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風范—禮儀制度·雅是人類文明的本質(zhì)

儒家講雅，不是追求淺薄浮華的形式，而是有它獨到的深刻認識。這個認識就是認為人類區(qū)分于動物、禽獸之處，就在于人類懂得禮義規(guī)范，或者說人類文明的本質(zhì)就體現(xiàn)在遵循禮義規(guī)范之上。

儒家典籍多次強調(diào)人類的文明本質(zhì)。《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在這里將宇宙萬物區(qū)分為水火、草木、禽獸、人類四個等級，這四個等級呈現(xiàn)出逐層遞進的形式，而人類是處于最高層次。人類的高級就體現(xiàn)在它不僅具備氣息、生命和知覺，而且表現(xiàn)在懂得禮義。所以，禮義在這里成為區(qū)分人類與禽獸及其它事物的一個標志，而禮義正是儒雅的核心內(nèi)容。《禮記·曲禮上》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這里進一步指出人類不同于禽獸之處就在于禮義。儒家這個認識，揭示了人類的文明本質(zhì)。按照這種認識，人類要使自己告別動物界而得到更大的發(fā)展，就應(yīng)當通過遵循禮義來使自己完善。由此而不斷地提高人類的文明水平，而儒雅風范就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

儒家以禮義作為區(qū)分人類與禽獸的標準，其中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夷夏之辨

首先，夷夏之辨為儒家區(qū)分人類與禽獸提供了依據(jù)。上古三代時期，華夏民族多建都于黃河南北，四方分別是西戎、北狄、南蠻、東夷，華夏相對于四夷而稱中國。《詩經(jīng)·大雅·民勞》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將中國與四夷區(qū)分得非常清楚。《禮記·王制》云：“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fā)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fā)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火食，是指東夷南蠻尚未進化到使用火的水平，尚處于茹毛飲血的時代。不粒食，是指西戎北狄之地不生五谷，人民僅靠食禽獸之肉而生存。而所謂被發(fā)文身、雕題交趾、被發(fā)衣皮、衣羽毛穴居云云，也都是指這些蠻夷民族尚處于野蠻落后的時代，文明進化程度極低。從字形上看，“蠻”字從“蟲”，“狄”字從“犬”，這也是指蠻夷民族沒有脫離動物界。夷夏之辨不僅體現(xiàn)在地理位置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文化的高低之上，這就是視其是否重視禮義文化。《春秋公羊傳·隱公七年》云：“不與夷狄之執(zhí)中國也。”何休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zhí)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zhí)。”又同書昭公二十三年云：“中國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能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何休準確地指出夷夏之辨的標準在于禮義。以禮義為特征的中國文化之所以高于夷狄，就在于禮義在這里是作為衡量人與自然分離的尺度，它標志著人類告別了野蠻的動物界而走向文明。華夏民族號稱禮義之邦并以此為驕傲，這并非夜郎自大而是有著充分的理由。與高度發(fā)展的華夏文化相比，夷狄民族當時尚不了解禮義文化的意義。《史記·匈奴列傳》這樣描述匈奴習俗：“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這種不顧人倫、不分長幼、欺老賤弱的行為，在華夏民族看來是無異于禽獸的事情。儒家在同落后民族的比較中，看到了華夏文化的優(yōu)越性與先進性，因而以禮義作為文明人的一種標志。

周禮乃文明標志

其次，儒家典籍將人類的發(fā)展與進步視為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這從《詩經(jīng)·大雅》所載的幾首周民族史詩可以見出。《生民》歌頌后稷發(fā)明農(nóng)業(yè)和潔誠祭祀，農(nóng)業(yè)的發(fā)明是人類進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對于人類脫離動物界意義極為深刻。而后稷用農(nóng)業(yè)豐收的果實祭祀上帝祖宗，則開啟了敬祖的孝道之風，這可以視作是禮義的萌芽。《公劉》歌詠公劉由邰遷豳，使周民族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的條件。《緜》記述古公亶父由豳遷岐，詩的開頭說：“古公亶父，陶復(fù)陶穴，未有家室。”這是說周民族在古公亶父統(tǒng)治的最初時期還是野居穴處，是古公亶父領(lǐng)導(dǎo)周族人民構(gòu)建房屋，從此告別了穴居時代。尤其是周文王運用禮義教化人民，對周民族的發(fā)展意義極大。《緜》的末章寫道：“虞芮質(zhì)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解釋這兩句詩說：“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zhì)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余國。”漢儒以斷虞芮之訟作為文王受命的標志，而文王之所以受命而王，就是因為他在禮義教化上獲得了成功。《毛傳》所描述的周國謙讓之風，正是文明禮儀之邦的表現(xiàn)。從后稷發(fā)明農(nóng)業(yè)到周文王的禮義教化，周民族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由原始落后而走向文明。儒家歷來以誦習《詩》、《書》為業(yè)，《詩經(jīng)·大雅》中的這些周民族史詩對儒家認識人類的文明本質(zhì)，當有極大的幫助。

孔子從周

儒家所繼承的禮義主要是指西周禮樂文化。相傳夏商兩代也曾有一定的禮樂制度，但由于時代久遠史料缺佚，到孔子時代，這位博學的儒學祖師已經(jīng)慨嘆史料不足，杞宋兩國不足以作為夏商兩代禮樂制度的證據(jù)。孔子比較了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認為周代的禮樂制度超出了夏商而最富文采，因而決定采取周禮作為理想的禮樂制度。儒家一般認為西周禮樂制度成于杰出的政治家周公之手。周公一方面繼承并發(fā)展了周文王禮義教化的做法，另一方面又損益夏商兩代禮樂制度，由此而創(chuàng)建了令后代儒家心往神追的禮樂制度。儒家認為西周禮制代表了人類的最高文明成就，最能體現(xiàn)人類的文明本質(zhì)。因此他們以無比的熱情，宣傳禮義的價值，歌頌人類的文明成就，并用禮義文化來陶冶自己，鑄造禮義化的人格，遵循禮義行為規(guī)范。儒雅風度就是儒家在服膺禮義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古代文明風范的形成，是建立在對人類文明本質(zhì)的深刻認識之上，它有著極為深厚的文化根基。透過儒雅風范，可以看到華夏民族由原始、落后、野蠻而逐步走向文明的艱辛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