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與中國史學·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史學思想·史學評論

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史學，是研究史學本身發生、發展、變遷、遞嬗的歷史的一門科學。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科學，是近百年逐漸建設起來的。但是，作為對史學得失的評論，卻源遠流長。一般說來，史學史研究的具體對象主要是史家和史書。如此，則中國先秦時期，就已有史學評論的萌芽，孟子是其代表。

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所謂“王者之跡”，是指西周的采風制度，周天子用這種辦法去了解民俗民情，從而調整國策，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后來，周室衰微，諸侯紛爭，南夷北狄交伐中國，采風制度也隨之瓦解了。于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孔子，以魯國國史為基礎而修《春秋》。所以，《春秋》是對《詩經》作用的繼承和發揚。孟子是第一個對《春秋》這種作用評論的學者。孟子又評說《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離婁下》)。孟子指出史學的三個要素，即“事”(事實)、“文”(文章、文采、史書在文字表達方面的標準)、“義”(義理)，可以說是史學研究的嚆矢。

隨著史學的發展，評論史家、史書的工作也更加發展。兩漢時期的司馬遷、班固為了著史，自然對前人的史學成果要有所借鑒，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發表了一些史學評論。如司馬遷對《尚書》、《春秋》的評論(參見《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序》)，他對《史記》的自我評論(參見《太史公自序》)，以及劉向、揚雄、班氏父子對《史記》的評論，都屬于史評之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班彪的史評專論《略論》(全文見《后漢書·班彪傳》)。它敘述了史學的源流，并評論了《史記》所載的內容、歷史觀點、創始體例、敘事才華以及治史態度，也指出《史記》的缺點。班彪在評論《史記》的史學思想及體例書法時，有褒有貶;溯源流時，按時代順序一路說來，頗有條貫。這是中國史學評論史上第一篇比較系統的評論史學的文獻，是史學評論從不自覺到自覺的一個轉折點。

到了南北朝時期，劉勰作《文心雕龍》，其中有《史傳》一篇，這是中國史學評論史上第二篇比較系統地評論史學的文獻。關于史學的功能目的，劉勰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修《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的觀點，提出“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表征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并天地而久大”的觀點。他這種端正世風說和彰明制度說分別是對以往的懲惡勸善說和以史為鑒說的細致發揮。

關于修史的基本方法，劉勰初步總結為“尋繁領雜之條，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術”。又說“曉其大綱，而眾理可貫”。即要廣泛搜集史料，鑒別、整理史料，明確首尾斷限，研究修史條例，抓住撰史要領，這樣就可以達到修史的目的。

關于史體的評論，劉勰指出編年、紀傳二體的各自優點和缺點。注重史書體例的探討，是魏晉南北朝史學評論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如韋昭《國語解敘》、杜預《春秋左傳序》、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范曄《后漢書·自序》等，都引古證今，闡說自己著作的義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史書體例的熱烈討論，其結果是形成了紀傳體史書與編年體史書的競相發展。同前人相比，劉勰的獨到處在于對紀傳、編年二體的優長偏短的分析深刻中肯。如他指出紀傳體有較廣泛的兼容性，善于分門別類表述歷史，但“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之重復，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詮配之未易也”。編年體以時間為經，史事為緯，易于表述同時期的歷史事件，但“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這些評論，都是他的創見。

劉勰對歷代重要的史書評論的重點是《春秋》、《左傳》、《史記》和《漢書》。對于《春秋》，他大力肯定其褒貶的社會意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條例。他大力肯定《左傳》，是由于它傳述了《春秋》的微言大義。對于《史記》，則特別肯定它敘述史事的系統性和給人物作傳“詳而易覽”，克服了《左傳》寫人物所產生的矛盾，因而為以后史書所宗奉。對于《漢書》，則特別肯定其“十志”內容的完備和豐富以及贊序文字的宏麗。

劉勰的《史傳》標志著史學評論的水平上升到一個新階段，它所含的內容比之班彪的《略論》豐富得多，比之以往其他史家史書那種不太自覺，且失之于孤立、零碎的評論，顯然提高了一個層次。經過劉勰的總結和發展，史學評論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已初具系統，使學者能更自覺地、真切地意識到史學評論的內容、特點和必要性，為史學評論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道路。

唐代是中國古代的盛世，也是史學發展的盛世。唐初設館修史，產生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和《南史》、《北史》等八部紀傳體正史。杜佑以“將施有政”的明確目的，寫出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唐代修史的成就，把中國古代史學推向了一個新高度。但唐代史學領域的弊端也不少。劉知幾這位天才的史學家，身為史官在史館修史，卻不能按照自己的見解進行撰著，一切都要仰承監修的旨意，常常受到譏笑和排擠。劉知幾與當道不合，他追求思想解放，退而撰《史通》一書以明志。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就這樣誕生了。劉知幾也當之無愧地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史學史大家。

《史通》一書，所論內容十分豐富。如《史通》論述了歷代史官的建制沿革、史書的著作和分類等史學發展的情況;評論了史書編寫的對象、體裁、態度、編纂方法以及某些史書;論述了史料的搜集、鑒別和取舍以及自述其寫作《史通》的目的、經過，評論史館監修的利弊，提出史家應當具備的條件等問題，全面總結了自遠古到唐中葉的史學，指出了今后撰史的方向。劉知幾的這些史學評論，曾振聾發聵于當世，并啟迪后人。但畢竟事屬草創，難以全備，《史通》一書的視野主要停留在對史官沿革和史書編纂理論的研究上，尤其是關于怎樣寫著歷史，《史通》論述最詳。而對史家的思想根源、史書的背景等還缺乏必要的透視。

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高峰，古代各種史學現象無不具備，誕生了一大批堪稱第一流的史學家和史書。紀年體、編年體、典制體、紀事本末體、綱目體、學案體等體裁的史書空前發展。史學范圍空前擴大，方志盛行。寫史廣泛搜集材料，不為正史所拘，運用金石考史。社會上讀史成風。在這樣的氛圍中，對史家、史書的評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很多學者發表了史評的論著，歐陽修、司馬光、鄭樵皆如此，而以鄭樵更為后人所矚目。

鄭樵和劉知幾不同，他既沒有寫過專門的史論著作，也沒有全面闡發自己對古代史書的評論，但是在他的《通志》一書中，明顯地體現了自己的史學理論，主要是“會通”觀點和批判精神。鄭樵主張編寫通史，反對斷代為書。他認為歷史是一個整體，如同長江大河，后代與前代存在著“相因依”的關系，不能把它截斷，而要了解這種“相因依”的關系，只有通史才能辦到。因此，他盛贊司馬遷，貶抑班固。《通志》全書即是鄭樵竭力表彰“會通之義”的產物，尤其是“二十略”部分，突出地反映了他“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愿望。在批判精神方面，鄭樵提倡“自得”、“獨斷之學”，修史成“一家言”，反對不能出自胸臆的因襲和依傍。強調據實直書，反對“妄學”《春秋》任情褒貶之法。反對“五行相應之說”，批判神權主義“欺天之學”。倡導求實的學風，反對空談義理與專務辭章之學。“會通”思想是宋代的史學的主流，北宋司馬光的《通鑒》和南宋鄭樵的《通志》，一為編年，一為紀傳。同為貫穿古今的鴻篇巨制，宋代“通史家風”，遂由此而臻于極致。而司馬遷之后，能以“異端”史學力主會通明變者首推鄭樵。他本人著書立說，并不能完全實現這些主張，如《通志》并沒有把歷史作為一整體去考察、去探究歷史發展的原因，而且是把典章制度的前后演變聯系起來考察，在考察中對于制度之間的關系、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等等，都沒有加以研究，更談不上研究歷史現象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規律。盡管如此，他的“會通之義”對史學通變思想的日趨理論化還是有著獨到的貢獻，它給時人和后人以這樣的認識：史家寫通史無須為一朝一代的史實曲筆忌諱，比較容易反映出歷史的真實面貌。通過貫通古今的通史，可以“極古今之變”，對典章制度的演變發展，也能夠看出它的前因后果。對這種“會通”理論，我們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

清代乾嘉時期的章學誠，是中國歷史上后于劉知幾約千年的又一位杰出的史學評論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義》，在考據學大盛之際，獨樹一幟，在史學理論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章學誠的史學理論，主要體現在對治史的宗旨、任務、態度以及歷史編纂體例等方面所發表的若干杰出見解。首先，章學誠系統闡述發揮了《六經》皆史的理論，使其成為他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核心。這一理論的意義在于它擴大了歷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圍。同時，這一理論還針對時弊，批判了空談義理的宋學和專事考據的漢學，從而使他提倡的學者應面對現實，重在發揮、創造，反對死守章句，力主通今致用的觀點更為堅實有力。其次，提倡“史意”，“成一家之言”。史意即史義，指史學理論觀點。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文史通義·史德》)指出義、事、文這史學三要素應以“義”為主。從這個觀點出發，他提倡史學要別識通裁，成一家之言，認為史學的任務在于“綱紀紀天，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所以，他主張通史，贊揚鄭樵的“會通明變”的思想，反對劉知幾貶低通史的觀點，并專門寫了《釋通》和《申鄭》篇來論述“通”的概念，贊揚鄭樵“不徒以詞采為重，考據為學”，著史具有“別識心裁”、“自為經緯，成一家之言”(《申鄭》)。這不僅是他對鄭樵的推許，也是他對一個史家是否有成就的評定標準。在《申鄭》篇中，他還以孔子修《春秋》，就史學事、文、義三要素中，孔子把史義放在首位為例，提出了一個評論史家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看史家在辭章上或考據上的成就如何，而是要看史家在史義方面是否有所成就。也就是說，要看他對歷史的見識如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看史家能不能總結歷史經驗，探索歷史規律。章學誠并不反對史家應有的文才和考據的功夫，但他反對把這二者代替對史義的探索。第三，區分史籍為撰述、記注兩類，提出對歷史編纂體例的改革方案。中國傳統的史學分類是按史體來分類的，章學誠卻提出了把史籍分為撰述(著作之書)和記注(為著作提供材料的資料匯編)的主張。他認為不同類別的史籍應有不同的寫作要求，記注是記錄具體史實的，因此要“賅備無遺”(《文史通義·書教下》)，而撰述則不拘繩墨，通過史事總結出經驗教訓，以為將來之借鑒，因此要有“抉擇去取”(《文史通義·書教下》)，“獨斷于一心”，“成一家之言”(《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他這一主張的提出，是因為他有鑒于唐宋以來學者一意模仿前人體例，以致出現許多“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文史通義·書教下》)的史書。為此，他還提出了一些史體的改革方案，盡管最終沒有實現，但他的論述仍是對史學的重要貢獻。第四，章學誠系統地論述了編纂地方志的理論和方法，對方志學提出了一整套卓越見解。清代方志盛行，這與中國方志學的奠基人章學誠所闡述的理論和他所作的實踐是分不開的。所以他被近人推許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章學誠在清代考證、義理、詞章三派學風的沖擊下，追溯古今學術的源流，探索文史著作的規律，就兩千年來中國學術思想體系、文史類例義法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他的立論和探索使中國古代史學的研究水平達到了最高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史學評論的發生發展，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史學評論的指導思想始終都是以儒學為歸依，儒家思想是傳統史學評論家在史評過程中萬世不移的圭臬。儒學對史學評論影響的積極面是促使史學研究向前發展，其影響的消極面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劉勰提出“直筆”、“信史”論，肯定“實錄無隱”之旨以及寫史要“詳實”、“準當”，但“立言選義，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圣以居宗”(《史傳》)，要求修史應以儒家經典為準則。他又從“宗經矩圣”的儒家立場出發，認為史書體例應效法儒家經典，批評史漢以下各種著作都未像《春秋》和《左傳》那樣“舉例發凡”。儒家思想帶給他的局限性，使他不能認清史書體例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的進步趨勢。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有相當的進步性，對后世的影響相當深遠，但他史學批評的目的，還在于使史學更好地為維護封建綱常名教，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他的所謂“勸善懲惡”，就是勸遵循三綱五常之善，懲違抗三綱五常之惡。他主張的“直書”、“實錄”也主要是對于“賊臣逆子”而言的。他的名教觀念很重，為了維護名教，他認為在史書的編寫中，可以對尊者、親者作些隱諱：“史民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筆》)“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現合名教……諱之可也。”(《史通·惑經》)可見劉知幾的“直書”、“實錄”，是以不違背名教為前提的。劉知幾的儒學正統史觀也很重，他很不滿意司馬遷替項羽作本紀，也不滿意班固在《漢書·王莽傳》中用了王莽的年號。他無視項羽在一個時期內在全國發號施令以及王莽曾一度統治中國的歷史事實，這些都反映了劉知幾在他的史學評論中的正統觀念。鄭樵在《通志》的總序、二十略及紀傳中，都體現了“會通”的原則，但他強調“會通”的目的還在于“明經”、“達詩書之旨”、“宣仲尼之教”、使人“知周公之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使人們更好理解傳統的思想和制度，“使百代之下為人臣、為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謚略·序論第一》)。章學誠強調“史德”，認為史德乃史家的“心術”，而他所說的“心術”，主要指儒家倡導的封建禮教。他說：“史志之書，其所以有裨風教者”，就在于它能“傳述忠孝節義”，“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住”(《答甄秀才修志第一書》)，可見他對史書的封建倫理綱常教育作用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我們從中國古代史學評論建設的歷程考察，可以看出中國史學評論的每一步發展，都與儒學相連結。儒學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儒學的發展對推動古代史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一些史學評論家在儒學的指導下，提出了有關史學的重要見解，取得了史學研究的較大的成就。同時儒學的局限也帶給了史學評論的局艱，學者的評論史家和史書，基本上沒有跳出儒學規范，因而也無力構架史學史的學科體系。總的說來，中國史學評論的不斷深入發展是其主流，古代史學家對中國歷史學發展過程的不懈探索，為中國近代以后史學史這一學科的逐步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