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海外儒學研究·異域儒學文化熱·現代化進程需要儒學

中國自“五四”運動后，曾出現過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派。各派雖有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但沒能根本解決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這時期出現的新儒學派也企圖通過援引西學來重構儒學，以解決儒學復興和現代化問題，但成效甚微。然而受儒學影響較深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都騰飛發展，這使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已把解決西方社會問題的目光投向中國和東方。例如，1988年1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見上海《文匯報》1994年5月8日一版)

為什么二十一世紀要呼喚儒學，要吸取孔子的智慧呢?因為二十一世紀是危險的世紀，是處在嚴重的生態失調和心態失調的狀態之中的世紀，正如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在《孔林片思》一文中所說的：“人和地球的關系是生態問題，人和人的關系是心態問題。當前，全世界民族矛盾，宗教沖突，心態失調，導致大的混亂。孔子的‘仁’是人與人相處的準則。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心態的人必須和平共處。二十一世紀是危險的世紀，時代呼喚著新的孔子，希望經過努力，新一代中出現幾個懂得當‘孔子’的人，可是人類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足夠的覺醒。”(見《讀書》1992年第9期)日本學者鈴木大拙也說：“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與人類對立的東西，人類迷失在自然中，這是西方文化的危機，也是現代人生活中的危機。”(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禪與生活》)因為我們人類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無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奪，因而也受到自然界無情地報復和懲罰。例如現代化工農業發展，使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生態失衡，人口爆炸，水土流失，耕地銳減，人類破壞了自己生存的空間，無異于自掘墳墓。

怎么辦呢? 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現代新儒家杜維明找到了一條真理。他說：“從生態環境及能量資源等超越國界的宏觀視野來檢視當今人類的存在條件，不同種族、地域、語言、文化、階級和宗教的社群必須謀求共生之道，已成為知識界不言而喻的真理。”又說：“如果我們把核戰問題、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環境被污染、能源枯竭或因人口膨脹而造成的社會秩序種種禍害也列入考慮，人類必須同舟共濟、一起來創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態，更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孔子儒學重人、重倫理道德，強調人文主義、華夏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重理性自覺、持中通變、改革日新、和為貴、修身養性等可貴的精神，當然有利于解決心態問題。但如果認為解決人與人關系問題才需要儒學的精華，而解決人與自然界關系的生態問題就不需要傳統儒學之精華，那就片面了。其實，全球社群即“地球村”要謀求共生之道，要同舟共濟、共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態，就更需要孔子儒學及儒家后學們所主張的”和為貴”、“天人和諧”了。

傳統儒學在對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觀察體悟中，發現了事物正常運行的“中”之法則，轉而要求人的行為也要符合天地萬物的“中庸”之道，從而形成了天人和諧的思想觀念，即“人是天地自然的產物”和“天、地、人都按‘中’之法則運行”的觀念相結合的結果。孔子對此表述為：“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認為自然之天的功效就在于合四時以生百物;然后孔子又說“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人理解、把握自然運行之“理”即“中”之法則，就產生了運用自然之理的“中庸之德”。“天理”、“人德”相互影響而得以溝通，“天”與“人”因“中”之法則而發生聯系并趨向統一。后來，孟子則把它明確表達為“天人合一”的思想。我們從傳統儒學的“天人和諧”、“中庸之德”的思想中，可以意識到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隸，而是大自然的產物和親密的伙伴。因而人對自然的關系應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人既不屈服于自然，又不破壞自然;人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創建人化自然，又要精心地適應和保護自然，不斷促進人與自然的生態平衡。所以，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是相互依存、協調發展、休戚與共、和諧相處的關系。由此可見，傳統儒學的精華正是解決生態失調的對癥良藥。

當今世界，在現代的進程中，現代化的工業文明已經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弊端：社會失衡，人的異化，物欲泛濫，道德沉淪、自私自利、極端個人主義、輕老溺幼、病態心理、混亂家庭、權錢交易、敲詐勒索等。而中國傳統儒學的精華正在于闡述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闡述人與人相處的準則。這是世界現代化進程所不可缺少的。

例如，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以來，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跡，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同為儒學文化區，具有深受儒學影響的儒家文化傳統的背景，傳統的儒學世俗倫理深入東亞民間，影響著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成就最大的是日本，日本也是儒學影響經久不衰的國家。日本當代著名的工業之父就是把現代企業建立在算盤加《論語》的基礎上。他鼓勵商人既要追求富貴和最大利潤，又要見利思義，把道德與經濟、義與利結合起來，這正是孔子《論語》中“富與貴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思想。日本企業重視人，重視人對企業的忠誠，強調“內安外競”的準則和團體精神，教育人應以自己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來博取企業給予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企業主注意調動雇員的積極性，使之參與企業管理和制定決策，并以“和為貴”作為企業集體精神的理論基礎，注意上級與下級、雇主與雇員、企業與工會之間的和諧關系，這使日本在戰后短短三十年，一舉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新加坡受儒學影響使經濟騰飛更具有典型意義。二十多年前彈丸小國的新加坡，經濟上貧窮落后、政治上貪污腐敗，但李光耀總理執政期間，把市場經濟、嚴明法治和儒家倫理三者有機結合起來，特別以儒家克勤克儉、艱苦創業和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為杠桿。艱苦有效地奮斗二十年，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十倍，人均國民收入13000美元的東亞奇跡。他們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兩條：一條靠法治，另一條靠心治。心治，就是用儒學倫理道德教育人民。新加坡小學《公民》課本的第一課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學的《好公民》教材主要講授個人修養、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學校、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及世界，逐步升級進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新加坡國會還明確規定出新加坡的五大共同價值觀，這就是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助，尊重個人;求同存異，協商共識;民族和諧，宗教寬容。這五大價值觀既體現了儒學倫理思想的精華，又符合新加坡多民族、多宗教國的實際。可以說，儒家傳統的精華已成為新加坡現代化進程的思想基礎之一和新加坡精神文明的靈魂。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主任盧紹昌教授在1993年來華接受我國記者采訪時說的：“新加坡是一個各種文化并存的移民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生活，才更容易發現以儒學為代表的華夏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不同，才更珍惜這種文化使其不致流失。這種文化傳統是指謙讓、禮貌、善良、助人、修身養性，愛國愛家等中華民族的美德，這是世人所謂的新加坡精神的靈魂。”(《中國哲學史》資料1994年4月，第119頁)由此可見，新加坡的“心治”經驗也進一步證實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需要儒學之精華。儒學中的人本、富民、厚生利民、廉潔、日新、省費節用、和諧等積極因素，必將大力促進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