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孟子荀子發展了孔子的文學觀·孟子強調文學功用及文學創作欣賞與道德的聯系

原始儒家尊師孔子，因此，孔子的文學肯定論，對戰國儒家影響，是決定性的。

戰國儒家，繼承了孔子的文學肯定論，他們以孔子及六經的精神，建立其文學觀。他們強調文學對社會所起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同時，也注意到了文學的內容、文學創作及欣賞等美學問題。這其中尤以孟子的觀點為有系統性?！睹献印じ孀由稀吩唬骸翱谥谖兑玻型妊?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認為理義與味、聲、色一樣具有審美價值，可以引起人們的普遍必然的愉快，即認為人格精神也能成為審美對象。而《孟子·離婁上》又說“樂之實”為樂仁與義，“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這表明孟子以藝術的產生根源在仁義二者。孟子稱“圣人”之得我心，強調仁之與義，表現出了對孔子及其主張的敬重。孟子對心之理義的美感價值的發掘，是對個體人格美的張揚。

孟子在善、美等問題上，表現出了對個體人格美的重視。《孟子·盡心下》云：“浩生不害問曰： ‘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 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泵献釉趯氛又烁襁M行評價的時候，提到了善、信、美、大、圣、神諸概念。趙岐注謂：“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之于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孟子注疏》)要而言之，善、信、美、大、圣、神諸人雖有差等，但皆以仁義之原則為根據。在六種等級的遞進中，高等級包容低等級，即“美”之中含有“善”、“信”，而美之上的大、圣、神，又表明了孟子更高的審美理想?！按蟆睒酥局赖某鋵?，而又比美更具光輝，更具磅礴的氣勢;“圣”標志著以仁義化人;“神”則意味著個體人格的豐富深厚。孟子的美學觀，實際就是由善、信、美、大、圣、神六者結合而成的。孟子雖未專門論及文學之美，而其美學觀，必然代表著他對文學美的追求。

孟子強調耳、目、口、心、圣人與我的同一，即肯定美感的共同性、普遍性、絕對性，這代表著一種對一致、和諧、統一的追求。這不同于道家之強調差異、對立、矛盾、而揭示是與非、美與丑、大與小等審美范疇的不確定性、相對性、差異性。正因此，孟子注重審美活動的社會性，《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說齊宣王，以為“與眾樂”比之“與少樂”樂，所以要“與民同樂”。這個觀點除卻其民主精神之外，實也包括了藝術美大眾化、社會化的要求。

孟子關于言辭、風格以及讀詩、書等文學欣賞活動，強調其功用及與道德的聯系?！睹献印す珜O丑上》載：“‘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覇柡沃^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 ……’‘何謂知言?’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泵献右浴梆B氣”、“知言”自許，“氣”雖然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存在，但與“言”一樣，都是孟子所謂人格修養的內容之一。養浩然之氣，即在人格修養中表現出一種善的正氣;知言則強調言辭與人格的一種聯系，《論語· 堯曰》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毖赞o與人格是緊密相聯系的，诐辭、淫辭、邪辭、遁辭，都是不同處境的人個性的體現。孟子認為言辭對于政事影響至大，诐辭、淫辭、邪辭、遁辭生于人心，而害政事。浩然之氣可以培養勇氣，若有不善之行，則必氣餒。孟子“養氣”、“知言”的觀點，是孔子“盡善盡美”，注重文學功用思想的補充。而關于言辭與個性人格的聯系之論點，強調了言辭風格所存在的個性，與孔子之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之觀點一脈相承，卻更見具體化、深入化。

孟子在論及理解詩歌，以及尚友之道理時，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觀點?！睹献印とf章上》載：“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收f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孓遺?！潘寡砸玻侵軣o遺民也。’”《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蔽牟膳c言辭，言辭與意旨，在具體作品中并不見得是統一的，所以，“解說詩歌，不要抓住其中片言只語而望文生意，也不應對某些藝術性夸張修飾作機械理解，必須領會全篇的精神實質，加上自己切身的體會，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傾向”(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第三章)。一個作品的創作，滲透作者的個性，以及形成此個性的時代氛圍，所以，正確地掌握一個作品，必須聯系作者的生平境遇、時代環境?！爸苏撌馈迸c“以意逆志”是評論文學作品時相輔相成、統一的一個原則，“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國維《玉溪生年譜會箋序》)，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主張的提出，標志著孟子對文學的藝術創作手法的理解，以及對文學之個性及時代風貌的肯定

孟子把孔子所作之《春秋》與《詩》并列，都視為一種創作?！睹献印るx婁下》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則丘竊取之矣?！薄睹献印る墓隆贩Q孔子作《春秋》是緣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洞呵铩氛?，天子之事也”?？鬃幼鳌洞呵铩罚」攀贰冻恕贰ⅰ稐冭弧?、《魯春秋》等“義”，繼《詩》而起，擔負起“天子之事”，即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稱述孔子作《春秋》所蘊含的是與《詩經》的作者同樣具有的那種社會責任感，而他自己也以天下為己任，有一種強烈的拯救現實社會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