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越南儒學的興盛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在東亞地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日本歷史學界一向認為，越南最初的歷史和文化是屬于“中國的文化圈”。

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建南越國，都番愚。他沿襲秦之郡縣制，又仿效漢初郡國并行制，對交趾、九真二郡僅派二使者典駐其地，遙領而已。疆域最大時曾經擴大到東西萬余里。趙佗的主要貢獻是開發嶺南和積極傳播漢文化。

漢元鼎五年(前112)，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率漢兵分四路攻南越。次年冬，平定南越，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境內。孔子的思想也于此時傳入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區。東漢時，光武帝任命錫光為交趾太守，他在交趾教當地人民種植莊稼，建立學校，以禮義教育人民。東漢建武五年(29)，南陽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任延在任九真太守位四年，他不僅在當地人民中間傳授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同時也把孔子思想傳播到九真。史書云：“嶺南文風始二守焉。”(《后漢書·任延傳》)

通詩書，習禮樂

孔子學說廣泛傳播到交趾地區，則是在蒼梧廣信人士燮任交趾太守期間。士燮少年時曾游學京師洛陽，潛心研究《春秋》，對《春秋左氏傳》的研究尤為精微。公元東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士燮始任交趾太守，前后歷時四十余年。《三國志·吳書·士燮傳》贊揚他“學問優博”，“達于從政”，處漢末擾攘之際，“保全一方”，“疆場無事”，民皆樂業，“羈旅之途，皆蒙其慶”。交趾成為當時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難之所，士人南避者以百數。士燮任交趾太守期間，努力把中國文化以及孔子思想傳播到交趾地區。所以，越南史臣吳士連寫道：“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豈特施于當時，而有以遠及于后代，豈不盛矣哉!”越南史學家對士燮的評價很高，尊之為“士王”。越南歷代統治者對他也很重視，先入越南帝王廟，后改入孔廟，十分崇敬，認為士燮開創學校，使交趾成為“通詩書，習禮樂”的“文獻之邦”，堪稱“南交學祖”。因士燮傳播儒學有功，被尊為越南先儒。

興科舉

唐高宗調露元年(679)，唐朝政府在交州設置安南都護府，唐高宗李治隨即詔諭安南都護府的官吏向京師貢士。唐德宗(780—805年)年間，愛州(今越南和平省一帶)人姜公輔和他的弟弟姜公復先后考上唐朝進士。由于唐朝統治者崇敬孔子，以及在安南推行科舉制度，再加上唐代中原文人與安南文人交往頻繁，孔子學說便在安南廣泛傳播。

唐末，藩鎮割據，唐室衰微，安南土豪也趁機而起。首先，曲氏父子(曲顥、曲承美)于開平二年(908)發難，建立自主政權。繼曲氏而起者，有楊、矯、吳、丁四氏。從905年到980年，七十五年當中，平均每姓十五年左右。公元939年，吳權稱王，是為越南獨立之前奏，接著出現“十二使君”之角逐。968年，丁部領鋤平“十二使君”，統一安南，建“大瞿越國”，起宮殿，置百官，立社稷，粗具立國規模，從而結束了將近十一個世紀的內屬關系。

修文廟，立國子監

越南原為宋朝的藩屬，因此在建成獨立的封建國家以后的李朝和陳朝兩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效法宋朝尊崇儒學、實行科舉制度。公元1010年，李公蘊自立為帝，建立李朝，建都升龍。公元1070年秋八月，李圣宗(日尊)下令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并且畫七十二賢像，四時祭祀。這是越南建立獨立的封建國家后首次修建文廟。公元1075年，李仁宗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這是越南建國后首次舉行科舉考試。1076年建立國子監，作為皇太子及文職官學習儒學典籍的場所。1126年在京師升龍“壽圣寺”舉行慶賀五經的儀式。

公元1226年昭皇禪讓，陳太宗即位，建立陳朝。兩年后，陳朝創立國學院，并且塑孔子、周公、亞圣，并畫七十二賢像，定期祭祀。同年9月，陳太宗詔諭全國學者集中京都國子院，講習“四書”和六經。

由上可見，李朝和陳朝都仿效宋朝尊崇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對于李、陳二朝封建制度的鞏固和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刻《四書大全》

公元1407年，明朝征服安南，以其地為交趾布政使司。公元1419年，明朝派遣監生唐義頒賜《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書給安南各府州縣學校。公元1427年，明軍撤退，安南復國。次年，黎利即帝位，建立黎朝。黎利即位后，制禮樂、設科目、創學校，以太牢祀孔子。公元1434年，舉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并規定三年一大比，所有試場都考《四書》。第二年，命少保黎國興祭祀先師孔子，以后即定期舉行祭祀活動。與此同時，新刻《四書大全》印版，大量印行。

圣宗黎顥在位期間，也大力傳播儒學。按照儒家強調的先道德后文章的要求、頒布鄉試條例，詔諭全國有德行的士人應試，不孝、不睦、不義及亂倫的人，雖有學問，不許入試。當時實行的鄉試連試四場，其中第一場先考《四書集注》。公元1472年，會試天下舉人，考試內容為：《論語》四題，《孟子》四題，《五經》每經三題。由于當時監生治《詩經》、《書經》的人多，學習《禮記》、《易經》、《春秋》的少，于是黎圣宗下詔設置《五經》博士，令他們各人專治一經，以便教授監生。為了推動學習，圣宗詔諭重刻《五經》官版。此外，為了便于進行祭孔活動，特修建文廟大成殿。

頒布教民教化條例

黎玄宗也大力尊崇孔子學說。公元1663年7月，玄宗頒布申明教民四十七條。其主要內容是：“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男女不得肆淫風。”(轉引自黃國安《孔子學說在越南的傳播和影響》，《東南亞縱橫》，1991年1期)公元1720年，黎裕宗又頒行教化十條：“為士當勤學業，禮義忠信，先須講明。為人當敘彝倫，同宗表親，毋相混娶，官民禮隔，不得倨傲。民間服用，毋狃弊俗，競費于盤飧。無惑異端，相從于游惰。禮節從中，以昭儉約之俗。表家相恤，以敦救助之風。”(轉引自黃國安《孔子學說在越南的傳播和影響》，《東南亞縱橫》1991年1期)上述種種表明，黎朝時期，儒學思想在越南的政治、文化、思想上占據著統治地位。

公元1802年，阮福映稱帝，建元嘉隆，定都順化。遣使納貢請封，并求改定國號，清嘉慶帝封阮福映為國王，命用“越南”的國名。

嘉隆帝登基后很留意儒學，他曾經對待臣說：“學校儲才之地，必教育有素，方可成材，朕欲法古設學以養，文風振作，賢才并興，以為國家之用。”于是建國學堂、崇文館，申明教化，使四方學者集中京師。明命二年(1821)初建國子監，并置國子監祭酒、司業。明命五年(1824)設“集善堂”，作為諸皇子講學的場所。學習的課程是《四書》、《書經》、《春秋》、《易經》、《孝經》，講習次序是先讀《小學》(文字)，繼而讀《四書》，后講《五經》。當時民間也學《四書》、《五經》。明命十七年(1836)，申定集善堂講學程式，學習上述幾種經書，以期了解正心修身之旨及孝悌忠信之道。幼童還學《明心寶鑒》及小學書，使之知道進退應付的禮節。此外，還要學《綱鑒》。明命十八年，規定凡人民子弟，七、八歲就要上學，先讀《忠經》、《孝經》以及《小學》、《四書》，然后再讀《五經》。

為了滿足皇子、學士及全國百姓學習儒學的要求，阮朝政府大量印刷儒家經典，頒發各地。

推行孝治

阮朝統治者利用儒學的“孝”、“忠”思想，作為統治思想武器。嘉隆三年(1804)，嘉隆帝在詔書中宣稱：“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親，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達孝也。”嘉隆五年，他在冊文中又重申：“孝莫大于顯揚，禮莫隆于愛敬。故孝之所至，禮必極焉。”明命十三年(1832)，明命帝對群臣說：“朕以孝治天下，蓋欲民之孝于其親也。故有犯罪而親老丁單，每常屈法伸恩，準其留養。”明命帝對于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分優、平、次三等給予獎勵。此外，還匾刻“孝行可風”和“孝順可風”賜給各地的孝子順孫。明命十五年(1834)，明命帝頒布條訓十條，要求人人行善，按照孔子所告誡的孝、悌、忠信、仁義、禮、智來約束自己。他又對侍臣說：“孔子之道，乃彝日用之常，然要其歸，皆教人為善而已。夫人生于天地間，善所當為，惡所當去。”阮朝君主不僅宣傳孔子關于三年之喪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紹治帝曾對群臣說：“朕為天下主，教孝作忠，以教風化。”祖母病故，他在宮廷中行三年喪;父母去世，也服喪三年，以示孝敬。

阮朝統治者為了弘揚儒學，下令在全國大城鎮建造文廟。嘉隆年間，在京師建文廟后，又命全國各地建造。規定每年二月和八月舉行春祭和秋祭，嘉隆帝親自參加祭祀。從嘉隆七年起，在文廟里設立神牌，上書“至圣先師孔子”等字。嗣后，又設四配十哲先儒牌位。地方文廟也設先師神位奉祀。到明命年間，除了在京都建文廟外，又在嘉定、寧平、清化等城鎮建造文廟，明命帝也親詣行禮。嘉隆七年(1808)十月，頒布文廟祭禮節;嗣德年間，又規定祭祀服色，參加祭祀的人員需穿大朝冠服，儀式非常隆重。

縱觀越南儒學史，從嘉隆到嗣德年間，是儒學發展的全盛時期。到了1885年，中法兩國簽訂《越南條約》，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之后，越南儒學開始衰落。

儒家學說自西漢元封年間開始傳入交趾，到越南阮朝嗣德年間歷時兩千多年，對越南古代至近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