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學·鄭樵與《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國古代繼《史記》之后，又一部紀傳體通史。

作者鄭樵字漁仲，號溪西遺民，因其在夾漈山結廬讀書、講學30余年，故時人又稱他為夾漈先生，他是福建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據近人考證，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59歲。他一生不事科舉，專門讀書。16歲喪父之后，更加遠離人事，與堂兄鄭厚筑室夾漈山，“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并認為，“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夾漈遺稿》中《獻皇帝書》)雖然，其堂兄鄭厚中途棄學就仕，但這絲毫沒有動搖鄭樵讀書的初衷，他一直在這里潛心用功了30來年。在這30來年中，他邊讀書邊著述，名氣越來越大。這時，他有感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詩：“恐君百歲后，泯滅人不聞。賴藏中秘書，百代無湮淪。”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寫了一份，并寫了一通《獻皇帝書》，一齊上奏朝廷。他在《獻皇帝書》中，詳敘了他的治學和著述情況：



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

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 《書辨訛》，作 《詩傳》，作 《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略》，作《刊謬正俗跋》。(按即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

三年為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 《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 《梵書編》，作 《分音》 之類。

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 《春秋列國圖》，作 《分野記》，作 《大象略》; 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鑒》，作 《采冶錄》，作 《畏惡錄》。

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 《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 《圖譜志》，作 《圖書譜有無記》，作 《氏族源》; 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見 《夾漈遺稿》卷二)



據上可知，鄭樵在30年間，共完成了四十二種著作。他當時還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獻皇帝書》中繼續寫道：



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志》;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 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同上)



這里提到了八種書，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種，恰是五十種書。

據《宋史》卷四三六《鄭樵傳》，我們知道鄭樵向朝廷獻書是紹興十九年(1149)的事，其時，鄭樵46歲。由于其所上書，“詔藏秘府”，鄭樵“益厲所學”(以上引文均見《宋史·鄭樵傳》)。他在繼續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時，逐步產生了修一部“可為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的史書的打算。(見《夾漈遺稿》卷二《寄方禮部書》)由于歷史上的前車和現實處境，鄭樵向朝廷提出了兩點要求：①史書“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祿，乃克修濟”。(《夾漈遺稿》卷三《上宰相書》)其實，鄭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對待陳烈、徐積與胡璦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學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對待蔣乂、李雍的先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讎，亦可以博極群書”(《夾漈遺稿》卷三《上宰相書》)鄭樵所要求的，不過是要解決溫飽和著述的筆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據此說鄭樵“獨切切于仕進”(《宋史·鄭樵傳》)，實在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無稽之談。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講王綸和賀允中的推薦，宋高宗趙構召見了鄭樵，并授他為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這是朝廷較低級的文職官員。但由于遭人彈劾，鄭樵連這個芝麻官都沒有當成，最后“改監潭州南岳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鄭樵傳》)這時，他已55歲。回家以后，他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寫，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紹興32年(1162)三月，鄭樵便與世長辭了。

《通志》共有本紀十八卷，世家三卷，列傳一百十五卷，載記八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本書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書并不一致。鄭樵說：



《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總序》)



《通志》的紀、傳等部分，主要取資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鄭樵雖對舊的史文有所剪裁，但總的來看主要是因襲而缺乏新意。而其書的二十略則不同，二十略是鄭樵用畢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這二十略都源于鄭樵相應的著作，鄭樵在《上宰相書》中透露了這一信息，他說：



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記》，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記》、《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 之類，則《禮樂志》可知; 觀樵《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 觀 《本草成書》、《爾雅》注、《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于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集于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 《夾漈遺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幾乎都是鄭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說，其內容全部本之于鄭樵的已有著述，而這些著述恰是鄭樵30年潛心研讀的結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見。

對于這二十略，鄭樵頗為自負，認為是“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通志·總序》)又說： “其五略(按指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同上)鄭樵的話顯然過于夸張，其實，在所謂“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的十五略中，天文、藝文以及災祥，在鄭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應的“志”，盡管所記內容的范圍、角度或有差別，但它們不屬鄭樵創造則是顯而易見的。至于禮略、謚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屬于《禮》典的內容，它們顯然也不是鄭樵所創造。但在二十略中，確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的內容，這就是鄭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書、七音、校讎、金石、圖譜、草木昆蟲八略。不過，早在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即已提出，史書“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則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書志》) 可見在這八略之中，其發明權也不都屬鄭樵。屬于鄭樵獨創而又有較大影響的，是《校讎略》、《金石略》與《圖譜略》。

以性質而論，《校讎略》應是我國第一部目錄學研究的理論性著作，它探討了文獻的收輯、文獻的分類和文獻的著錄等等問題。漢代劉向編制書目以前，必先進行校讎(即今天說的校勘)，這雖是簡冊時代的特殊情況，但鄭樵仍守其遺制，視目錄為校讎，《校讎略》 的取名蓋本于此。

書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獻不足”，“杞不足微”之嘆。但從歷史上考察，鄭樵認為，不少亡書只是散在了民間而已，其實并沒有亡。他說：



古之書籍，有上代所無，而出于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并無，今出于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并無，今出于荊州之田氏。《三墳》 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可勝記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讎略·亡書出于民間論一篇》)



他在《校讎略·收書之多論一篇》中，亦明確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盡有天下之圖書，別無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訪求民間的遺書呢?鄭樵提出了八種方法，這就是：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謂即類以求，說通俗點，就是某些專業用書，向相應的專家去訪求。鄭樵舉例說：“凡星歷之書，求之靈臺郎;樂律之書，求之太常樂工。靈臺所無，然后訪民間之知星歷者;太常所無，然后訪民間之知音律者……”，這就是即類以求。

所謂旁類以求，就是某些專業用書，和另一些行業的人有關系，可向這些相關的行業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書，可以求之道家;小學文字之書，可以求之釋氏……《周易》之書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書多藏于五行家……”

所謂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獻，則在其地訪求。如“《孟少主實錄》，蜀中必有……《零陵先賢傳》，零陵必有……”

所謂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獻作者的后代或家鄉。鄭樵舉例說，如《錢氏慶系圖》，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說，徐寅的 《文賦》，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后居長樂。

所謂求之公，即求之于有關官府，這主要是指“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之書等，因這些書大都是官府必備必用之書，只要這些官府未經兵火洗劫，一般都會保存的。

所謂求之私，即面向民間，面向民間的私人藏書家。據鄭樵說，這些私人藏書家向來都準備兩個書目，其中一個書目是專門給別人看的，一般不載奇書秘籍;而另一個書目則是秘不示人的。鄭樵說：“若非與人盡誠盡禮，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見向民間求書并不容易，但卻是一條重要途徑。

所謂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舊藏，跡其所從來，專追尋這些舊藏的下落。鄭樵說：“鄉人陳氏，嘗為湖北監司，其家或有田氏之書，臣嘗見其有《荊州田氏目錄》。若跡其守官，知所由來，容或有焉。”

所謂因代而求，即是按其書時代的遠近而求之。一般說來，“書之難求者，為其久遠而不可跡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見《校讎略·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鄭樵的求書八法，并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他一生求書的經驗總結。他在《與景偉兄投宇文樞密書》中說：“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情。”(見《夾漈遺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書的途徑和方法，這八法，應該說都是經過他實踐證明而行之有效的。

鄭樵同時指出，求書只憑個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書遣使，校書久任”的建議。就是說，國家需要設立求書之官，派遣他們到民間去求書;國家還需要設立校讎之官，使他們久任專職，成為這方面的專門家，這將對搜天下遺書大有好處。鄭樵說：“漢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久矣。至成帝時，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開皇間，奇章公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后嘉則殿藏書三十七萬卷;祿山之變，尺簡無存，乃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庫之書;唐之季年，猶遣監察御史諸道搜求遺書。知古人求書欲廣，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藪澤可以無遺。”(《校讎略·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一篇》) 可見鄭樵的求書遣使說，是從歷史上總結而來的。至于校書久任，鄭樵列舉了司馬遷父子、劉向父子等，以為“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職則必學有專功，這對保存和整理文獻當然是極重要的。他在《編書必謹類例論六篇》 中指出：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



這里雖然強調的是“編書必謹類例”，即注重圖書分類，但要對圖書進行分類，就必須要“明書”，即了解有關圖書的內容，而要作到這一點，就必須學有專長。從這個邏輯關系上看，鄭樵顯然認為學有專長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其它都無從說起，這是與“校書久任” 的觀點一脈相承的。

在具體著錄圖書方面，鄭樵首先強調對圖書進行分類，他認為：“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同上)把圖書分類比喻作率領軍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很恰當的，也很形象。試想軍隊若是沒有隊列，豈不成了烏合之眾?同樣，圖書如不進行分類，也便成了一堆亂書，無法利用。

對于著錄圖書，鄭樵還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意見。

首先是著錄圖書時的“類書”與“類人”問題。所謂“類書”，即“以人類書”，著錄時以書名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書名之下;而所謂“類人”，即“以書類人”，著錄時以人為主，作者在書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書寫。《新唐書·藝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種辦法。鄭樵批評說：



《唐志》以人置于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杰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訚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訚傳”，是三人共傳也……《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從《唐志》之例，則當曰“王睿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是王睿復為注解之人矣。(《校讎略·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鄭樵通過對《唐志》的批評，提出了著錄圖書必須“以人類書”的原則，就是著錄時以書名為主，復注作者于其下。這一原則無疑是正確的，它將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亂。

鄭樵第二個意見是，著錄圖書時不要“見名不見書”，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測書的內容。鄭樵舉例說：



《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置于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為“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后……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校讎略·見名不見書論二篇》)



鄭樵在這里提出了著錄圖書必須認真核實內容的原則，不能掉以輕心、馬虎從事。這一原則無疑是很重要的，它將保障著錄圖書，特別是在圖書分類上少出錯誤。

鄭樵的第三個意見是，編次書目不要失書。他說：



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



鄭樵舉例說，《唐書·藝文志》“天文類”有星書，但沒有日月風云氣候之書，鄭樵反問：“豈有唐朝而無風云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又舉宋《崇文總目》說，它倒是有風云氣候書，卻沒有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見《校讎略·編次失書論五篇》)這一意見和前面的意見很有關聯，但側重點卻不完全相同。因為很清楚，編次要做到不失書，除上條強調的要認真，不草率行事外，還需要有一個總體觀念和全局的認識，靠這種認識來把握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這樣才有可能保證著錄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遺落。

鄭樵最后一個意見是，“編次必記亡書”。著錄已經亡佚的書，不是為了備篇幅，而是為了以后訪求遺書提供依據和參考。

鄭樵的 《校讎略》雖然只有《秦不絕儒學論二篇》等二十一題，為文不過幾千言，遠非皇皇巨制，但卻字字甘苦，每一題都是自身實踐的經驗總結。他結合歷史，把這些經驗升華為理論，提出了一些卓有見地的看法，這正是《校讎略》的價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鄭樵既設了《藝文略》，著錄古今圖書，又在《藝文略》之外，設了本可包容于《藝文略》的《圖譜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圖譜略》，不過區區一卷，著錄圖譜總計不足三百種。特別是其中的某些小類，如《孝經類》，僅收《應端圖》一種; 《刑法類》亦僅路仁恕《五刑旁通圖》一種;其《時令》、《算術》、《食貨》三類，也是各著錄一種圖書。至于《論語類》，也不過 《井田義圖》、《論語世譜》兩種而已，其它如《易類》、《詩類》、《經學類》、《小學類》等，也都同此，大有強為立目之意。那么鄭樵為什么非要立《圖譜》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從學術上說，鄭樵深詆劉、班。他說：“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略，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習，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圖譜略·索象》)很清楚，鄭樵把圖譜不傳的原因，全部歸罪于劉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鄭樵十分強調圖譜的作用，他甚至說：“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鄭樵列舉了兩個實例，以說明圖譜的重要：



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 《漢宮室圖》焉。

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 焉。

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圖譜略·原學》



勿庸置疑，對某些問題，圖譜的確有直觀的效應，如器物形狀、地理方位、宮室布局等，較之文字，圖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別是器物的形狀、文字很難曲盡其妙，在這方面便非圖莫屬了。但圖與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識、人所共用的，而畫圖則需要一定的技藝，因而較為難傳。鄭樵似沒有看到這一點，只是力詆劉、班，這當是他立《圖譜略》的原因之一。

(2)從時代背景上說，鄭樵的一生，主要處于靖康之變以后、高宗中興的時期。由于宋金戰事的需要，具有軍事價值的地形圖顯得十分重要，誠如鄭樵所指出：“非圖無以明關要。”(《圖譜略·明用》)事實上，自從宋與遼、金南北對峙以來，宋便十分注重遼、金的地理形勢。如北宋神宗熙寧間，沈括使遼，他便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成《熙寧使契丹圖抄》，上之朝廷。南宋張棣的《金虜圖經》，顧名思義，其書原必有圖，可惜圖于今不傳，而記述由宋至金的驛站里程文字，卻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會編》與《大金國志》之中。在《圖譜略》中著錄有：《大遼對境圖》、《大金接境圖》、《契丹地理圖》、《西夏賀蘭山圖》等等，不用說，顯然都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實用價值。這應是鄭樵立《圖譜略》的又一個原因。

(3)從個人情懷上說，鄭樵并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而一個一心想報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變，徽宗、欽宗被金人俘虜而北，這時，鄭樵與他的堂兄鄭厚給在朝顯宦宇文虛中寫了封信，他們在信中慷慨陳辭說：



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 得知己而死，死無悔! 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所也。(《夾漈遺稿》卷三《與景韋兄投宇文樞密書》)



字里行間充滿了為功名、大義的獻身精神。可惜的是，鄭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實現，更可惜的是，宋作為失敗者，將淮河以北大片領土歸屬了金朝，連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臨安，成了宋的都城。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國喬木之思，《東京夢華錄》等著述，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不過，文字畢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宮闕圖》、《汴京圖》等來得更直觀。值得注意的是，《圖譜略》首先著錄的恰是這些宋宮闕圖之類，其用意是不難理解的。這也應該是鄭樵為什么要立《圖譜略》原因之一。

從實際情況看，圖和文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特別是圖的直觀作用，是文字很難取代的，因此，鄭樵重視圖的著錄和流傳顯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義的。

至于譜，則是文字表述的一種體裁，譜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達與圖表的直觀結合了起來，對敘世系，年譜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晉南北朝時，注重門第，因而譜學興盛。但“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而廢絕。”這是歐陽修在《歐陽氏譜圖序》中說的話，說明譜學在北宋時已經衰微。但自呂大防于元豐間寫了《韓文公集年譜》、《杜工部年譜》，又把譜學引入了學術研究領域，譜學又以年譜這種形式再度興起。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目錄》，也是采用的譜表形式，以后劉恕的《疑年》、《略年》相繼而出，都說明北宋后期譜表這種形式又開始在學術界勃興，鄭樵重視圖譜，亦不能說與此沒有關系。

金石學是宋代興盛起來的一門科學。近代大師王國維說：“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國山川者雖頗見于史，然以識之者寡，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陽、仲山父二鼎與秦權莽量而已。趙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 (恕)、歐陽永叔(修)輩亦復搜羅古器、征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煽，《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宋代金文著錄表序》)金石是一種特殊文獻，也就是其本身是帶有文物價值的文獻。鄭樵十分重視這種文獻，他以為“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說：



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后，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為略，庶幾式瞻之道猶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后學安得而舍諸? (同上)



這里，鄭樵強調了具有文物價值的金石文獻有方冊不可比擬的特點。首先，方冊在流傳過程中不能不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訛誤，而金石則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沒有或少有方冊在流傳過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冊是古人的“語言”，只聞聲，不見其形，而金石文獻則大都是古人原作，時代風貌具存。真可謂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這正是金石文獻的獨家特點。

由于金石文獻大部分同時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藝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藝文略》不能著錄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換言之，《藝術略》只著錄“書”，而不著錄書以外的文獻。但是，金石文獻又是極其珍貴的文獻，如果說在宋以前，人們對這些文獻的價值認識還有不足的話，那么宋人已完全認識了這些文獻的價值，并開始大規模地臨摹、著錄、評論、考釋這些文獻，以至形成了一個新的學科，即金石學。鄭樵《金石略》的創立，敏銳地反映了這一事實，這是難能可貴的。

最后，我們還不能不提及，靖康之變以后，宋金劃淮為界，不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為歷代皇帝珍視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個人收藏，也因顛沛流離，損失慘重。因此，《金石略》的編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鄭樵的《通志》，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紀傳體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單獨刊行，很反映了人們對這一書的基本看法。當然，這不是說其紀傳部分毫無價值，事實上，鄭樵對正史史文的任何損益，都可反映出他對歷史的看法，都是很有價值的。只是這些紀傳文字，畢竟主要因襲舊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罷了。退一步說，即便 《通志》紀傳部分的史文價值不大，但其體現出來的“會通”思想，也是在史學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