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承先啟后—道統之古今論·傳統崇拜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形成了光榮的歷史傳統。尊重歷史遺產、以法先王為己任的儒家，具有強烈的傳統崇拜意識。所謂傳統，是指由歷史沿傳而來的思想、信仰、宗教、道德、風俗、習慣、心態、藝術、制度等。所謂傳統崇拜，是指極其尊重傳統，以弘揚傳統為己任，自覺地按照傳統的模式行事。儒家的傳統崇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道統。即圣賢相傳的儒學傳承體系。儒家認為，自己的學說有根有本，源遠流長。戰國中期的孟子首倡道統，建立了一個由堯舜到孔子的“群圣之統”：“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菜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他以繼承道統為己任，并為這一道統的長久延續而奔走呼號，不懈努力。唐代的韓愈認為，儒學之道，從堯、舜、禹、湯傳到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后便“不得其傳”了，他“欲全之于己壞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他用完整的道統說對抗佛教各宗派傳法世系的宗教法統，用《大學》的儒學體系對抗佛教的宗教哲學，從民族文化、學術傳統、理論體系等方面批判佛教，遏制佛教勢力的擴張，捍衛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到了宋代，理學家們在道統的承傳和發揚中又作出了新的貢獻。朱熹的弟子兼女婿黃干說：“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明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傳》)朱熹接過韓愈的道統說，提出了儒學“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是危險的，道心是微妙的。“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才能使“危者安，微者著”，合乎中庸(無過無不及)的要求(朱熹《中庸章句序》)。儒家認為這是從堯舜禹到孔孟心心相傳的學術準則。

儒學家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和維護儒學的道統，是為了利用人們的傳統崇拜心理提高儒學的地位，“辨異端，辟邪說，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宋史·道學程顥傳》)，為平治天下、強國富民服務。

(2)政統。即代代相傳的政權傳承及治理國家的準則，包括宗法統治、仁政德治、修身治國等等。

中國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即實行家天下的家族統治。夏商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弟終侄及并存，到西周時實行單世系嫡長子繼承制，后來一直延續下來，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習慣法。西漢實行太子制，由皇帝生前公開指定接班人;清代又改為密建皇儲制，由皇帝秘密選定某一皇子作為即位者，在皇帝死后公開。盡管有這些具體方法的變化，但強調皇帝意志，實行一族家天下統治的實質并未改變。孔孟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為禮之大節，董仲舒明確提出父為子綱，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孝經》強調“先王有至德要道”，即“以孝治天下”、“制節謹度”、“以孝事君，以敬事長”。清初思想家費經虞、費密父子把歷代帝王公卿也納入道統之中：“上古，核也;羲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弘道書·統典論》)儒家注重宗法傳承及其相應的忠君孝道觀念，對于無休止地爭奪王權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間固然出現了不少開明圣主，但也造成了讓許多蠢才、庸才執掌全國政權的悲劇局面。

至圣先師像(雍正十二年繪，藏西安碑林)

補救皇帝才智不足的有力措施是任用賢能。儒家崇奉的先王，都是任用賢能的典范。舜提拔于農田之中，周文王的賢臣膠鬲是從魚鹽販子提舉出來的，商湯聽說伊尹很有才能，便備辦禮物“三使往聘之”(《孟子·萬章上》)，讓他輔佐自己治理天下。孔子主張“舉賢才”，“舉直錯諸枉”，提拔正直有德之人，并對從政者提出了仁、義、禮、智、信、恭、寬、敏、惠、誠實、正直、廉潔、謙遜、勇于自我批評等一系列道德要求。孟子也提倡尊賢，認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主張“尊賢使能，俊杰在位”，“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儒家這種舉賢任能的政治主張，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權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仁政德治是儒家政統的重要內容。儒家認為，先王都是仁愛萬民、讓百性安居樂業的。先王之道就是以仁政平治天下。《孟子·盡心上》記載，周文王制定土地制度，教育人民栽種畜牧，引導百姓“使養其老”，故“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孔子建議統治者在定貢賦時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稅要輕(《左傳》哀公十一年)。他認為，惠民的根本方法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通過減輕剝削、提高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方法，使人民富起來。孟子主張制民以恒產，“省刑罰，薄稅斂”。認為只要繼承堯舜等先王傳至今日的仁政傳統，即可“王天下”。孔子大力提倡德治，主張德刑并用，寬猛相濟;以寬為主，重在引導。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對老百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他們“有恥且格”，即懂得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自覺地服從封建領主的統治而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他認為，不加教育便加殺戮叫做虐，不加申誡而要求馬上成功叫做暴，這些都是必須排除的惡政。孔子主張通過道德教育使民知禮而免于犯罪，在當時還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固然是為當時的統治階級設計的藍圖，而且帶有不少空想的成分，過于理想化了，但其中滲透著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肯定，體現了封建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儒家思想中的封建主義人道主義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其形態不一樣，水平有高低，但在它們之間有著一種必然的內在聯系，同樣閃耀著人類認識自己的智慧光華。它對中國封建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積極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3)學統。即強調學術的傳承性。其基本特點是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在傳注解釋儒家經典中發揮自己的思想，為維護或改造社會現實政治服務。孔子“述而不作”，通過整理、發揮《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著作宣傳自己的學說。從先秦到明清的后世儒家，一直奉孔子為圣人，聲稱“天未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卷九三)。“如古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韓愈《原道》)。他們一直打著孔子的旗號，以“為往圣繼絕學”為宗旨，通過傳注儒家經典，改造發展孔子學說以宣傳自己的學術主張。到了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朱熹又以《論語》、《孟子》與之并列為四書，為之作注，從而使四書五經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教科書，科舉考試的必讀教材。這種治學方式，促使儒學形成了許多一以貫之的傳統。

在治學目的上強調學以致用，“以其學，易其道”，“為萬世天太平”。孔子為適應建立大一統封建帝國的需要，精心建構了仁學體系，周游列國，奔走呼號，要求統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張。他公開聲稱：“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孟子以接受孔子的傳統自居，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帶領學生周游列國，宣揚其“仁政”、“王道”學說。儒學自漢代成為正統官方思想以后，哲學、道德、政治三位一體，與封建統治的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封建意識形態的重要支柱。哲學成了政治的婢女，宇宙本體即道德之源，求知方法即修養方法，修養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他們或“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或“興復古學，務為有用”(《復社紀略》);或特別注重“經世致用”，提倡“言必征實，義必切理”(潘來《日知錄序》)，力求促進國家繁榮富強，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

在學術內容方面，儒家的哲學形成了尊重現實的實踐理性的思維方式，重視社會、人生問題的研究，強調變易，以主張調和與平衡為特征的樸素辯證法等傳統。儒家的史學形成了秉筆直書、揚善懲惡、臧否正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等傳統;儒家的文學則形成了“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等傳統。儒家的傳統崇拜還影響到藝術、醫學、風情、民俗等各個方面，如各藝術流派都講究“家法”、“師法”，把“無一字無出處”、“無一筆無來歷”作為藝術和技能的極致;醫家以“祖傳秘方”招徠患者;春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傳統節日深入人心，與之有關的各種傳說家喻戶曉……

儒家傳統崇拜的影響是如此廣大，如此深遠，以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大大強化了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延續力、消化力，使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一以貫之;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國傳統人格的某些消極因素，如因襲慣例的惰性、服從權威的奴性等等。許多反傳統的思想家都在潛意識的層面上仍舊停留在傳統之內，他們的許多新思想最后終于被傳統文化的“黑洞”所吞沒，特別是在社會必須轉型，革命即將發生之時，這種傳統崇拜的消極影響就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