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

自1928年開始，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開始了大規模的科學發掘殷墟的工作，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暫告停止。這次發掘工作，持續十年之久，先后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工作。其發掘規模之大、出土遺物和遺跡之豐富精美，不僅在我國，就是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罕見的(有關殷墟十五次科學發掘之詳情，請參見胡厚宣： 《殷墟發掘》，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

就是在前中央研究院科學發掘殷墟的過程中，我國近代科學意義的歷史考古學由 “萌芽”狀態起步，經過不斷地探索和總結，逐步“形成”了我國近代田野考古學的科學體系，并進一步走向了它的“成熟時期”。

無獨有偶。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史前考古學，即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也與此約略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它們的“萌芽時期”，并進入了以 “地層學”為標志的近代考古學“形成時期”。

我們曾經說過，1840年至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我國近代史時期，真正科學意義的近代考古學，在我國還沒有形成，尚處在“蘊釀時期”，即金石學研究的古器物學研究階段。而五四運動以后，即在我國歷史進入了現代史階段的初期，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左右，我國近代考古學(包括史前考古和歷史考古學) 作為一個整體，在我國已是水到渠成，經過“萌芽時期”，并很快地 “形成” 了。

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引入“古器物學”研究領域，從而使 “廣義的金石學”被納入了考古學研究的軌道，成為考古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而自宋代形成的傳統金石學，曾一度為學術界的泱泱大國。但自成為近代考古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后，傳統的金石學也就不復存在了。而做為“廣義金石學”研究的最核心學科——甲骨和青銅器的研究“皈依”了近代考古學，就完全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