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與中國史學·儒家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傳統史學功能目的觀·經世致用:史學直接干預現實社會

唐朝以后，傳統的史學功能觀有了新的發展。一方面，以史為鑒，史學為王權政治服務的觀點繼續得到鞏固，并得到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史學家開始認識到治史的目的僅僅停留在利用史學以資借鑒上還不夠，還應該運用史學直接干預社會，這就是“經世”、“致用”史學功能觀的形成和確立。史學功能觀從鑒戒發展到經世致用，導致了中國史學與現實社會相結合，史學與國家命運直接相關聯。這種變化，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儒學順應時代的發展而在史學功能目的觀上的新變化。

唐初的君臣，以隋代為戒。太宗李世民感嘆“水能載舟，亦能復舟”，提出“以古為鏡，以知興替”(《舊唐書·魏征傳》)。又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國史部·恩獎》)。唐太宗是要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隨時對照自己的言行。魏征作《隋書》，告誡皇帝“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愿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言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目的，在于“止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通鑒》卷六九)。他希望通過歷史事實“窮探治亂之跡，上助圣明之鑒”，并規勸宋神宗“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進<資治通鑒表>》)。宋神宗在讀了司馬光的史書后說：“朕惟君子多識前言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鑒戒于后世者也。……《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也。”南宋袁樞編撰《通鑒記事本末》的目的是要指陳王道得失，借以抒發自己的政治見解，因此他把有關政治的主要問題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反復撰述，以為當時及后世君臣的鑒戒。他對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很嚴重的東晉南朝時期的歷史，特別重視漢族的恢復事業，因而大書特書“祖狄北伐”、“江左經略中原”、“宋文圖恢復”、“宋明帝北伐”等史實。如果聯系袁樞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對抗金斗爭的態度，就不難看出他是想利用史學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服務的著史意圖。所以，當宋孝宗讀了這部書后，十分贊嘆，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明代張居正編《歷代帝鑒圖說》，收錄古代帝王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望明神宗“視其善者取以為師，視其惡者用以為戒”。這類統治者高度重視史學，史學家把總結前人經驗教訓以垂訓當代和后世看作他們治史的目的和責任的例子，在唐代以后屢見不鮮。

唐代以后，統治者對待史學還出現了另一種態度，這就是統治者看到由于史學家在傳統的史學功能觀的指導下，所著史書對社會政治發揮著干預的作用，使這些統治者愈來愈感到如果不加強對史學的控制，任其發展，就會對自己的統治產生不利的作用。因此，這些統治者往往表現出對史學的重視態度，但這種重視，并不是對史學發展在真正意義上的重視，其表面是重視，實質是控制。而這種控制的不斷加強，一旦走上極端，就會阻礙史學的正常發展。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長孫朱允炆繼位，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篡奪帝位，是為明成祖。明成祖篡位后，對以前的實錄一再篡改，弄得歷史事實面目全非。他即位以后的實錄，因有所忌諱，編寫得十分簡單。又如明英宗“土木之敗”后，被瓦剌所俘。于謙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不受瓦剌要挾，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帝(代宗)，保衛北京，穩住了局勢。由于抗戰斗爭的勝利，通過議和，英宗又被放回。英宗回北京后，與宦官曹吉祥和投降派徐珵勾結，發動政變，重新登上帝位。英宗復辟后第六天便殺害了于謙，不久又幽殺了代宗。對這次“奪門之變”、史官在皇帝的控制下所作的實錄，既不敢據實寫出，也不敢進行作者評論。明代統治者對于修史工作，或虛應敷衍，或貶低前代，夸大本朝開國的功績，或為了裝潢門面，如明前期雖然編修諸如《元史》、《明會典》、《永樂大典》等篇幅巨大、資料豐富的大書，但這些書思想貧乏，體裁陳舊，篡改史實，不敢有所評論。統治者耗費人力物力修史以示他們“重視”修史的最終目的，不過是豢養一批文人替自己的政治服務，通過編卷帙浩繁、又受到嚴格的思想控制的史書，來消耗他們的才華和精力，而熄其“思亂”之志。明代統治者對待史學的這些作法，傳到了清代統治者那里，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清初到乾嘉時期，統治者將修史納入官方軌道。他們推行兩手政策，一方面號召士人入館修史，一方面大興文字獄，迫使史家不敢談論國史，逃避現實，不愿修當代史。同時，又組織大量人力物力編纂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續修《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等等，目的是將整個社會的文化學術納入其御用統治范圍，讓這些士人將自己的畢生精力葬送在故紙堆中。清代的很多史家盡管在上述史學范圍內作出了很大成績，但他們的成果本身對史學的創造和發明卻很少，還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

正因為傳統的史學功能目的觀要以史為鑒，史學為政治服務，而明清一些統治者又擔心史家如果以這種目的去修史，去研究社會歷史現象和過程并揭示其內在規律，就會產生不利于自己統治的后果，因而他們不愿意史家這樣做，更不愿讓史家以史為鑒為當代的現實政治服務。但事物的矛盾總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一些最高統治者竭力控制史學活動，阻礙史學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一些進步史學家不僅繼承了傳統的史學功能目的觀，而且進一步提倡史學的功能，目的是經世致用，強調以史學直接干預社會，他們代表著史學健康發展的主流。

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潮形成于唐代，到清初發展為以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的經世致用史學，后經清朝統治者的打擊，史壇一度被以考據為目的“乾嘉史學”所替代。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到清朝后期，史學界又重新樹起經世致用的大旗。

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目的萌芽很早，在傳統的鑒戒觀形成之時，就已孕育著經世致用的思想，但它的明確提出，并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則是從中唐以后開始的，這從杜佑的史學活動可以得到證明。杜佑生活的時代，正是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期，杜佑少時親眼看到過開元、天寶的盛世，他青年時又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大動蕩，眼看著唐王朝的迅速衰落。面對唐王朝統治的危機，如何進行挽救，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對此進行了認真的思考，這也是杜佑寫《通典》的動機和目的。杜佑希望通過總結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的沿革變遷，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尋求“富國安民之術”(《舊唐書·杜佑傳》)，為穩定統治，重建繁榮昌盛的唐王朝服務。他在《通典·自序》中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在《獻通典表》中又說他寫《通典》是要“將施有政，用乂邦家”，“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可見杜佑研究史學，寫作《通典》有明確的現實政治目的，不是為著書而著書。和杜佑同時的李翰對杜佑作《通典》的目的說得更明白：“《通典》之作，昭昭乎警學者之群述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李翰《通典·序》)時人權德輿也說杜佑“博極書術，詳觀古今，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杜佑經世致用的修史動機，使許多史家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發，轉而從現實社會需要出發，去研究歷史，強調“致用”。唐宋史學的主要特點是主通明變，唐代劉知幾首先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史通》，從理論上提出了“通”的要求。杜佑編《通典》，匯通各朝典章制度而集于一書。其后北宋司馬光編纂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南宋鄭樵作紀傳體通史《通志》，并在理論上作了“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變”(《通志·總序》)的總結性的論述。明變是目的，貫通是方法，只有通為一家，才能從中看出歷史的發展變化，比較各朝制度的優劣，以便更好地為現實政治服務。司馬光、鄭樵等人是從儒家正統思想出發，他們治史的目的主要是為當今皇朝政治服務，如鄭樵對皇帝說他寫《通志》的目的時說：“萬一臣之書有可采，望賜睿志，許臣料理余書，續當上進。”(《獻皇帝書》)又在《寄方禮部書》中說他寫通史是要以“尋紀法制”，來作為“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可以看出，他們治史不是什么超政治、純學術的東西，而是為了經世致用，只不過他們所經之世，所用之目的，主要是為君主治國提供借鑒罷了。

明末清初，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學者針對明末日益衰敗的情況和后來明亡的教訓，認為宋明以來的理學空談心性，脫離現實的浮華學風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們提出了“經世致用”的口號，強調治史要關心“當世之務”，尋求改革社會、振興國家的方法，寄托他們反清復明之志。他們的主張和思想，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并形成了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首的三大經世致用史學流派，即以顧炎武為代表的浙西學派，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和以王夫之為代表的湘派 這些史家的經世致用之學，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明確提出“經世致用”的主張，指出史家的任務不僅要了解歷史發展的全過程，更重要的是在治亂變化中能夠總結出可供現實斗爭效法的經驗和教訓，為現實的社會實際服務。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求世也。”“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八)“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肅書》)王夫之說他之所以要研究歷史，評論歷史，是為了從史書中找出“經世之大略”，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為當前的現實斗爭服務。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讀通鑒論·光武十》)黃宗羲把史學視為“經世之業”，他認為“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無不備矣”(《南雷文約·補歷代史表序》)。清政府開館修《明史》，黃宗羲本人雖不應聘，但他卻派自己最得意的學生萬斯同以布衣身份參與其事，目的在于保存故國歷史并使之完整，如實反映明代歷史的真相，這正體現了他“經世致用”的精神。而浙東學派的殿軍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里，集中闡述了“經世致用”的思想，許多篇章都在理論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經世致用”的重要意義，把經世致用的思想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第二，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他們認為寫文章、做學問，都不能脫離社會現實，不能無補于國計民生，否則將一無價值。顧炎武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夫怪力亂神之事，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文須有益于天下》)顧炎武的代表作《日知錄》內容很多，諸如經義、政事、財賦、世風、禮治、科舉、史地、兵事、藝文等，但主要還是社會歷史方面的問題，他說他著此書就是要“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以達到“規切時弊”的目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既是反映他的政治、經濟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反映他歷史觀的代表作。該書問世后，受到史家的推崇，被認為是“經世實錄”。浙東史家萬斯同、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等人更是繼承和發展了經世致用的傳統，邵晉涵主張“文章無關事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極，亦不妨作”(《思復堂文集序》)。

第三，強調研究歷史要“見諸行事”，認為史學不僅要與現實的斗爭相結合，而且要針對現實斗爭的需要，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辦法，有助于社會的發展。史家們之所以產生這種認識，是因為他們從社會實踐中看到，人類社會的現象和事物是十分復雜的，人們實踐的環境變化也異常迅猛，有些事物僅僅是表面上的相似或類同，其本質已完全不同了。一定范圍、一定歷史時期中的經驗教訓在另一范圍和歷史時期里并不總是有效的，“以史為鑒”也常常會導致失敗，尤其是那些不顧實踐環境的變化，而將前人的經驗教訓生搬硬套于不同的歷史條件，那就是“執陳方以醫新病”。有感于此，顧炎武認為“致用”就是要“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亭林文集·與周籀書書》)，要主動地去探尋“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文集輯補·與黃太沖書》)，要“見諸行事，以躋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顧炎武在《日知錄·史學》里，論述科舉中增設史學的重要性，他先引述唐代科舉設史學科的的情況，然后發表自己的看法，認為“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于國家也”。可見他議論史學這個問題，目的是在于指出當今的弊病和謀求解決的辦法。又如他論古今地方長官時說：“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日知錄·守令》)顧炎武治史，總是時時針對實際情況，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和設想。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則從多方面批判了封建制度，如官吏制度、法律制度、賦稅制度等，在批判的同時，發表自己的觀點，提出改革的辦法。王夫之也較早發現了前人“以史為鑒”中的失誤，并試圖提出解決的方法。他在解釋《資治通鑒》的書名，闡明“資治”的含義時，認為所以借鑒、資治、不僅在于“知治、知亂”，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求治避亂，把知治、知亂作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就是說要通過研究歷史，最終尋求到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他在《讀通鑒論·敘論》中強調史學應“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徙懸于室，無與照之者也”。王夫之所寫的《讀通鑒論》一書，用評論歷史的形式來發表自己政治主張，很多地方發人深省，對現實斗爭有很大的“資治”作用。

第四，主張身體力行，提倡盡可能進行實際調查和注重證據。潘來《日知錄序》說顧炎武“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顧炎武、黃宗羲、工夫之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的治史方法，不僅是他們倡導的實學的必然結果，也為后人留下了較為可靠的史料。

在明末清初，以顧、黃、王為代表的三大經世致用史學流派中，王夫之一派因王夫之本人在明亡后隱居湘西窮僻之地，死后著作又被掩沒百余年，故其影響在當時不大。黃宗羲浙東學派由于致力于明史研究和著述，曾在清初有極大的影響，后來在清朝統治者不斷加強打擊經世致用史學的情況下，浙東學派逐漸衰落。而顧炎武浙西學派在清政府的打擊下，由于后繼者疏遠了顧炎武開創的“經世”學風，而發展了他的考據學風，形成了乾嘉考據之學，并發展成為清朝全盛時期史學的主流。經世致用史學經過較長時間的消沉后，到清朝后期，又由龔自珍、魏源等人再度高舉起它的旗幟。龔自珍處于鴉片戰爭前夕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時代的激變促使他離開乾嘉考據學的故紙堆，轉向經世致用，主張改革社會。他所著的史論《尊史》、《古史鉤沉論》集中反映了他經世致用思想，開創了一代史學新風，對于推動晚清思想解放及中國史學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魏源經歷了鴉片戰爭，救亡圖變，加快改革社會是他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從龔自珍到晚清，經世致用史學一直為中國史壇主盟并向前發展。可以說，本于儒家思想的經世致用史學觀在整個中國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如果沒有以史為鑒，經世致用的史學功能目的觀，中國史學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就會失去史學的價值和意義，也不可能有中國史學的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