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宋明義理之學:不治章句，以求其理

兩漢經學多詳章句訓詁，偏重字義、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辯，更由于后學篤守家法、師法，毫無創見，絕少新意，其學越演越密，遂流于“煩言碎辭”。學者皓首群經，終老不能究其一藝，為后世所詬。章句訓詁本為把握經學大義的手段，但它在兩漢經學中，尤其是在后漢古文經學中卻成為了目的。唐代的《五經正義》之注疏也基本上沿襲了此種解經方法。隨著時代的前進，此種舍本逐末的解經方法的弊端越益彰顯。章句訓詁之學遂走向煩瑣龐雜的末路，步履維艱，越來越不能令學者滿意。于是，宋朝儒者起而倡言義理。章句訓詁本為通曉經典義理的手段，明經傳之大義才是為學之根本大綱。宋儒批判漢儒的所為，糾正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顛倒。這應該說是正確的，順應了當時學術思想發展的總趨勢。

宋儒解經的這種特色，朱熹曾有明確的概括。他反對漢儒篤守師法，毫無新意，專重名物訓詁的迂腐方法，認為章句訓詁“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文集》卷六九《學校貢舉私議》)。他強烈反對只以解釋文字為要務的解經方法，而主張以義理解經，由經以明義理。他說：“解經不必做文字，只合解釋得文義明，則理自明，意自足。”(同上，卷一○三)他諷刺那些在“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卻要去求圣人之意”的春秋學家的迂腐的解經態度，而反復強調讀經、注經須要“看其血脈貫通處”，只要“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同上，卷八三)。從朱熹的態度，我們可以大略看出宋儒解經的基本立場，在于不拘泥于儒家經典的字句，而著眼于儒家經典的“一以貫之之道”或“血脈貫通處”，反對在章句訓詁上將經說死。義理是第一位的、根本的東西，章句訓詁則是手段、工具。宋儒的解經方法顯而易見地大大不同于漢儒。

宋儒的這種解經風氣，應該說間接地受到了魏晉玄學的影響。王弼反對兩漢經學的煩瑣雜蕪，而提倡直捷簡易、闡述義理的解經原則。在方法上，王弼提出與章句訓詁之學正相反對的以義理解經的方法。所以，宋儒的解經方法就是王弼的方法在經學領域中的徹底而又全面地貫徹實施。以義理注解儒家典籍，開始于中唐五代時期，直到北宋仁宗時才衍變為一時的風氣。宋仁宗時，劉敞為《詩》、《書》、《三禮》、《公羊春秋》和《論語》作傳。他突破了兩漢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的藩籬，以自己的理解作出新的解釋，于是，疑古訓、疑傳并進而疑經，對經的解說斷以己意，逐漸形成了當時的風氣。王安石批判兩漢經學的章句訓詁之弊端時說：“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王荊公文集》卷五七《除右仆射謝表》)司馬光也反對以章句訓詁的方法來注經、解經、而斷然主張“不治章名，必求其理”(《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四，《顏太初雜文序》)。正是這種解經的新風氣逐漸地導致了宋明義理之學的形成。

皓首窮經

宋儒解經、注經的態度與方法雖已大大地不同于漢儒，但嚴格說來漢儒、宋儒均在經學范圍之內。宋儒既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所以他們也必須尊經、治經。于是注釋儒家經典仍是他們主要的學術活動。而且宋儒所注的儒家經典的數量超過了歷代。宋儒對《易》的注釋最為著力，有歐陽修的《易童子問》、李覯的《易論》、邵雍的《皇極經世》、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又名《易通》)，張載的《橫渠易說》(其《正蒙》中的有些篇如《太和》、《參兩》、《神化》、《大易》、《乾坤》也都是直接解說《周易》經傳的)、程頤的《伊川易傳》、朱震的《易傳》和《易叢說》、胡宏的《易外傳》、朱熹的《周易本義》和《易學啟蒙》、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楊簡的《易傳》等。僅宋代有關《易》的注釋之作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共計有五十六種之多。《詩》學方面的有程頤的《詩解》、朱熹的《詩集傳》、楊簡的《慈湖詩傳》等?！稌穼W方面，有蔡沈的《書集傳》和《洪范皇極》、胡瑗的《洪范口義》、楊簡的《五誥解》、呂祖謙的《書說》、魏了翁的《尚書要義》等。《禮》學方面有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洞呵铩穼W方面有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王哲的《春秋皇綱論》、劉敞的《春秋權衡》、程頤的《春秋傳》、胡安國的《春秋胡傳》、呂祖謙的《春秋左氏傳記》等?！端臅贩矫嬗兄祆涞摹端臅戮浼ⅰ泛汀端臅騿枴?、張栻有《論語解》和《孟子說》、陳澄有《四書性理字義》(習稱《北溪字義》)、真德秀有《大學衍義》、劉因有《四書精要》。元代之后，儒家學者始系統地匯編儒學經典。如魏了翁的《九經要義》、饒魯的《五經講義》、吳澄的《五經纂言》。至明代而有胡廣、楊榮、金幼孜主持纂修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上述所列均為注疏儒家典籍的專門著述。此外尚有大量的語錄、講義、書信、文章也以注釋、闡發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宋明儒對于儒家經典奉若神明，窮經皓首，其中朱熹傾其畢生之精力于《四書》注疏與編纂，臨終前仍從事于《四書》的改定工作。由此可見，宋明儒與漢儒一樣饋寢經學。

義理解經

但宋明儒雖然如漢儒那樣窮經，但卻以義理解經為基本原則。他們不拘泥于文字古訓，而力求經文的大義，所以文字訓詁、名制禮儀的考證已退居次要的地位，“不治章句，必求其理”。他們往往站在理學家的立場上來注經、解經。如張載解《易》，以“太虛之氣”為“太極”，以氣之一本萬殊來解釋太極生萬物。這種解經方法與態度在程朱理學中更為變本加厲。所以有人說程頤的《易傳》、朱熹的《四書集注》無異于理學講義?！睹献印芬粫v仁，認為仁發端于人的“不忍人之心”或“惻隱之心”。這就為孔子的仁學思想奠定了心理情感的基礎。而且仁與禮、義、智在《孟子》一書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四種內在的道德品質，對它們之間的關系《孟子》一書也未作具體的論述。二程則以體用分別仁義二者，指出：“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二程集》，第74頁)以體用釋仁義并不符合《孟子》一書的原意。在此，二程實借《孟子》一書在闡發自己的理學思想。又如《孟子》書中，“理”字作義理、道理解者僅為一次，此即《告子》篇所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豚之悅我口?！本C觀《孟子》一書，“理”還不是一個純抽象的哲學概念。但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卻始終一貫地以理學家的根本概念“理”來通釋仁、義、禮、智等觀念。孟子言四端均指涉具體行為，還未將之提升到抽象的哲理高度。而朱熹則不然，率直以“理”釋仁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又朱熹在釋孟子“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一句話時說：“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孟子集注·離婁章句上》)理并不是孟子哲學思想的中心概念。朱子反復以理解釋孟子的思想，實質上是在以注解《孟子》的形式來闡發他自己的思想體系。從注《孟》形式著眼，他是一位思想史家，但時時處處從理學系統來看《孟子》，則他又是一位思想家。要而言之，朱熹實質上是一位思想家，但經學的權威迫使他只能采取注經的形式來透露自己的看法。為了給自己的思想體系尋找理論根據，他也得依據經學的典籍。這種治學方法，一般說來，是宋明儒學的通例。

以義理解經在心學的體系中得到了極端的發展。心學家陸九淵、王守仁秉受孟子的思想，認為“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缺”。他們把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的本心良知看作是根本性的東西。至于圣賢文字只不過是本心良知的“粗跡而已”。所以為學要務應在本心良知上下功夫，而不必執著拘泥于本心良知的“粗跡”。陸九淵叫人要“存乎本心”，這個本心才是為學的根本。他主張“先立乎其大者”。此“大者”即指本心。抓住了這個“大者”，就可擺脫繁瑣的說教，不但不須向外求索，而且甚至也無須讀書。有人問他，“何不著書”，他反問道：“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他認為，“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陸九淵集》語錄上)?！傲浗晕易⒛_”道盡心學家“向內用工夫”的要旨。所以，心學家講經義簡直就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心學講義。心學家對儒家經典的態度根本上反映了心學思想體系與傳統經學的矛盾。

漢唐章句訓詁之學以五經為中心，其時儒者治學多以《五經》為中心，其注釋詮解的典籍也以《五經》為主。唐代以前，歷代朝廷均以《五經》為太學的讀本，無有例外?！稘h書·藝文志》將《論語》等附于《六藝略》之后，視為幼學之書，《孟子》更不在其列。皮錫瑞說：“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紀;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經。”(《經學歷史》，第67頁)《論語》為弟子筆錄孔子言行而成，所以不得列為經。

然自中唐之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的地位逐漸提高。唐文宗刻石經，將《孝經》、《論語》、《爾雅》列入經部。唐朝佛道大盛，為了“觝排異端，攘斥佛老”，韓愈提出了以《大學》為綱領的思想理論體系來批判佛老，認為“治心”與“修齊治平”是融會貫通的。他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粍t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由于韓愈的表彰，《大學》成為了宋明儒學的重要典籍。另外，韓愈又提出了對后世很有影響的儒家道統說以與佛老的道統相抗衡。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原道》)孟子得儒學先王之道的正傳，所以韓愈竭力推崇孟子，認為“孟氏醇乎醇者也”(《讀荀子》)，指出“自孟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送王秀才序》)。此后，《孟子》一書遂成為宋明儒學所依據的重要典籍。韓愈排斥佛老主要是從社會人倫、政治、經濟諸方面立論，而未能從儒家的心性論對佛教的心性學說作深入的思想的分析批判。這一工作是由他的學生李翱來完成的。他著《復性書》闡發儒家的心性論?！稄托詴芬浴吨杏埂?、《易傳》為理論框架、兼采《大學》、《樂記》，旁攝佛道而成。由此可見，《復性書》突出了《中庸》、《大學》在儒學典籍中的地位，改變了漢唐以來以《五經》為中心進行注疏的風氣?！洞髮W》、《中庸》的地位從此以后便扶搖直上。

宋儒緊步韓愈、李翱的后塵，不斷地抬高《孟子》、《大學》、《中庸》的地位。周敦頤認為，《易傳》和《中庸》是相通的，他認為“誠”為圣人的最高境界，于是以乾元為誠的根源，這就為《中庸》的誠的概念確立了一個形而上的根基。這就有了抬高《中庸》、以《易傳》解釋《中庸》的思想傾向。程頤更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為修身養性的重要教材，尤其是《大學》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領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具體而微，易于傳授，所以程頤說它是“初學入德之門”。又有人曾問程頤“圣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他答道：“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墩摗贰睹稀啡缯沙邫嗪庀嗨?，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二程集》，中華書局版，第204頁)他又說：“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后看《春秋》。先識得義理，方可看《春秋》?！洞呵铩芬院螢闇?無如《中庸》?！?同上，第164頁)程頤反復強調，讀經先要明得義理，此義理就包含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之中?？梢?，程頤已把四書抬到了五經之先的地位上了。與周敦頤、二程一樣，張載也援引《四書》的文義來解釋《周易》經傳，或者以《周易》經傳解說《四書》中的文辭。又張載少時喜談兵，曾寫信給范仲淹討論邊防問題，范曾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遂勸他讀《中庸》。可見，《中庸》在當時的社會上已很風行，很受重視。然《四書》正式結集，則始于朱熹，使《四書》在宋明之后上升到《五經》之先的地位。朱子平時教人也必使其先致力于《四書》，認為“若讀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文集》卷七五，《論孟集義序》)。他竭畢生精力于語孟集注、學庸章句，“一生用功”，“四十余年理會”，先后著《論孟精義》、《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最后又精心匯纂為《四書集注》。其生平著述最所用心也在《四書》。朱子身后，其門人弟子在編集《語類》時亦置有關《四書》語錄于《五經》之先。且《語類》一百四十卷，《四書》部分共占六十四卷，當占全書篇幅三分之一以上。《五經》部分為二十九卷，不及《四書》部分篇幅之半。于此可見，宋代理學，重《四書》過于《五經》。而朱熹則將其推之極至。之后元明兩代，皆承朱子之學風。清儒雖號稱為漢學，長于治經，然亦多以《四書》在先，《五經》在后。而且科舉考試或太學鄉校，皆重《四書》而輕《五經》。《四書集注》成了太學與府縣官學的欽定本，科舉取士的標準答案，直至清末。

疑經乍起

宋儒尊經、注經，但不盲從。他們遵循以義理解經的原則，所以每每能發現經書中之謬誤，而對古代經傳發生種種疑問。他們不信注疏，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如王安石認為《春秋》本為史家記事之作，有聞必錄，多有闕漏，是為“斷爛朝報”，遂開疑經之風氣。李覯著《常語》指斥孟子為“五霸之罪人”，因為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造成諸侯爭霸，天下大亂。歐陽修認為《易》之十翼非出自孔子之手。至于改經、刪經、移易經文則以程朱為甚。朱熹《大學章句》移易舊文頗多，以己之意“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又以為《大學》“別有闕文”，所以“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朱熹曾撰《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經文二百二十三字。朱熹之移易《大學》舊文，實本于二程。二程表彰《大學》，“又為之次其簡編”。此后，朱熹之三傳弟子王柏作《書疑》任意增刪《尚書》。作《詩疑》刪《鄭》、《衛》，任意改易《風》、《雅》、《頌》。《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這是以義理解經的必然結果，這也是義理之學遭后人詬病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