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美學·原始儒學與美學·孟子的“性善論”與美學

如果說孔子把審美看成從自然的、感性的人提升為社會的、道德的人的重要途徑，從而將審美導向倫理政治，那么，孟子(約前372—前289)則進 一步將道德修養本身納入審美的范圍，從而高揚了主體人格精神的審美價值，最終實現了美學與倫理學的統一，這是孔子重善的美學觀發展的必然結果。

孟子鼓吹性善論，把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視為人性普遍的自覺欲求。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義，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論成為他美學思想的理論基礎，也造成了中國傳統審美活動的內向性品格，它對于形成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孟子重義而輕利，重精神道德而輕物質享受，反映到審美上，便導致重心理倫理而輕感性娛樂的傾向。孟子將生理之欲與精神需要作一絕對劃分，實際上是對統治者追求低級的五官聲色之樂的一種極端否定，是審美本身從低級的生理快感向高級的精神愉悅的一種飛躍。與孔子的主張相比，孟子的美感更多地偏離感性而接近理性，為將道德修養納入審美的范圍順利地鋪平了道路。孟子把審美對象從自然、藝術擴展到人格修養，從外在感性形式深化到內在精神倫理，實現了美學與倫理學的直接統一。這就不是由審美而倫理的問題，道德修養本身便與審美相一致，審美的極致也就是超越感性而達到倫理的充實，“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隨著藝術的發展和人的審美感覺的日益細膩，美善同一，以善抑美的主張不斷受到沖擊，美與善分離而日趨獨立發展，甚至和善產生尖銳對立。孟子作為思想家政治家不能不強調美與善的聯系，然而美與善的分離乃是當時的歷史大勢，以善納美實不可能。有鑒于此，孟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申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便不得不打著審美的旗號進行。他從另一方面著手，即將本屬倫理的善改頭換面貼上審美的標簽，名義上似乎順應時勢更注重精神充實的美，實質卻未有改變。因為孟子所提倡的美的極致不是別的，正是道德的完善。作為道德完善的別稱，就是著名的“浩然之氣”說：“‘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孟子·公孫丑》)“浩然之氣”兼自然與社會雙重意義，或“至大至剛”，充塞天地;或“配義與道”，充實人倫，根本特征則是一種陽剛之力。它與《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命題顯然有一脈相承之處。因而不否認天地自然之“剛”對人世的重要啟示，從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又將這種精神力量具體化為崇高的人格理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還對個體人格的評價作了具體劃分：“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 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盡心下》)這里，孟子把對個體人格的評價劃分為善、信、美、大、圣、神六個等級，不但把“美”同倫理意義的“善”、“信”區別開來，而且把“美”擺在“善”、“信”之上。這說明孟子把“美”明確地列為與“善、信”不同的境界。“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都旨在強調充實于內而表現于外的一種磅礴氣勢，是陽剛的一種高級表現，從而將“浩然之氣”予以具體化了。至于“圣”、“神”則把陽剛之氣推向極致，超越常人的境界而令人敬畏了。

孟子一方面將倫理納于審美，另一方面又以人性善為根據，論證審美的極致道德迫求的普遍性。這是孟子美學思想的中心所在：“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孟子從人的生理欲望是相同的，推導出人的精神欲望也應該是相同的，這就為人的成長與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人皆可成為道德上的完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顯然有打破少數貴族的政治特權而為下層貧寒之士的崛起作鼓吹的意圖。正因為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故孟子反對統治者單方面地追逐聲色犬馬之樂，主張與民同樂以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的矛盾沖突，保證社會的安定平衡。因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有必要指出，孟子所講的美雖然偏于理性，并把道德完善視為審美的最高境界，但他并不否認自然美的存在，而只是將人格修養視為美的最高理想。孟子與孔子一樣，依然以人格精神來解釋自然之所以美的原因。例如他曾這樣論觀水：“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

孟子暗中將孔子盡善盡美的審美理想納于新的體系中。如果說孔子將審美視為倫理的起步，那么孟子則將倫理看作審美的完成。從邏輯形式上看是對審美領域的拓展，從思想實質上講是向傳統的復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