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話》

1970年夏天，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接受編寫《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話》一書的編寫任務，這是該系“文革”開始以后第一次寫書任務，系黨組織十分重視，派了六位教師組成編寫組，其中有一位老教師、三位黨員教師，另兩位是解放后培養出來的、平時工作表現很好的教師。編寫組的同志為了寫好這本書、多次到工廠、碼頭、農村征求意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寫出了一部基礎比較好的十二萬字初稿。正在這時，專門“總結”所謂“業務領域階級斗爭新的典型事例”的工作組來上海師大蹲點，提出“業務領域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地”，對知識分子“保留批判權”，于是很快就向這個編寫組開刀。

工作組采取牽強附會，斷章取義的辦法，對“初稿”任意上綱上線。他們根本不做調查研究，甚至沒有翻完初稿，就斷章取義地摘出前面章節的一兩句話大做文章。連“日本是我國鄰邦”這句開頭話也成了一個罪狀。工作組秉承“兩個估計”的旨意，蠻橫地先下結論說：“第一句話就錯了，那問題還會少?”于是一頂頂帽子、一根根棍子，橫飛而來。初稿揭示分析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原因，工作組說是“販賣法西斯‘生存空間’論”;初稿揭露日軍的“三光”政策，工作組說這是“傳播‘戰爭恐怖’論”;初稿歌頌楊靖宇烈士可歌可泣的抗日斗爭事跡，工作組說這是“散布‘革命苦難’論”;有的章節寫得比較生動，工作組就說這是知識分子“自我表現”，是“斯坦尼主義”;甚至初稿中引用的“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詞，也被安上一頂“販賣‘國防文學’”的大帽子。直是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一時間，大字報從東墻貼到西墻，批判會從全系開到全校。為了對付六個人的寫作小組，竟然大動干戈、一下開進一、二十人進歷史系，輪番“進駐”，越批越離奇、越批越荒唐。一位老教師工作積極，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政”;一位黨員組長注意團結同志，被說成是“搞投降主義”;編書要翻閱資料，被說成是“鉆故紙堆”;工作室在二樓，就是“高高在上”、“關在高樓深院編書?！边@樣批了幾個月還不休，后來還在全校、全上海市有關教育工作的會議，一再作為“經驗”介紹。“文革”中上海市的大學教育革命“經驗”集中也作為典型事例收錄進去，《文匯報》也一再加以報道、宣傳，對全國高校抓“業務領域階級斗爭新的典型事例”起了“示范”的作用，影響很壞，直到1973年十月，上海師大還把這個事例作為新生入學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為“兩個估計”的流毒教育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