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漢至唐中葉: 《史記》研究的創始時期

《史記》撰成后抄為正副兩本，正本 “藏之名山”，副本呈交朝廷。漢廷珍藏而不輕易示人，副本遂成宮中秘籍。司馬遷死后，正本傳至楊敞家中。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司馬遷傳》)

《史記》 流傳后，學者們紛紛為之補續。因為《史記》是通史，但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以后的史事則無。另，《史記》傳播后即有殘缺，十篇有錄無書，應予補全。最早補續《史記》的是西漢史學家褚少孫，一般認為《史記》中凡標有“褚先生曰”者，即出自他的手筆。爾后，補續《史記》的據說還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史岑、班彪等10余人。

為《史記》作注，始于東漢延篤。他曾作《史記音義》，但書成不久即佚。又有無名氏的 《史記音隱》，隋唐之前也已亡佚。晉人徐廣撰《史記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初有發明”(《史記集解序》)。劉宋裴骃嫌其簡略，又博采經傳百家及先儒之說，作《史記集解》80卷，比徐注更加廣泛深入。隋唐時期為《史記》作注者大增，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司馬貞和張守節。司馬貞以裴骃《集解》為基礎，求異聞，采典故，解裴氏所未解，既釋文義，又加音注，并作述贊，撰成《史記索隱》80卷。張守節既為《史記》原文作注，又為《集解》、《索隱》作注，寫成《史記正義》三十卷。裴、司馬、張三家注先后遞補，相得益彰，為后人研讀 《史記》提供了很大幫助。

對《史記》的分析評議也開始進行了。最早評價《史記》的當推揚雄。他在《法言》中推許《史記》，認為其價值超過了《淮南子》，但又批評司馬遷“多愛不忍”，“多愛愛奇”?；缸T、衛宏、王充等人對《史記》也有評說。不過，漢人評《史記》當以班氏父子最具有代表性。班彪曾作《史記后傳》，班固則仿《史記》體例斷漢為史，并為司馬遷撰寫了一篇近7000字的傳記，為后人研究《史記》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班氏父子對《史記》褒貶皆有。既稱贊司馬遷善敘事理，文質相稱，有“良史之才”，又批評《史記》“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既贊揚《史記》“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又指責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漢書·司馬遷傳》)。班氏父子的評議涉及《史記》研究的不少領域，所論對后世影響很大。一方面，他們為司馬遷立傳，并初步肯定了《史記》的價值與成就，給后來《史記》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另一面，他們對《史記》的批評，尤其是對司馬遷思想觀點的三點非難，幾乎成了古代《史記》評價的基調。以后有不少學者祖述其說，對司馬遷和《史記》橫加指責。如潁容有“多闕”之譏，王允有“謗書”之議，裴骃、劉勰等人也沿襲班氏之說而譏評《史記》。不過，對班氏和王允的評議，反駁者代不乏人。如王肅、裴松之就認為司馬遷直書漢武過失，“何謗之有”?(《三國志注》卷六)。葛洪盛贊司馬遷秉筆直書，不同俗見。“其評論也，實原本于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班固之所論未可據也”(《抱樸子·內篇十》)。

另外，晉人張輔作《班馬優劣論》，從文辭煩省、褒貶勸戒和體例上的創造與因循等幾個方面論證班不如馬，由此提出了“班馬異同”這一研究新課題。還有，隋人王通在《中說》中批評司馬遷寫史改易古法，紀傳為體，稱“史之失自遷、固始，論繁而志寡”。在唐宋學者中引起很大反響。

唐代史家劉知幾以史學評論見長，他在《史通》中對《史記》評議頗多。他對司馬遷首創紀傳史體之功以及《史記》體制宏闊、內容詳備的特點給予了高度評價。而對《史記》的取材、敘事和各部分的編纂體例、方法等具體問題，則批評多于褒獎。由于劉知幾從歷史編纂學和史學發展史的角度對司馬遷及其《史記》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議，視野開闊，見解新穎，突破了漢魏六朝《史記》評論的模式，對以前的不少論題也有所深化，因而把《史記》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從漢至唐中葉，《史記》的影響在逐步擴大，對它的注解、評議也在逐步展開，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績。為后來《史記》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但由于受經學和玄學的影響和某些政治因素及時代風尚等不利因素的作用，隋唐之前《史記》的流傳并不廣泛，學術地位也不很高，甚至排在《漢書》之下。而對《史記》的評論，除班氏父子和劉知幾外，其他文人學士大都是只言片語，既不系統，更不深入。這種狀況表明《史記》的價值還沒被人們充分認識，其研究工作還處在起步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