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江西文壇群星巡禮·英才薈萃，名家輩出:輝煌的宋代江西文壇

宋代是江西文壇的輝煌時期。在這三百年間，江西文壇遙遙領先于全國其他地方，文學大家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文天祥、晏殊、晏幾道、姜夔等名家輩出，一時間，整個江西文壇如日中天，璀璨至極。在以上這些大家中，既有詩、詞、散文眾體皆備的文學巨匠歐陽修、王安石、文天祥，又有首開風氣、獨擅一體的名家高手，開創宋代最大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的黃庭堅，開創婉約詞派的晏殊、晏幾道。此外，在江西文壇上卓有成就的其他詩人、詞人亦如群星閃耀。在詩歌方面，僅江西詩派的作家，除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位開宗人物外，還有呂本中、曾幾、趙蕃、韓淲、方回等等一大批活躍于當時文壇的詩人;在詞作方面，近人唐圭璋的《全宋詞》收詞家1397人，其中江西籍詞人就有170余人，占十分之一強，足見當時江西詞壇之盛。

歐陽修(1007—1072)，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四歲喪父，幼孤家貧，由母親鄭氏教誨，以荻畫地為書，歷來傳為佳話。歐陽修兒時曾得韓愈遺稿，苦心探研，廢寢忘食。仁宗天圣八年(1030)，歐陽修二十四歲，中進士，此后開始在地方和中央做官。當歐陽修登上仕途并進入文壇時，正值統治階級內部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守的保守派之間展開激烈斗爭的時候。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主持“新政”，歐陽修站在進步的范仲淹一邊，積極支持新政。“慶歷新政”失敗后，歐陽修因為范仲淹鳴不平而被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后來，歐陽修在朝廷曾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要職，政治上也漸趨保守，以至在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中，成了反對新法的守舊人物。卒謚文忠。

歐陽修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梅堯臣、蘇舜欽對他起了啟蒙作用，可是他對語言的把握、對字句和音節的感覺，都在他們之上。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蘇洵父子、王安石、曾鞏諸人都是在歐陽修的直接和間接的鼓勵或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宋史》本傳說他：“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歐陽修在文學史上的業績是巨大的。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中稱歐陽修為“今之韓愈”，這稱號歐陽修是當之無愧的。宋初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取得了決定性影響，他為宋代詩文發展，特別是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歐陽修繼承韓、柳的文學理論，對文與道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一方面，他十分強調道對文的重要性，把道視為作家的根本修養和內涵功夫，所謂“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另一方面，他認為文有其獨特性：“古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與樂秀才第一書》)。他在《送徐無黨南歸序》中，說明了有德行者未必一定有好文章，道是不能代替文的。對道，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認為要注重實在。歐陽修所講的道，不在于倫理綱常，而在于關心百事，因此，在他看來，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于心”。這種主張，既抨擊了西昆派的形式主義文風，又與石介等道學家所倡導的有區別。而對于文，他倡導平易，反對崇尚奇險。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做知貢舉，他大力倡導平實樸素的文風，從而使科場文風為之一變。由于歐陽修在政壇、文壇上都有崇高的地位，加之有像梅堯臣、蘇舜欽這樣的朋輩以及像蘇軾、王安石、曾鞏這樣有為的后輩團結在他周圍，共同努力，所以詩文革新運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歐陽修是宋代第一個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他的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語言簡練準確，內容豐富多彩，發表政見，抒發感慨，寄托性情，表達理想，各種題材隨手拈來，皆成妙文。政論文是歐陽修散文中的重要部分，直接為政治斗爭服務。其特點是中心突出、說理充暢，其中《為君難論》《朋黨論》《縱囚論》等皆堪稱佳作。一篇《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對五代時后唐李存勖興衰過程的具體分析，得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結論，說明了國家“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的道理，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意義。該文把敘事與議論融為一體，語言婉曲而曉暢，富有節奏感，抑揚頓挫，一唱三嘆，堪稱千載美文。歐陽修的題記文常常借記游而抒情或借記事而議論，抒情中富有理趣，議論中翻出新意，《豐樂亭記》《醉翁亭記》都是廣為傳誦的抒情佳品，《秋聲賦》不用典故陳言，也不堆砌雕琢，卻把無形的秋聲寫得維妙維肖、活靈活現：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竦，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 其觸于物也，����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歐陽修在詩歌方面的成就雖遜于散文，但宋詩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在他的創作中形成的。他學習韓愈的詩歌，傾向于散文化、議論化，這樣就不太受形式格律的束縛，能暢所欲言，充分寫物、言情、發議論。不足的是，有些詩不免太直、太露，缺乏詩的韻味。歐陽修的部分詩作直接反映人民的疾苦，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如《食糟民》，把官吏們的“日飲官酒誠可樂”和貧民百姓的“釜無糜粥度冬春”的困境加以對比描寫，表達了自己作為官吏的內疚之情。歐陽修在他一些抒懷和寫景的詩里，能運用平淡秀麗的詩句，抒寫個人的深切感受和情懷。其中《畫眉鳥》《晚泊岳陽》《豐樂亭游春》《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等都寫得很有特色，尤其《畫眉鳥》寫得更為出色：“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這首詩是詩人在被貶滁州時所做，藝術地表達了詩人對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我國詩歌的特殊評論形式——“詩話”的開端。《六一詩話》以隨意漫談的形式去評論詩歌，其中包含著許多精辟的見解，體現了作者在詩文革新運動中的立場以及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深厚素養。

歐詞較其詩更具特色。宋初文人，多不專心作詞，只是逢場作戲，偶一為之。歐陽修則勤于作詞，并為此付出了很大心力。他在詞的創作上也屬于開風氣的一家，在詞史上與晏殊齊名，并稱晏、歐。在詩文中，歐陽修儼然一副莊重的儒家面孔，在詞里，他卻大書男女之戀和離別相思之情。如他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全詞寫得纏綿含蓄、情思深遠。

歐詞十分注重人物內心的刻畫和描寫，做到細膩真切、含蘊有致。著名的《踏莎行》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歐詞在內容和風格上，上承南唐，尤其是馮延巳，下啟蘇東坡、秦少游。馮煦《蒿庵論詞》說：“歐陽文忠詞與晏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市)人，二十二歲中進士，曾在鄞縣、舒州等地做過知縣、通判等職。仁宗時，曾上萬言書，主張政治改革，表現出矯世變俗的志向。神宗即位后，銳意改革，命他為宰相，實行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舊黨的激烈反對下失敗，他本人被迫辭職。神宗死后，新法被全部廢棄，王安石抑郁而死。

王安石是宋代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時又是個大詩人、大散文家。就其本人意愿來說，他并不追求以文學才能見重于時人，而是想以自己的政治才能盡忠于朝廷，所以當歐陽修以“翰林(指李白)風月三千首，吏部(指韓愈)文章二百年”的詩句來贊美他時，他卻以“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相答。正是這個原因，無論他的文學思想還是他的詩文創作都無不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王安石一生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殫精竭慮，可以說，他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王安石提出，文章必須對社會有實用價值，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裨益，即在《上人書》中所說“文者，務為有補于世用而已矣”。他提出在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統一的前提下，形式必須為內容服務。他還指出，文章既然講實用，那文辭就不必“巧且華”。王安石的這種文學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它的進步意義，只是對文學形式的作用估計不足。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論性的居多，這些文章議論深刻、觀點鮮明、分析透辟、行文尖銳，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所特有的犀利眼光和高遠見識。其中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答司馬諫議書》《讀孟嘗君傳》等都是其政論散文的精品。王安石的散文和其他名家散文比較，其突出特點是邏輯性強，論證嚴密，立意新穎，語言簡樸，但不注重從情感上去影響、打動讀者，這些是和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特點分不開的。

王安石在詩歌創作上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王詩傾向性十分鮮明，并素以風格雄健峭拔、修詞精煉著稱，而且常用散文化的句法入詩，這對宋詩之后的發展影響甚大。王安石寫了不少關心人民疾苦和憂慮國家前途的作品。在《白溝行》里，詩人批評了宋王朝嚴重忽視邊防的重要以及守邊者皆非良將等國防問題。在《禿山》一詩里，以寓言形式，把剝削者比作“不善操耡耰，所食在果谷”的猴子，指出這樣下去勢必坐吃山空，把國家變成一座“禿山”。另外，王安石還有不少詠史和懷古的詩篇很有特色，反映出思想新穎、決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家本色。如他的《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詩人一反世俗之見，贊賞商鞅為變法而驅民以誠的措施，肯定了他順應時代要求的變革精神。這一類詩，最著名的當推他的《明妃曲》二首。這兩首詩，曾在詩壇上引起強烈的反響。歐陽修、曾鞏、梅堯臣、司馬光等人都寫了和篇，然而他們所寫都未能超過王安石。《明妃曲》之二云：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這首詩的妙處，在于詩人別出心裁，立意新穎，又十分地含蓄凝練。它不僅揭示了王昭君獨去異域所表現出來的眷戀國家的凄苦心情，更可貴的是它表達了古代婦女們在愛情、婚姻上的渴望，“人生樂在相知心”。與那些寫昭君的傳統作品相比，這篇作品的確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安石罷相隱居金陵鐘山之后，由于生活環境、個人心緒發生了巨大變化，他的詩風和抒寫內容也在跟著改變。罷相之前，他主要學習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隱居之后，則兼學王維的意境創造。在這一時期，他寫了不少抒發個人心緒和描寫湖光山色的小詩，尤其是絕句，歷來為人們所推崇，素有“荊公絕句妙天下之譽”，嚴羽定其為“王荊公體”。在這些作品里，作者苦心于詩歌藝術的錘煉，最突出的一個例子，當推《泊船瓜洲》一詩：“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第三句中的“綠”字妙極，把春風的力量寫活了。據說作者在草稿上改了多次，最后才選定這一“綠”字，可見他對修辭煉字是何等重視。這種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向來被人們視作范例。

王安石詞作不多，今存二十余首，但多意境開闊、調子激昂、感慨深沉，體現出他的獨特風格。劉熙載稱荊公詞瘦削雅素，無五代香澤之習，深情之士，自爾不如。《桂枝香·金陵懷古》是其詞代表作，寫得豪縱沉郁、耐人尋味，被贊為詠古絕唱。連蘇軾見了他這首詞，都嘆服不已，稱“此老乃野狐精也”(《古今詞話》)，贊其變化之美。

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與王安石是同鄉。他自幼天資聰穎，七歲能文。真宗時，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后得盡讀秘閣藏書，學問益博。仁宗時病卒于家，帝親臨祭奠，謚元獻。仁宗時他為宰輔，是個典型的太平宰相。由于他能提攜后進，汲引人才，被時人認作賢相。《宋史》說他：“平居安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

晏殊詩文以典雅華麗見長。《宋史》本傳說：“為文贍麗，尤工詩，閑雅有情意。”傳說他的詩作甚豐，但絕大部分都已散失。晏殊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在于詞，他和歐陽修一起在宋初詞壇上堪稱領袖人物。他是宋初詞壇上作品最多、影響最大的作家。他的詞擅長小令，多表現官僚士大夫的詩酒生活和悠閑情致，語言婉麗，頗受南唐馮延巳的影響。人稱他的詞“溫潤秀潔”、“和婉明麗”，但無什么新創，內容比較單薄。只是同樣的意思，到了他的筆下就變得很工致。如他的《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表現了詩人對歲月流逝的感慨和春色已殘的惋惜，內容雖比較單薄，但表達上卻有其特色：把天然景色寫得十分工巧，在客觀的景物描繪之中巧妙而自然地寄寓著自己的閑情逸致。詩中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一聯以屬對工巧、自然著稱。“一曲新詞酒一杯”，正好反映了晏殊其人的生活習性和其詞產生的環境。對此，葉夢得在他的《避暑錄話》里有載：“元獻公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

晏幾道(約1030—約1106)，字叔原，晏殊幼子。著有《小山集》，世稱“晏小山”、“小晏”。與乃父并稱“二晏”。他出身貴家公子，孤高自傲，天真狂放，不懂得處世營生，因此晚年饑寒交迫，窮困落魄。

據黃庭堅為晏幾道的《小山集》所作的序，晏幾道有“三癡”：“予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而共以為然。”其盛贊之意，盡在其中。然而，正是這些至情至性，造就了《小山詞》的獨特藝術成就。《小山詞》文體清麗宛轉，明白曉暢，兩宋作家無人能繼，比起當時的詞集，《小山集》真可謂出類拔萃、獨步天下。清人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說：“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獻(晏殊)、文忠(歐陽修)之右……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比起其父詞的貧乏單薄，小晏詞所表現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摯的;與乃父的輕快自如比，小晏的詞更顯沉抑而凄涼。的確，小晏詞一洗其父晏殊那種雍容華貴的氣息而形成一種凄楚哀怨的感傷情調。父子倆的詞雖同樣接近南唐，但晏殊詞與馮延已相似，晏幾道的詞則和李后主的相仿佛。

晏幾道詞的題材雖仍不出愛情、離別之類，但由于他早年優裕而風流的生活以及晚年的落魄潦倒的境地，使他在思前憶舊之中，充滿著那種“風物依舊而人事全非”的感懷。他的《臨江仙》，可作為代表：“夢后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

晏殊父子以其詞作相輝映于當時，二人上承南唐花間遺緒，下啟一代婉約之風，歷來受到詞評家的極高推崇。

江西詩派是宋代詩壇上最重要的一個詩歌流派。早在北宋末期，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就提出“江西詩派”這個名稱，尊黃庭堅為詩派之宗，并開列了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的名單。以后，這份名單又不斷地得到補充，其中有呂本中，曾幾、陳與義、曾思、趙蕃、方向等許多詩人。陣容龐大固然是江西詩派在當時影響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成就高的詩人較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其中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而曾幾、呂本中等，也不失為宋代詩壇上的重要詩人。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因曾官安徽之太和縣，游山谷寺石牛洞，喜其林泉勝景，自號山谷道人，所以后世都稱他為黃山谷。后被貶謫四川涪縣(今涪陵)，又自號涪翁。黃庭堅很受蘇軾的賞識，是“蘇門四學士”之首。蘇稱其詩文：“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宋史·文苑傳》)。自此名聲大振。在文學創作、藝術表現上，黃庭堅努力獨辟蹊徑，自立門戶，他曾說過：“文章最忌隨人后”(《贈謝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題〈樂毅論〉后》)。在詩藝上，黃庭堅師法杜甫，強調點鐵成金，無一字無來處，反對俗調，好奇尚硬，喜用拗體，形成生新瘦硬的“山谷體”。黃庭堅的獨創性固然值得推崇，但他刻意尚奇硬，用僻典，常常弄得意思隱晦艱澀，讓人不知其所云。當然，作為開創一個詩歌流派的藝術巨匠，黃庭堅的“山谷體”也有值得人重視的特色：反世俗，尚風骨，有志節，風格勁峭挺拔，有獨特的個性，特別是當他受到真情實感的激發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刻意好奇的文風時，會寫出一些清新流暢、頗有情致的作品。如他的《登快閣》一詩：“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語與白鷗盟。”全詩用字精致干凈，感情真實，形象鮮明。黃庭堅也作詞，他的詞風與詩風絕然不同，其詞明白曉暢。晚年詞風又與蘇軾的相近，以疏宕灑脫、豪邁雄健見長。如他在《定風波》中寫道：“風情猶拍古人肩”，在《鷓鴣天》中以“付與時人冷眼看”收句，皆顯示出傲兀之襟懷。總之，黃庭堅詩詞俱佳，詩與蘇軾并稱“蘇黃”，詞與秦觀并稱“秦七黃九”。其中又以其“山谷體”詩格影響尤為突出，被江西詩派眾多門徒奉為圭臬，師友相援，衣缽相傳，綿延不絕。從北宋后期到宋末元初，甚至到晚清的同光體詩人身上還有其綺麗余波。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做了很多任的地方官，后來又當了中央的官。可以說，他一生都在半壁江山內度過官宦生涯，但一般說來，自少至老，生活沒有多大的變化。他是個內方外圓、斗爭性不強的正派士大夫，但與后來的“江湖派”詩人不同，楊萬里具有愛國傾向。

楊萬里寫詩，始學江西派，專以摹擬求工巧，到了五十歲左右，棄江西派而學唐和王安石，再后來，忽有所悟，干脆跳出各家圈子，另辟蹊徑，自創活法，形成誠齋體。楊萬里是個多產的作家，人稱其一官一集。現存的《誠齋集》中有《江湖集》《荊溪集》《西歸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續集》《江東集》和《退休集》等，共四千余首詩，大多是描寫山水和流連風光的。對生活保持著一種欣賞玩味的態度，這是楊詩內容方面的一個特點。

由于對生活取欣賞態度，只覺得生活里有很多有趣之處，所以楊詩里常流露出一種讓人覺得好玩的詼諧意味：“半世功名一雞肋，平生道路九美腸”(《曉過皂口嶺》)。“疏籬不與花為護，只為蛛絲作網竿”(《過百家渡》)。至于像《閑居初夏午睡起》一詩：“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更是為眾人所傳誦。此種欣賞、玩味生活的態度與意趣在楊詩中最為突出。這種表現手法給人以親切明爽、健康愉快的感覺。另外，楊萬里作詩有涉筆成趣之妙，大自然中的一切，大至日月山川，小至蜂蝶花木，無一不可收拾入詩，以至姜夔對他有“處處山川怕見君”的戲語。錢鐘書于此有一妙喻：“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談藝錄》)。

楊萬里在南宋詩壇上名氣很大，與尤哀、陸游、范成大并為南宋人所推重的“中興四大詩人”，其中又以楊和陸的名氣更大。楊萬里還能文、能武、也能詞。其詞作今存十五首，詞文與詩文相近，活潑清新、饒有趣味。《歷代詩余·詞話》中稱其“不特詩有別才，即詞亦有奇致”。

姜夔(約1155—約1221)是南宋“格律派”詞人的代表人物。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縣)人。少年時隨父流寓于湖北漢陽，成年后曾出游揚州、江淮一帶。三十多歲時，認識了當時有名望的詩人蕭德藻，并做了他的侄女婿。之后，他就隨了蕭德藻寓居于湖州(今浙江吳興市)，后由蕭氏介紹認識了著名詩人楊萬里、范成大。姜夔平生好學、好客、好藏書，雖一生湖海飄零，寄人籬下，但為人狷潔高尚，“襟懷灑落如晉宋間人”(陳郁《藏一話腴》)。姜夔在當時的文壇上，很負聲譽，曾被推為“詞中之圣”，楊萬里對其詩評價很高：“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后誰當第一功? 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姜夔不僅工詩詞，精通音律，能自度曲，還擅長書法。

姜夔詞是沿著北宋周邦彥的路子來的，并有新的發展。姜夔大力在詞的形式、格律上下功夫，講究章法、音律、結構的完整和聲韻的諧婉，并善于表現出他的詞所獨有的清幽、冷雋的特色，但題材狹窄，多是些記游、詠物的作品。當然，他還有些寫家國身世的作品，如那首著名的自度曲《揚州慢》(淮左名都)就是。不過，他更多的詞是抒發個人身世飄零之感和相思離別之情，如《踏莎行》(燕燕輕盈)、《江梅引》(人間離別易多時)等皆為其代表之作。在現存八十四首姜詞中，有十七首帶有自制曲譜，這是迄今人們所能見到的唯一的宋代工尺字譜，成為研究宋代詞樂彌足珍貴的資料。其中尤以《暗香》(時時月色)及《疏影》(苔枝綴玉)最負盛名。姜夔在詞史上有極高的地位，有人將它比作詩中李杜，有人將他比作文中韓愈。馮煦在《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中有評道：“白石為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榷。……其實石帚所作，超脫蹊徑，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履善，別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歲考取進士第一名。1275年元兵南侵，其時文天祥任贛州知州，以家產充資，起兵抗元，他臨危受命，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元軍迫近臨安，他被派去敵營中談和，因談判時義責敵酋而被扣押。后脫險南奔至溫州，擁立益王趙昰，對元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278年兵敗被俘，被押送大都。元世祖忽必烈軟硬兼施，一心要使文天祥臣服，直至親自許以中書宰相和樞密使之高位，但文天祥堅貞不屈，被囚四年，經受了種種嚴酷的考驗。元帝無可奈何，只得成全他一腔忠烈報國之心。臨刑前，文天祥態度從容，索紙筆書七律二首，詩云：“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常共暮云愁。”并留下衣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

在文學上，文天祥的詩歌創作明顯地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指元兵攻陷杭州、宋帝被俘之前。這時文天祥的創作是沿著江西詩派的路子走的，多平庸草率之作。后期是指他被伯顏扣留逃出，一直到他從容就義為止。后期作品密切反映現實中尖銳、激烈而又復雜的斗爭，生動地表現出了作者可歌可泣的斗爭經歷和熾烈的愛國激情，這些詩歌具有慷慨激烈、悲壯撼人的風格。文天祥后期的作品被收入《指南錄》《指南后錄》和《吟嘯集》等集子里，這些愛國主義詩作，被后人稱為繼杜詩之后的又一代“詩史”。文天祥的詩歌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詩，這是由其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決定的。文天祥的詩歌常常直抒胸臆，不假雕飾，或慷慨悲壯，氣貫長虹，或沉郁蒼涼，回腸百折，其名篇如《揚子江》《過零丁洋》《正氣歌》等，無不感人腑肺，動人心魄，催人淚下，激人昂奮，尤其是其長詩《正氣歌》真可謂浩然正氣，充塞其間：“……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這首詩最能反映文天祥這位民族英雄的性格和意志，在我國文學史上放射著燦爛的光輝。文天祥的詞作不多，今存僅六首，但卻同樣以其慷慨激昂，蒼涼悲壯的風格奏出了宋詞最雄壯的尾聲。他的兩首《酹江月》詞，是用來和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蘇詞因“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感到人生如夢，而文天祥則翻出新意，寫出“乾坤未歇，地靈尚有人杰”、“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杰”，其意境與文字功力，直可與蘇詞相匹。文天祥的散文如長江大河，浩瀚無涯，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應引起人們的重視。萬繩楠在《文天祥傳》中有如此評價：“文天祥的散文，比之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毫無遜色”。總之，文天祥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學大家，而由于他以愛國顯名，其文名反而被掩蓋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文學成就有非常恰當的評價：“天祥天生大節，照耀千古，而著作亦極雄瞻，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后序》，可見不獨忠義貫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