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大陸回音壁—反映與批判·回流反哺

1949年以后，儒學在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跡。馮友蘭、賀麟已放棄解放前的思想，梁漱溟則長期坐冷板凳，熊十力雖仍從事儒學研究，并有著作出版，但在學術文化上沒有任何影響，完全是個人的學術存在。進入八十年代，一切都似乎在變，儒學突然受到格外的關注，很快成為學術界、文化界和大學校園中的熱點，在學術思潮的研究中儼然成為一派“顯學”。“大陸學界對現代新儒學的重視和有關研究成果的大量發表，對于改變新儒學‘寂寞孤懷’的命運發生了奇妙的戲劇性的功效，因為它在臺灣也沒有如此受人青睞，被提到‘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地位更是它從來沒有受過的榮譽。臺港和海外新儒家也因此而大受鼓舞。”(方克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反省》，《南開學報》(哲社版)1993.2)

但這種回流反哺也并非盡如新儒家所期望的，儒家學說思想被大陸接受并采納，實際上，大陸重視新儒學，主要是把它作為一種學術進行研究。由此來看，儒學在大陸復興遠不是新儒家所期望的那回事，準確地說，應是儒學研究和現代新儒學研究在大陸的復興。

與臺港海外對現代(當代)新儒家的研究(張灝《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已開始了當代新儒家的研究，臺北中國論壇社召集“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座談會可以算作臺港大規模探討當代新儒家的開始)相比，大陸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起步較晚。

大陸學者第一個討論現代新儒學的當推李澤厚，1986年1月《文匯報》發表李澤厚《關于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稍后，方克立《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和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現代化》同時發表，而前者則是在國家教委一次科研咨詢會上的發言。1986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方克立提議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被通過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之一，方克立和李錦全被通過為課題負責人。1987年課題組在安徽宣州舉行了學術討論會，會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擬定了研究工作的初步計劃。準備在十年內，撰寫并出版一套《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同時編著《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和《現代新儒家學案》。從此，現代新儒學研究以課題組為中心并擴展到大陸中國哲學和文化研究領域。1989年1月天津召開“現代新儒家學案研討會”，1990年12月在廣州舉行“現代新儒學與當代中國學術討論會”。另外，有的儒學或哲學史會議上，如1987年北京首屆“中國現代哲學史學術討論會”，1989年鏡泊湖“二十世紀中國哲學與文化思潮學術討論會”，現代新儒家也成為討論的熱點。現代新儒家也為學術文化界所熟知，并在社會上得到越來越多的了解。

大陸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成果豐碩。到1992年，全國各地報刊已發表有關現代新儒學的學術研究論文四百余篇，現代新儒家研究課題組編輯的《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一)、(二)分別于1989年4月、1991年12月出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第一批包括唐君毅、牟宗三、錢穆、方東美、杜維明、劉述先、余英時，第二批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馬一浮等的論著輯要相繼推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陸第一部也是海內外第一部研究現代新儒家思想及其邏輯發展的論著《現代新儒學概論》于1990年4月出版，作者鄭家棟。現在，有關現代新儒家的專著已出了十余種，論文數量逐月上升。研究質量、深度和廣度也越來越高。海外學者對大陸學者研究成果也給予高度贊揚，普遍認為研究的功夫扎實，態度客觀。

新儒學在中國大陸中斷三十年后，又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1949后儒學在大陸基本上受壓制受批判，被政治地定性為封建性的糟粕而被否定。到“文化大革命”，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經歷著空前浩劫，中國文化的園地一片荒涼。隨著改革開放，文化空虛的局面激起朝野上下的不滿，迫切要求建設新的文化價值體系;而要進行文化重建，首先必須面對已有文化，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管優劣與否，傳統文化都是不可回避的。“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勢必要激起一種反動。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沖擊，使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一系列轉變，一方面是傳統的失落，一方面人們又紛紛到傳統中去尋求慰藉和精神依歸。這一切都使傳統文化備受關注。其次，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陸掀起“文化熱”，它波及社會各界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引發這場文化大討論的原因除上述因素外，還因為十年浩劫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很快由政治深入到中國文化中，知識分子尤其青年知識分子從“五四”那里獲得同感，以自身的現實體驗表示出對傳統文化的強烈不滿。而在認同“五四”的同時，也力圖超越“五四”，最初激烈的政治化、情緒化反應慢慢地就轉為理智的文化探討、歷史研究和哲學思考。在封閉多年之后，我們再一次打開國門，然而看到的卻是中國從物質到文化與國外的巨大反差，給國人以強烈的震撼和刺激，現代化成為全國上下共同的希望和要求。而現代化，不但包括經濟、政治制度等，還應有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對經歷了現實劫難的中國人來說，政治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是不能不予以考慮的。因而，“這場文化討論的核心，就其學術的層面而言，是關注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影響及其未來走向;就其政治的層面而言，是由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進而推演到探討中國的出路”(李宗桂《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成為這場討論的中心，各家各派都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爭鳴，儒學與現代化的結合點、儒學與科學、儒學與民主政治、儒學與社會經濟發展、儒學與社會管理、儒家倫理與亞洲資本主義、儒學與企業管理、儒家人生價值學說與人的現代化等等，討論幾乎涉及儒學的所有領域所有層次。討論中，“儒學復興”派漸漸引人注意，這首先是因為東亞工業文明的興起，促使大陸學者重新考慮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系，“韋伯熱”也由此煽起。而有關這些問題，現代新儒家早已提出并討論了，因此，大陸學者對新儒家產生了愈益濃厚的興趣。隨著對外開放和交流，海外及港臺學者來大陸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其他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其中，有許多是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學生，或與新儒家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他們向大陸學界宣傳介紹新儒家學說，將“儒學復興”融入到文化大討論中。而大陸沉寂多年的梁漱溟以九十高齡又復登臺講法傳道，一向敏感的大陸學術界自然要對現代新儒家作出反應，由港臺新儒家并迅速擴展到整個現代新儒學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同現代之間的關系卻是十分明顯的”(《中國哲學年鑒》〈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