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富國學發展的深化——宋明時期·丘濬的富國思想

在明代，丘濬的經濟思想最為豐富。他的富國思想大多承襲前人舊說，但對前此的富國論作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綜合，構建了一個內容豐富的體系，這是其特點。他的富國思想集中反映在《大學衍義補》一書中。

丘濬的財富觀是很傳統的，他是重本論者，認為財富的主要形態是農產品。他說：“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牧畜三者而已”(《大學衍義補》卷一四，以下凡自本書只注明卷數)，“農以業稼，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同上)。他認為在生產財富的天、地、人三要素中，人的作用是最重要。“財生于天，產于地，成于人”(卷二一)，但“世間之物，雖生于天地，然皆必資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卷二七)。土地為另一個重要因素：“民之所以為生產者，田宅也。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卷一四)。丘濬進一步指出，僅有田宅不不夠，還必須明確田宅的產權，他認為明確的產權也是財富生產的一個重要條件：“所謂理財者，制其田里，教之樹蓄，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則財得其理聚矣”(卷一)。這樣明確地將產權同理財聯系起來，確是新的見解。教育、工商業在養民富民中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養民之政：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足衣食，益蓋藏，以厚其生”(卷一)。重視教育即人力資本的投資是儒家富國論的一個傳統的觀點，雖然這種傳統偏于倫理和品德的培養而非技術和能力的提高，但對于經濟增長仍然是有意義的。至于作什器，通貨財的工商業，那就更不用說了。

在富國與富民的關系上，丘濬和大多數富國論者一樣認為富民是富國的基礎。他說：“古者藏富于民，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途無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 (卷二○)。丘濬第一次將理財明確地區分為“理民之財”和“為國理財”兩方面，這是很有意義的。“現民之財”實質上就是生民之財，就是富民，是廣義的理財。丘濬所說的“理財之道”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這一含義，也就是發展經濟，增加貨財。而“為國理財”則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充實府庫，是狹義的理財。這個問題，在王安石和司馬光的辯論中已經提出來了，司馬光把任何理財都說成“頭會箕斂”他所說的是狹義的理財，王安石把理財說成是資之天地以富天下，是廣義的理財即生財。直到丘濬才在概念上區分清楚了。正因此，丘濬才將《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稱為“萬世理財之大法”(卷二○)，他承認發展生產乃是富國富民的基礎。丘濬的富民思想還表現在他對“富者”作有力的辯護上。他說：“富家巨室，小民所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富者，非獨小民所賴之，而國家亦將有賴焉”(卷一三)。所以丘濬堅決反對抑兼并，他自從授田制破壞以后，土地私有制就出現了，“有資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這種情況，“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卷一四)。他稱“限田之義，均田之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卷一四)。他反對抑制富商大賈，說：“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致甚貴。”因此，他堅決反對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市易等農工商業政策，說：“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丑之甚也”，批評劉晏 “知利國之利，不知利民之大利”(均見卷二五)。主張發展私營工商業，“鹽、茶之類，弛其禁可也”，鹽“任民自煮”，酒“使人民自為之”，政府只須“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卷三○)，但貨幣鑄造和發行權則必須控制在國家手中，不能交給私人。那樣，將不利于富國 (卷二六)。

他肯定市場在富國中具有重要作用，說：“市者，商賈之事也”，“民之于食貨，有此則無彼……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中而相交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足則國用有余矣”(卷二五)。他主張對市場不加干涉，令“民自為市”。說市場能使“民用足而國有余”，這是丘濬的新見解。

丘濬對財富增長的前景持悲觀態度，認為財富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人口成為富國和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他說：“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無窮”(卷五三)“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人食”(卷一○六)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