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研究概述·漢代的賦論

我國辭賦產生于先秦。而辭賦的研究與評論則始于漢代。第一個對賦作出理論概括的是司馬相如。接著司馬遷、漢宣帝、揚雄、班固、王充都對辭賦作了論述。他們主要探討了下述幾個問題。

第一，探討了賦的本質與淵源。班固就指出，賦的本質特征是“不歌而誦”?！百x者古詩之流也”，賦與古詩一樣，都有諷與頌的功能，都可以對政治產生積極影響。賦與古詩性質相同，詩賦同屬一個大類。賦與古詩的區別只在于詩可歌，賦則不歌而誦罷了。賦就是淵源于詩的不歌而誦，是春秋時期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發展，“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諭其志”?！按呵镏?，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漢志·詩賦略敘》)。賦就是這樣產生的。漢人去古未遠，他們對音樂與詩歌的密切關系還十分清楚。因此，他們指出的賦的本質與淵源是符合于實際的。

第二，指出了賦的藝術特質是“宏麗”。司馬相如就指出，“賦家之跡”是“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即賦必須詞采華麗，音韻鏗鏘?！百x家之心”是“苞舉宇宙，總攬人物”，即賦家要有巨大的藝術想象力與總體把握大千世界的藝術概括力，要能囊括宇宙，總攬萬物于賦中。司馬遷指出司馬相如賦的特點是“靡麗多夸”，“多虛詞濫說”。揚雄更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賦雖有“麗則”、“麗淫”之別，而其共同特點是“麗”，是“極麗靡之詞，宏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班固也指出枚乘、司馬相如、揚雄賦的特點是“競為侈麗宏衍之詞”。這就概括了漢賦的共同特質是崇尚宏大之美。認識賦的特質是“宏麗”，是漢人文學觀念的重要發展。漢代辭賦興起，而辭賦要求“宏侈巨衍”，這就促使漢人的文學觀念發生變化，使之由“辭達而已矣”發展為“極麗靡之間”，從而使漢人逐漸將文學與經史子分開而形成“文章”的概念。這是漢人文學觀念的一個飛躍，而這個飛躍首先出現在賦論之中。

第三，強調賦的社會功能是諷與頌 (或稱美與刺)。漢人論賦，對賦的社會功能好像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派。班固強調賦可以“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司馬遷肯定司馬相如的賦也是因為“要其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而揚雄則批評賦“勸百而諷一”，“極麗靡之詞，宏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實際是“勸而不止”。班固也批評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的賦是“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對屈原的評價也好像是對立的兩派。劉安、王逸極力肯定屈原，說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說他是“絕世之行，俊彥之英”。而班固則批評屈原“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是“貶絜狂狷景行之士”。這兩派意見好像水火不容。其實，他們強調賦必須具有美刺諷頌的社會功能則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的分歧只在對“詞人之賦”的美刺諷頌作用評價不同而已。肯定者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是“雅頌之亞”。而否定者認為是“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是“麗以淫”。分歧不過如此而已。從此可以看到儒家“詩教”對賦論的重大影響?！叭寮艺撛?，不過美刺二端”(程廷祚《詩論十三·再論刺詩》)。漢人論賦就是以這種“詩教”為依據的。故劉安肯定《離騷》是“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王逸也是肯定“《離騷》之文，依五經以立義焉”。司馬遷肯定司馬相如的賦是“與詩之諷諫何異”。班固也是肯定漢賦為“雅頌之亞”。而揚雄批評漢賦，是因為它“沒其諷諭之義”。班固批評屈原，也是因為他“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不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正是就賦的美刺諷頌的社會功能說的。因此，漢人詩賦連稱，把賦看做與詩是同一性質的文體。漢人這一賦論，對后世影響非常深遠。在理論上一直被許多賦論家所承襲，作為衡量賦的尺度。在創作實踐上也為賦家所遵循，自覺地把賦作為諷與頌的工具。力求把賦寫得具有諷與頌的作用。

漢代賦論是賦論的濫觴。一開始就探討了賦的本質與淵源，賦的特質與功用，評論了作家作品，為賦論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