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西方文化·儒學面臨的困境·儒學自身的反思

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1)上述情形是如何造成的，或者說，一向消化力很好的中國文化何以一遇“西風”便患了“消化不良癥”?(2)儒學究竟是不是最優秀的文化，或者說在消化外來文化方面儒學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一向為自己的消化力而洋洋得意的中國“儒者”，沒想到這次遇到了如此強硬的對手，就象不經意中遭遇當頭一棒，中國的“儒者們”被打得暈頭轉向，不辨東西。過了很久緩過神來，才發現現在的對手原來的確不同尋常。往日的對手均是來自鄰近的民族，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或粗耕民族。他們和中國生長在大致相同的生態環境中，他們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或同質性(參考張文達等編《臺灣學者論中國文化》一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印度的佛學跟老莊思想一樣，帶有很強的出世或遁世意念。儒學雖具入世精神，卻也時常“執兩用中”，在“忠恕”和“仁愛”的旗幟下絕難有沖動、激情和大膽的社會行動，其“溫和”、“緩進”的性格，從根本上說，同佛學精神也是頗為接近的。這樣，外來文化的輸入不僅不能動搖中國原有文化的根本，而且不斷強化了其經脈，使其更具調適力。外來文化每沖擊一次，中國原有文化就被強化一次，以致最后成為好像是牢不可破的真理。西方文化就不同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同中國原有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文化，織就了一張巨大而又可怕的“天網”，每個個體都被安排到這“天網”的某一個紐結上去，尊卑貴賤、親疏遠近區分得清清楚楚，誰也別想撕破這張網，誰也難以從一個紐結跳到另一個紐結。而西方的文化卻有生而平等的意識，人際關系是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責任觀念上的，人不是網上的一個紐結，人作為一個個體與其他的個體，有著同樣的價值與尊嚴。中國人把人當成自然的一部分，認為人的價值不在于超越自然、控制自然，而在于同于自然、歸依自然，所以自然、天人合一就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高的人格理想。西方人則不同，基督教的原罪說促使每個人努力工作以贖罪，人根本不同于物的觀念使西方人自覺地把自己放到物的對立面去，人定勝天與勘天役物的信心越來越堅定，以致使西方人養成了一種不斷向外追逐的品格。當這種“向外追逐”的文化來到“向內自省”的中國人的面前時，中國人如何不感到茫然失措?

與以前那些來自鄰近落后民族的對手不同，這一次的對手不僅是來自遙遠的他鄉，而且是來自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的地方。以前的對手是以落后而居劣勢的面貌出現的，現在的對手卻是帶著先進而居優勢的姿態來到中國。以前的對手由于其遜于中國原有的文化，或者至多與中國原有文化差不多，因而它們的傳入只能引起中國文化局部性的修飾或調整，不能對其產生根本的影響。時間一久，傳入的文化逐漸被同化而喪失其原貌。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西方人利用其民主政治制度和科技工業體系，比東方人更有效地掌握著獨立自主生存的優勢條件，重視創新和肯定變遷的價值觀，使西方人比東方人更有效地控制著維持和擴張社會獨立生存的條件的主動權，這種控制成為西方工業富裕經濟的基礎和西方文化呈其優勢的基本動力。一直在數量上無限膨脹著的處在匱乏邊緣的中國人，以歷久少變的生產技術，在有限的土地上直接用人力從事生產，直到二十世紀，還在那里絕望地進行著“生產報酬遞減”的辛勤勞作。在幾千年的掙扎中，他們養成了“安分”、“守己”、“知足”和“順應”的性格，當明顯居于優勢地位的帶著“進取”、“尚新”、“求變”、“控制”等等品格的西方近代文化來到他們的面前時，他們立刻暴露出缺乏適應和抗衛能力的弱點。

以前的對手常常帶有政治上的目的，這就是確實地成為中原的統治者，元、清兩代尤其是如此。欲達此目的，除了武力的征服以外，這些異族人不能無視漢人較為精致和較為高超的優勢文化。要統御漢人，不遷就漢人已有的文化，不沿用漢人已有的十分完備的典章制度，是絕對不可能的。遷就和沿用的結果，異族人原有的文化基素不是逐漸喪失就是成為殘余物，被修飾砍削，納入漢人的文化洪流之中?，F在的對手不同了，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洋人并不想直接占有這個古老而神秘的東方帝國，并沒有也不想直接以政治統治者的姿態在中國出現。他們或許是無意，但更多地是有意以半殖民地的方式輸入他們的經濟與宗教，以條約的方式實現他們在中國從事經濟、宗教和意識形態活動的合法性。武力和軍事上的優勢只是保證上述目的得以實現的后盾，不是為了讓自己成為統治者。正因為他們沒有成為統治者的意念，這些洋人就不必為顧及統治而遷就中國人原有的典章制度和行為模式，也就不必刻意去調適自己的文化與中國文化，反省自己的文化是否適用于中國。當以前的對手憑借武力的征服入主中原時，中原人因為自己的文化優越于這些入主者，總還有引以自豪和嘲笑對手的地方，總以為自己并沒有真正失敗，只是在一場打架斗毆中暫時失了利。而現在，面對西方異質、精致而極富生機的科技文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受到莫大的屈辱。對手是那樣生機勃勃、孔武有力，自己卻是那樣死氣沉沉、弱不禁風，無論是體力還是智力，無論是軍事還是文化，都遠遠地落在對手的后面。中國人在文化上的那最后一點自豪感，也消失了，中國的文化在退縮，一步一步地退到懸崖的邊緣。首先是器用，然后是制度和倫常，最后終于臣服在洋人的思想和價值體系之下。

上述種種原因，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消化不良”。但中國文化的“消化不良”是不是即等于儒學的“消化不良”、這是下一步必須討論的問題。

崇尚傳統文化的人一直以為，儒學最為優秀的地方在于它有廣大的包容力，它的宏博精微，足以吸納一切他源文化。但我們細檢歷史，卻發現儒學的消化力是極其有限的。儒學主張復古，復古導致排斥異己，排斥異己導致排外，排外導致儒學本身的失去消化力。(參見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復古是中國的傳統思想，而孔子則是這種思想的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人物。在孔子心目中，不僅唐虞夏商周一切的政治禮法風俗及其他社會制度是好的，就是一切的古學都要“學而時習之”，就是做夢也要想起周公(“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復古傾向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文化的一切方面都依法前人，而依法前人，當然是愈古愈好。所以孔子特尊崇帝堯?？鬃颖救顺绻牛绨菘鬃拥娜水斎灰渤绻?，孔子本人推崇皇古，崇拜孔子的人當然也不會例外。如把孔子抬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之崇高地位的孟子就說：

“規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甚至認為堯舜就是“性”，而盡性可以知天，故堯舜也就是“天”?？鬃舆€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則直接把堯舜說成“天”，可以想見其尊崇堯舜到了何種程度。舜堯以后，禹、皋陶輩能見舜堯黃金世界而知之，卻不能因見而行之，再下至湯，就只能聞而知之了，從此以后，五霸則愈趨愈下，至孔子時代，能“聞而知之”的也已極少。所以孔子雖只能“聞而知之”，確已十分不易，不失其為圣?？傊诳酌夏抢?，歷史的變更是退步的，從堯舜的黃金時代退至湯武的升平時代，又由湯武的升平時代退至五霸的混亂時代。反正在文化的全部上，皇古勝于過去，過去又勝于近代，所以補救之法就是“法古”，愈古愈好。這是孔孟復古的根本態度。

這樣的復古必然導致排斥異己。因為勸人復古，就是勸人不要反古，而“我”就是獨一無二的聞知皇古情況的人，所以不反古就是不反“我”自己所說的古道。由此推衍下去，結果是否認一切與己不同的言論和動作，深化排斥異己的成見，不允許容納他人的意見。因為把過去的法則來做目標，總是絕對的，就是說它決沒有可能向較好的方向變。它要變，只會變壞，愈變壞愈要復古，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就是他們的勸告。跟著“我”走罷!這是孔孟的勸告，要是不跟著“我”，就是“攻乎異端，斯害己矣”。結果是孔家一切的伙伴，都不能相信孔子以外的道，不僅不能相信，還要用政治權力或他種實力保護這個道。

排斥異己就是排外。排外應用在某一種學派上，就是排斥這學派之外的 一切其他學派，應用到一個國家或民族上，就是排斥這一國家或民族之外的一切國家和民族。和排斥異己一樣，排外也是孔家的一個基本信條。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一類的話足以表明這一點。中國以外的一切民族國家，不是南蠻北狄，必是東夷西戎，他們沒有開化，沒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教，也不配享用這種禮教。萬一他們有了君有了臣，還不若皇朝中國之沒有，因為惟有大國皇朝像中國這樣，才能夠有這等名副其實的東西。儒學這樣的排外，趨至極端，必認一切外來的東西都不好，不值得仿效，礙于皇朝的面子，也不應當仿效。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對于儒學在中國文化消解外來文化之過程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必須十分謹慎地去看。西方文化傳入以前，中國文化對于外來文化的每一次消解，很明顯地都離不開中國其他各派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參與。從西元一世紀到西元十世紀，從輝煌的漢到更加輝煌的唐，在長達十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儒學，至少是觀念層面上的儒學，退縮到一個不知名的角落，把以道家為主的其它各派思想推到了消化外來佛教文化的最前沿(參見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慧遠(334—416)援引《莊子》疏解佛學的“實相”概念，支讖(東漢未)援引“本無”、“自然”概念來詮釋佛學的“空”的觀念，而“本無”、“自然”這些概念是來源于道家思想。在佛學初傳時，只有道家思想才有能力把佛學這一異質文化變得可以接受，變得讓中國人認同。在佛學從皇室、貴族和士族階層逐漸向民間蔓延的長時期里，也就是在始于西元三世紀的佛學發展的蔓延期里，又是道家思想使得佛學有可能離開其固有的理論軌道，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這一關鍵性的轉折是在竺道生(?—434)那里實現的。經過前人幾個世紀的努力，竺道生終于有可能用道家思想把“涅槃”解釋成對“佛性”的回歸或實現，這種返本歸真的觀念是印度佛學所沒有的。在中國佛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又是道家思想把佛學推上了其發展的頂峰，天臺、華嚴的“判教”，天臺“性具實相”、華嚴“法界緣起”的新的佛學本體論，以及禪宗“識心見性”的獨特修持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或接受了道家的歷史觀念、總體觀念和自然觀念。離開印度佛學固有軌道而獨立發展的禪宗，尤其是慧能(636—713)的禪學，其觀念淵源甚至就已經存在于道家思想，尤其是莊子思想之中。

當這些思想家用十個世紀的辛勞去消化佛學這一外來苦果時，儒學家們卻始終保持沉默。偶爾也有幾個人走上前沿指指點點，但他們的微弱呻吟，立即就被強勁的佛風淹沒了。所以當我們說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時，我們必須明白，這里的儒學是制度層面上的，而不是觀念層面上的。儒學作為一種制度，的確是從未退卻，但它作為一種觀念，卻是經常在退卻中，尤其是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中國用了十個世紀的漫長歲月終于把佛學變成中國人自己的文化，當這個過程完成時，也只有在這個過程完成時，儒學才又走上前臺，一展自己的雄姿。這便是宋明新儒學的復興。

所以當我們考察中國文化的“消化不良癥”時，我們必須時刻記住，在“西風”吹來之前，對異質文化的消化，道家思想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儒學，特別是觀念層面上的儒學，從來就沒有能力單獨完成這一重任。“西風”一吹，中國文化便患了“消化不良癥”，這是必然的，因為面對西方文化，不僅儒學無所措手足，就連道家思想也已經無能為力，—已經不可能用道家思想去“翻譯”西方文化了，這樣的契機已經不可能再有了。

于是中國文化在退卻，儒學在退卻。在消化佛學的時期，儒學已經退卻了一千年，在再度輝煌了將近一千年之后，它又要退卻了。中國人，再一次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我們將退到何時? 我們要退向何方?

這種深刻的精神痛苦，一方面是來自我們自己，一方面是來自外界。說它來自我們自己，是因為我們不愿意放棄我們自古就有的“自我中心觀”。“中國”這個詞曾使多少人感到自豪，曾使多少黃皮膚黑頭發使用方塊字的東方人引以為驕傲，因為它意味著我們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我們之外的世界只不過是一個陪襯而已。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下，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到，原來我們并不是最強大的，在“中心”之外的“邊緣地帶”還生活著一些我們打不過的對手。但不管他多么強大，他們畢竟是在“邊緣”，我們是在“中心”，—中國人始終就是這樣自我安慰的?，F在“邊緣”的居客竟然要中國人從“中心”退出，退到他們自己從來就看不上眼的“邊緣”去，中國人如何會沒有痛苦?

說它來自外界，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退卻是被迫的、非自愿的。在西方人的大炮轟擊下，中國人突然發現世界的中心原來在西方，“中國”實質上是個“邊國”，它處在世界的邊緣。一方面我們不愿意放棄祖先遺傳下來的“中國中心觀”，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我們是生活在世界的邊緣，這種心理上的困境是以往面對外來文化時從未產生過的，至少從未如此尖銳和痛心。一方面近現代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肯定必須學習西方、效法西方，否則就有可能亡國滅種，另一方面從內心上，要中國人學習一套與自己以前的經驗完全不同，甚至沒有任何關聯的東西，會造成中國人心理上多么嚴重的挫折。更為糟糕的是，這時候西方文化本身也因其永恒的“變”正面臨著“宇宙觀危機”或“合法性危機”，產生了失落、迷失和疏離。不效法西方是不行的，不管我們心理上多么反感，也必須這樣做，但是效法了西方又能怎樣呢? 是不是在效法到某種程度以后，我們也必須承擔西方人曾經承擔過的失落和迷茫? 如果真的是如此，我們又何必向西方學習?

中國人被某種力量威逼著，走上一條明知極有可能走不通的路。

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嗎? 是的，好像沒有，當十九世紀的帷幕拉下，二十世紀的太陽升起的時候，中國人好像只有這一條路。

假如我們放棄某種東西，比如說，我們從來就不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情形會怎樣呢? 也許好些，也許是一條較好的路。但目前做不到，在強勁“西風”吹打的初期，中國人不可能這樣清醒。

首先要做的，目前要做的，是不得不向西方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