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儒學政治的基本理念·學焉而后臣之

君臣關系即統治集團內部上下關系也是先秦思想家思考的重點。法家為君主設計了法勢和權術以駕馭群臣。道家莊子則提出“以鳥養鳥”的事君原則。孔子對待君臣關系的態度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所謂臣事君以忠的“忠”即“能致其身”，也就是盡身心全部力量甚至豁出生命去做。孔子提出的君臣關系是雙方的，如果君不以禮使臣，那臣該如何辦?孔子提出“勿欺也、可犯之”(《論語·憲問》);“審其所以從之”(《荀子·子道》;“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

顓孫師，字子張，春秋末陳國人，孔子弟子。

孟子把君臣之間的關系看作像朋友一樣：“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臣對君的關系完全由君對臣的態度來確定。在孟子的思想中，君不僅要把臣作朋友，而且還應把那些“不召之臣”奉為君師。孟子說：“故降大有作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只有居仁曲義的大人才能“正君心”、“格君心之非”。正是從臣為君師的視角，孟子對“恭敬忠”做了新的詮釋。“責難于君為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教人以善謂之忠”，大有老師對學生的味道。孟子激進地主張：“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勿位。”無怪乎司馬公評孟子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孟子簡直把孔子“以道事君”發展成“以道事民”了。臣輔佐君，教君為善，不聽則易位，哪個君主還敢用你呢!

荀子認為做臣下的應“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何為順?“從命而利君謂之順”;何為忠?“逆命而利君謂之忠”(《荀子·臣道》)。總之，順也好，忠也罷，其實質是“利君”二字。不利君，從命謂之諂，逆命謂之篡，是違背為臣之道的。臣是相對于君的，所謂“從命”、“逆命”也是相對于不同的君主而提出的。荀子認為，世上有三種君主：一為圣君、二為中君、三為暴君。對圣君應以順事之，對中君應以忠事之，對暴君應獨善其身。荀子講：“事圣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協于亂時，窮居于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改，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荀子·臣道》)荀子所說的“諫”，是指君主有錯的想法、做錯了事，并且將危及國家和社稷的福祉，那么無論大臣還是父兄，都應向君主進言，君主采納了意見最好，不采用就離開他。荀子所說的“爭”，是指，若向君主進言，“用則可，不用則死”，君主不采納意見就死給君主看，以死諫為爭。事實上在現實中，圣君固然少見，暴君也不多有，最常見的是中君。因此，臣事君一般以忠事之。忠又分三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荀子·臣道》)所以最理想的忠臣應是“以德化君”。

“忠”這一德目，在春秋孔子時代基本含義是“無私”(《左傳·成今九年》)。具體表現為：為人盡心盡力，為國盡職盡責。比如孔子講：“與人謀而不忠乎。”趙武贊揚魯之叔孫豹曰：“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昭公元年》)荀息也說：“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左傳·喜公九年》)而到荀子這里，忠則成了臣對君的特定規范，其基本精神是“利君”。這與孔孟忠的思想有很大出入。荀子把“忠”的利公、利國、利他人與利君一致起來，并且主張對君主“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圻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這是一種剛直不阿、以死盡心的精神，也是導致后世“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愚忠思想的最初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