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把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放在急風驟雨式的群眾革命實踐中加以考驗，這是富有獨創性的安排。劉希堅和他的同志，艱苦踏實地工作，把群眾運動推向高潮;而無政府主義者們則高談闊論，把革命掛在口頭上，做著羅曼蒂克的所謂“新村”的幻夢。他們背離群眾愛國運動的言行，大大挫傷了白華熱切要求革命行動的激情。她開始懷疑、苦悶、彷徨。革命的現實很快使她覺醒，她終于沖出無政府主義的樊籬，與劉希堅并肩戰斗。小說通過這一中心故事，有力地揭穿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反動性和欺騙性，熱情贊揚了共產黨員不畏艱辛的戰斗精神，表達了作家對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堅定信念。對白華轉變過程和青年革命者紛紛準備到農村、工廠去的描寫，又向廣大青年指明了應該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拔逅摹鼻昂螅蹏髁x加緊擴大侵略勢力，我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新文化運動迅速興起，各種思潮蜂擁而進。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地吸取一切外來的新知識，一時分不清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尼采、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列寧幾乎是同樣吸引著他們，而無政府主義也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很容易迷惑一些幼稚而狂熱的青年。他們中有的經過個人奮斗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則投靠了國民黨，對革命起了破壞作用。胡也頻的小說對幫助青年認識和擺脫無政府主義等各種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小說還描寫了一對青年夫婦，平時鉆在“象牙之塔”里寫作，革命風暴掀起后，他們主動參加斗爭。他們的轉變表明在階級對立的社會，“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文藝觀是站不住腳的，他們以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作品概括了深廣的社會內容，這是胡也頻政治思想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五卅運動時期，胡也頻生活在北京，而當時卻沒有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這正是受他本身狹小的生活天地和世界觀上的弱點所局限。

與《到莫斯科去》相比，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有著明顯不同的藝術特色。

如果說， 《到莫斯科去》側重于把人物放在書齋里討論和思考;那么，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則側重于把人物放在革命斗爭的激流中，放在矛盾沖突的漩渦里，通過人物自身的動作，逐步展示人物主要的個性特征。這比起前者來，人物形象更豐滿、更典型、更有新意。小說對白華和劉希堅個性刻畫，先是讓他們在兩種主義的嚴重分歧上，表現各自的性格特點。白華風姿嫵媚、溫柔，性格天真熱情、坦率堅定，有時近于任性和驕縱。她愛劉希堅，在他們和平共處時，她對劉希堅常常閃著“嫵媚的微笑”，或者“又聰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墒且坏┌l生“戰爭”，她便現出“冷淡的神色”或是“憤然的樣子”，用一種近乎急躁的聲音，“仿佛是在鄙夷”、“逼迫”的談話，堅持她的論調。她倔強，執拗的性格，來自她對無政府主義的盲目崇拜，以為靠無政府黨可以擔負改造社會的使命，因而她不容易被人勸服。胡也頻沒有把她的轉變寫得輕而易舉。這樣，她的轉變比起《到莫斯科去》的素裳來更為真實，更有說服力，既讓人看到思想改造的艱苦歷程，又顯示了共產主義真理的巨大威力。胡也頻把白華思想轉變的關鍵環節，設置在“五卅”運動中，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發展邏輯的。在革命激流中，血的事實使她看清了現實的殘酷，她熱情、真誠的性格，使她要立刻投入戰斗，而她自己的“同志”卻“都自由去了”，留她一人孤軍作戰，包攬宣言的起草、刻印和散發。只有這時，她才可能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和動搖，并決定找一條出路。她想得到劉希堅的幫助，但她不是盲目投降，而是看完了從劉希堅處借來的馬列主義書籍后，才徹底從幻想里拉了出來，開始“她的一頁新的歷史?！边@樣，她轉變的思想意義得到了升華：這是共產主義的勝利，而不是劉希堅個人的勝利。

劉希堅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他在政治與愛情、理智與感情發生沖突時，他政治立場堅定，又不簡單、粗暴。他深深愛著白華，急切希望她改變信仰，但又能耐心、冷靜地處理矛盾沖突。每遇分歧，他先是“尊重地解釋”，或必要的“辯駁”，如果白華開始變臉，他的聲調就“越變謙和了”。他讓步，但不妥協。沖突使他內心常感痛苦，可他又能全身心投入斗爭。正是他和自己同志所做的努力，推動了運動的發展，也推動了白華的轉變。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之一，作家還注意寫他不同于一般黨員，在階級斗爭急風驟雨的關鍵時刻，他具有遠見卓識，能準確把握運動發展的趨向，預見到風潮將擴大到全國。小說對他的刻畫基本是成功的。他比《到莫斯科去》的施洵白，更為血肉豐腴，個性鮮明，在新文學開創時期是一個難得的收獲。

小說對次要人物的描寫，以簡潔的筆觸，勾勒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突出一二件事，注意表現人物的言行，以少總多，粗中有細。對張鐵英、王振伍落墨不多，卻具特點。對“象牙之塔”里的夫婦，描寫不簡單化，他們變化的程度和他們支持革命的方式，寫得自然而有分寸。

如果說《到莫斯科去》比較精細地描寫了個人家庭生活畫面，那么，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則很有氣魄地描繪了群眾運動的大場面、大事件。小說第二十節描寫北京城總罷業斗爭的大場面，既有全城和鬧市中心的鳥瞰，又有個別角落、個別人物的特寫。其中突出寫了東四牌樓馬路上一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激憤地宣講八國聯軍罪行的動人場面，又寫了白華在東單牌樓馬路中心出色的演講，以及白華與劉希堅會見等，寫得錯綜復雜，但主次分明。又如第二十一、二十二節描寫抵制英日貨的運動，是通過劉希堅的視線來展現場面的。它既反映了群眾高昂的情緒，又表現了劉希堅始終和群眾站在一起的革命作風，這些場面又同整個故事的發展銜接在一起。它先寫院里學生、伙計、掌柜、女掌柜等一起焚燒外國貨，再寫北京街頭抵制英日貨的種種活動。前者重點描寫掌柜夫婦互相爭論，激將對方拿出衣物里的外國貨當院燒毀。對女掌柜的描寫生動、感人。一個平日只知“要錢”的女人，由嫉惡帝國主義，竟變得異常堅決、豪爽，“近于革命的人物”，表現了她思想性格的發展變化，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后者著重面的介紹，由商店門面的變化，到學生的檢查等等。隨后便是抒寫天橋大荒地上“紅色的夜”。這是群眾焚燒英日貨的高潮，其中重點描寫了烈火和點燃烈火的群眾，展現出一幅宏偉壯闊的愛國斗爭畫面。結尾再著重寫白華的感受，思想的徹底轉變。作家始終把人物描寫和場面描寫結合起來。

如果說， 《到莫斯科去》常常透過敘述和描寫傾泄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則是作家常常禁不住地站出來抒發內心熾熱的感情，因而抒情的特色更加濃重。后半部中有許多獨立的象政治抒情詩或散文詩一樣的段落，“充滿了緊張、急劇、破碎的力量，”(張秀中： 《讀<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形成了急驟的旋律，奔騰的氣勢?？梢哉f是當時新文學上少有的別開生面的“特殊風格”。在這里，胡也頻的創作個性表現得最為充分。丁玲后來評價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的后幾段，我以二十年后的對生活、對革命、對文藝的水平來讀它，仍覺得心怦怦然，驚嘆他在寫作時的氣魄與情感。”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以它深廣的思想內容，鮮明的人物形象，波瀾壯闊的場面和詩一樣的語言，形成了雄偉、奔放，清新明快的戰斗風格?！叭钾灤┲鴺酚^主義的精神和為光明未來而斗爭的呼喊，象站起來的人民的凱歌，象中國黎明的晨鐘?！?馬特柯夫《論中國革命作家》)。它不僅標志著胡也頻創作上的升華，是一部較成熟的革命文藝作品，而且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果說藝術上有缺點的話，那是由于作家參加革命實踐不長，生活實感還不十分豐富所致。有的地方，作品思想傾向過于外露，不是通過人物、情節、場面的自然流露，而是直接說出，使人感到枯燥、沉悶，有說教之嫌。

“以前不明白為什么要寫，不知道寫什么，還寫了那么多，現在明白了，就更該寫了。”胡也頻出于這種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中，仍擠時間寫作。在1930至1931年1月被捕以前，還寫了短篇小說《黑骨頭》兩篇和《犧牲》、《同居》等。這些作品從內容到技巧都有新的開拓、新的探索，完全擺脫了舊有的格局，都是胡也頻的優秀之作。第一篇《黑骨頭》，描寫青年工人阿土的覺醒、反抗，發表在《現代學生》第一卷第二期的初版本上。發表后，立即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再版時，編者保留原題目，內文掉換了作者另一篇題為《浪花》的小說，以青年婚姻不自由為題材，筆名改為“野萍”。因此，才有了兩篇內容截然不同的《黑骨頭》。第一篇《黑骨頭》在胡也頻就義后不久，被翻譯成日文，介紹到日本。而在國內直到1962年以前未再出版過。這個短篇通過工人阿土的覺醒、反抗，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狀況。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受苦的根源是藍眼睛和拖木屐的白骨頭們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者;清醒地認識到“要革命才行呢”，對革命的前途充滿著信心。阿土犧牲了，但革命的隊伍在繼續壯大，“象阿土這樣的黑骨頭，現在是繼續著，一天天地在我們這個小縣城里出現了?！边@是胡也頻對革命前景的展望，寫得悲壯而不消沉，筆調樸實自然，通俗流暢。胡也頻這時擔任左聯工農兵通訊運動委員會主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能適合工農兵的口味。

胡也頻犧牲后，他的短篇《同居》才發表于左聯機關刊物《前哨》1931年第1卷第1期上。小說以革命根據地人民生活為題材，描寫根據地人民的新觀念、新風尚、新生活，筆調歡快清新。由于沒有生活實感，人物描寫、矛盾沖突的處理，都較簡單。但在當時，它對擊破國民黨反動派誣蔑根據地的種種謠言起了重要作用。這是目前已經發現的最早幾篇反映革命根據地生活的作品之一，應當得到珍視。

四、最完美最偉大的詩篇

胡也頻，這位年青的共產黨員、優秀的左翼作家，正當他完成了世界觀轉變，寫出一篇篇光彩照人的文學作品的時候;正當他整裝待發，準備去江西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正當他滿懷激情去完成一天工作的時候，黑暗的魔爪已經向他伸來。

1931年元月17日，他在參加黨的一個會議時，由于叛徒出賣，不幸被帝國主義巡捕房逮捕，立即被引渡到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2月7日晚上他和其他四位左聯優秀戰士一起在龍華壯烈犧牲，年僅28歲。他的最完美最偉大的詩篇，是用生命和鮮血譜寫成的。反動派可以奪走他年青的生命，卻無法扼殺他的革命精神。就在他犧牲的當天，他寫信給丁玲，告訴她“牢獄的生活并不枯燥和苦痛，有許多同志都在一道，這些同志都有著豐富的生活經驗，他天天聽他們講故事，他覺得他有很大的寫作欲望，他相信他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他要丁玲多寄些稿紙給他。他說：“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還年青。他也不會讓他的青春就在牢中白白過去?！彼谛诺那懊鎸懮稀澳贻p的媽媽”，信的后面署名“年輕的爸爸”。他在信里，留下了一個勇猛、堅強、熱情、忘我的共產黨人的崇高形象，留下了一縷高貴的感情給“年輕的媽媽”，也同樣鼓舞了活著的人們。

他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被捕時，他仍穿著朋友借給他的一件袍子。他留下的遺物，只有兩紙當票。可他過去卻沒有“為錢、為缺衣少食、為個人前途而皺過眉，擔過心，或郁郁不樂。他總是不倦的讀書、作詩、寫文?！?br>
他和柔石、殷夫等五位烈士的犧牲，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左聯”連續發表了抗議和宣言，魯迅悲憤地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為了忘卻的記念》，痛斥帝國主義反動派“圍剿”革命文化，殺害左翼作家的法西斯暴行，得到了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支持。許多左翼文藝戰士踏著烈士的鮮血繼續前進，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使反革命文化圍剿一敗涂地，左翼文藝隊伍在敵人摧殘中更加壯大起來。事實證明：先驅者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胡也頻雖然犧牲了，但他不愧是中華民族的俊杰雄才，他給人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嘔心瀝血寫下的大量作品和一個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所具備的崇高品格。

胡也頻離開我們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時間可以如行云流水般逝去，烈士用鮮血澆灌的革命文藝之花永遠不會凋謝;烈士創立的業績和遺愿永遠銘刻在人民的心里。他的英名，永遠啟示我們不斷奮斗，不斷前進。

注釋

附錄一 胡也頻著作目錄

《圣徒》 (短篇小說集),1927年9月新月書店初版。

《活珠子》 (短篇小說集),1928年4月光華書局出版。

《鬼與人心》 (戲劇集),1928年4月開明書店初版;1931年10月開明書店三版。

《往何處去》(短篇小說集),1928年9月第一線書店初版。

《詩稿》(短篇小說集),1928年9月25日現代書局出版;1933年6月1日現代書局再版;1937年張鑫年出版,即現代書局本之翻版; 1939年9月新安書局出版。

《消磨》 (短篇小說集),上海尚志書屋出版,原書無出版年月,從作者的《編后題記》推算,約在1928年底出版。

《也頻詩選》 (詩集),《紅黑叢書》之一,1929年1月紅黑出版處發行。

《牧場上》(短篇小說集),《二百零四號叢書》之三,1929年3月20日遠東圖書公司出版。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短篇小說集),《新世紀文藝叢書》之一,1929年9月光華書局出版。

《四星期》(短篇小說集),1929年10月31日華通書局初版。

《別人的幸?！?戲劇集),1929年12月8日華通書局出版;1933年2月華通書局再版。

《一幕悲劇的寫實》 (中篇小說),《新文藝叢書》之一,1930年1

月中華書局出版。

《到莫斯科去》 (中篇小說),1930年6月光華書局初版。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長篇小說),1930年10月20日春秋書店初版。

《一個人的誕生》 (本書收胡也頻的短篇小說兩篇,丁玲的兩篇),1931年5月新月書店出版。

《也頻小說集》,1936年1月大光書局初版,1937年7月大光書局再版。

《胡也頻選集》,1951年開明書店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胡也頻小說選集》,1954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1957年1月第二次印刷,1957年10月第三次印刷。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文學小叢書》第二輯之四十五,195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版。

《胡也頻未收論文和作品選刊》,《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2輯1962年8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一版。

《胡也頻選集》(上下冊),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附錄二 胡也頻研究論文目錄

《被難同志傳略——胡也頻》,1931年4月25日《前哨》第1卷第1期。

沈從文《記胡也頻》,1932年6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張秀中《評<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收入《胡也頻選集》下冊,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蜂毅《丁玲、胡也頻在濟南》,1933年7月北平《文學雜志》第1卷第34期。

西陽《憶胡也頻與丁玲》,1934年1月《文藝戰線》第2卷第4期。

阿英《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中《作家小傳·胡也頻》),1936年2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初版。

唐弢《新文學的腳印》, 1947年8月5日版《文藝復興》中國文學

研究號(下),其中第三、四節為關于柔石、胡也頻書話。

魯風《憶胡也頻在濟南》,1951年1月《人民文學》第3卷第3期。

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第八章第一節:胡也頻小說。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上冊)第七章第一節: 《暴露與歌頌》中論及胡也頻的詩;第八章《多樣的小說》論及胡也頻的小說。馬特柯夫(蘇聯)《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1954年4月《文學評論》第2期。

馬特柯夫(蘇聯)《論中國革命作家》,1959年7月《作品》7月號。

瞿光熙《胡也頻兩部革命小說發表的周折》,1960年5月26日《新民晚報》。

丁景唐《胡也頻的著作和手跡》,1962年3月20日《圖書館》第1期。

丁景唐《胡也頻烈士的優秀小說<黑骨頭>》,1962年6月10日《學術月刊》6月號。

胡少璋《胡也頻的少年生活》,1963年11月《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3輯。

王保生《試論胡也頻的創作》,1981年3月《文學評論叢刊》第8輯。

《左聯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增訂本),1981年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余仁凱《“文藝的花是帶血的”——論胡也頻的創作道路》,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也頻選集》上冊。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

丁玲《胡也頻》。

丁玲《也頻與革命》。

以上三篇收入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也頻選集》上冊。

周良沛《一個真實人的詩——序<胡也頻詩稿>》收入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也頻選集》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