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飄零與崛起

第二代新儒學發展的突然中斷，終于以第三代新儒學的崛起作了補償。如果說第一代新儒家的興起主要緣于新文化運動的反作用，第二代新儒家的中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抗戰的內推力，那么第三代新儒家的崛起則兼具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先是共產主義在大陸的全面勝利，繼有全盤西化、自由主義在臺灣的風行，都從反面給新儒家以刺激;而臺灣官方對宣揚傳統文化的支持鼓勵，世界文化對東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同情和贊賞，六十年代后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經濟騰飛，則從正面給新儒家以鼓舞和推動。

第三代新儒家的崛起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前前后后歷三十余年，這其中有機遇和幸運，但更多的是二三志士動心忍性矢志于道的艱苦努力。儒學由沉寂、低迷、花果飄零而蔚然為一顯學，無論對文化運動還是對思想史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根據新儒學的發展變化，從社會文化背景、思想重心、學術特點和現實反響等綜合考察，第三代新儒家大體分為兩個時期：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是第一個階段，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第二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醞釀、形成時期。第三代新儒家正式登臺亮相在1949年以后，但無論是人物，還是學識準備，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已鳴鑼開場了。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堅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都是一代宗師熊十力的弟子，唐、牟二人在抗戰初期就已經創辦雜志，從事學術文化活動。1947年牟宗三與姚江源創辦《歷史與文化》，徐復觀創辦《學原》，1948年在牟宗三建議下，同為熊十力門人的程兆熊在江西辦鵝湖書院與《理想歷史文化》，唐君毅曾赴鵝湖講學，而牟宗三等起草的《鵝湖書院緣起》，已明確認定孔孟荀董為儒家第一期，程朱陸王為第二期，現在已到第三期，儒學將有更全新的發展。雖然這些雜志的生命都很短，影響也不大，但他們自覺的民族文化意識，對儒學的自我體認，以及他們的學術訓練，辦雜志、辦學的經驗，為五十年代新的發展作了鋪墊和準備。

1949年，共產黨在大陸奪取政權，一些知識分子逃離到香港、臺灣及海外，遠離大陸，心理上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沖擊。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統治大陸，就意味著傳統文化的覆亡，而傳統文化一旦在大陸這個文化本土上喪失，就如大樹崩倒，花果飄零，隨風而散，勢難以靈根再植。在孤島上，在殖民地中，他們環顧四周，只見海天茫茫，地暗天昏，而覓不見一絲中華文化的靈光。感受著身心的雙重飄零，在一種悲愴的心境下，懷著“知其不可而為之”和“舍我其誰”的精神和勇氣，投入弘道之中。他們辦學辦雜志，積極從事文化反省和文化宣傳，終于鼓起一場儒學復興來。

第三代新儒家與第一、第二代不是截然斷開，而是有著思想上和人物上的關聯。如果說熊十力是聯系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間惟一重要的精神橋梁，那么錢穆就是維系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惟一文化紐帶。如果沒有錢穆，就很難有第三代新儒家學派的崛起。在五十年代，正是錢穆的人格、名望、學識和影響，才將散奔海外、失魂落魄、黯然神傷、還未從巨變的震驚中回復過來的儒者、學子和志士們團結、組織和合攏在一起。錢穆的實際影響(創辦書院、雜志，學術研究)和文化象征意義對第三代新儒學的初期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標志第三代新儒家正式揭幕的第一件大事是新亞書院的創立。新亞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欲以教育傳播傳統文化，發揚傳統文化的生命。新亞精神就是講求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化，因此書院力圖把中國書院教育的人文傳統和西方近代教育的學識訓練結合起來，錢穆揭示書院的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并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新亞書院為第三代新儒家提供了宣教的講臺，港臺儒者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一時皆會于斯，新亞成為弘揚儒學的文化據點和新儒家的大本營。同時因無力于政治退而書院講學的文化實踐，也使他們感到與宋明儒者的精神相接契，從而獲得某種特別的心理慰藉。

如果說新亞是新儒家的教育機構，《民主評論》則是新儒家的文化輿論陣地。徐復觀等人深感社會時弊中國前途問題須要從文化上作根本的反省，乃決心辦思想性刊物。于是《民主評論》1949年在香港創辦，于臺北設分社。五十年代初《民主評論》刊登的多是些政論性文章，對國民黨亦有不少檢討。五十年代中期后，逐漸轉為思想性文化性的學術刊物，走向復興中國文化的方向，港臺儒者紛紛為之撰稿，錢穆、唐君毅、牟宗三不少重要文章都在《民主評論》上發表，《民主評論》于是成為“新儒家的發言臺”。由此，新儒家擴大了在社會上的影響。

1951年王道在香港創辦的《人生》雜志是新儒家的又一重要輿論陣地。錢穆、牟宗三、張丕介等聯名申明宗旨：以弘揚儒學為職志。《人生》師友共同研求“返本開新”與“攝智歸仁”之道，謀求中西文化的會合。張君勱曾這樣評論《人生》：“在香港由錢穆先生與其同事唐君毅先生所領導的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評價和重新信仰的一個中心已被建立。由王道先生在香港主辦的《人生》期刊成為了這一運動的重要機構。”(《新儒學思想的發展》“序言”)

另外，牟宗三在臺灣師范學院發起人文友會，在東海大學中文系也組織類似的師友講習，積極闡揚中國文化和儒學精神。1962年在香港成立了世界性的東方人文學會，對新儒學的開展和擴大影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代新儒家崛起的思想標志無疑是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四人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又名《中國文化與世界》)。正如牟宗三所說，宣言是“此十年間吾人努力之綜結”(《道德的理想主義》“修訂版序”)，基本上反映了新儒家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認識和看法，所以《宣言》被稱為“研究當代新儒家性格及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獻”(林安梧《現代儒學論衡》)。《宣言》表明新儒家思想已初步成熟，一個學派的中心已經形成，而以宣言的形式在《民主評論》和《再生》同時發表，說明新儒家在有意識地進行儒學運動和創立新儒家學派的努力，所以《宣言》標志著第三代新儒家的正式形成。

1961年胡適在亞東地區科學會議上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認為中國文化缺少或沒有靈性，徐復觀立即著文反駁，批評胡適“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論戰與評述》)。李敖隨之在《文星》上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抨擊傳統主義與新儒家，主張徹底接受西洋現代文化，中西文化論戰由此展開，波及香港及海外。這次論戰使西化派與傳統派的壁壘更加分明，同時促使新儒家走到一起，推動了新儒家學派的最終形成。

這一階段新儒家活動的特點是：首先在困境中獲得生存和立足點，建立灘頭陣地，繼而向縱深擴展，直至收復全部失地。新亞就是新儒家的立足點，《民主評論》和《人生》是灘頭陣地。依靠這三個支撐點，新儒家再進行深入細致艱苦卓絕的文化復興和重建工作，充分利用報紙、雜志、講臺，不遺余力地宣傳以擴大影響。漸漸地，一開始默默無聞的新儒家，終于在社會上思想上文化上贏得巨大的反響，同時儒家政治保守、思想守舊的形象在人的眼中消失了，新儒家為自己塑造的新中國文化承擔者創造者的形象和風采展示在人們面前。其次有幾個中堅人物在積極推動，他們之間又聯絡聲氣，相互支持，彼此呼應，第三代新儒家學派就是這樣形成的。新亞是大營，錢穆、唐君毅主持之，《民主評論》是徐復觀主辦，人文友會牟宗三主講，東方人文學會唐君毅、牟宗三等聯絡發起。第三代新儒家興起的幾件大事皆有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參與，他們自然成為中堅人物。他們雖各有側重，唐君毅一生守著新亞，關系著教育，徐復觀努力支撐著《民主評論》，堅守文化學術陣地，牟宗三從臺灣師院到東海大學，從香港中文大學到新亞研究所，潛心于講學和著述，但他們之間同氣連枝，互相支援。《民主評論》是在新亞的配合下開展的，總編輯就是新亞的總務長張丕介，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是它的積極撰稿人，《人生》是錢穆、牟宗三支持的，錢穆、唐君毅等新亞教授還是《人生》的社務委員，新亞的講座自然不少牟宗三、徐復觀的位置，而《中國文化與世界》的宣言四人聯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新儒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活動都表明他們在自覺地進行著一場文化運動。與第一、第二代新儒家單兵作業、各自為戰式的文化保衛相比，第三代新儒家更多的是群體配合的協同作戰，這股勢力從而在現代思潮中突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