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歐美的影響·儒學傳入法國

在歐洲受儒學影響最大的當屬法國。儒學傳入法國雖然晚于意大利，但公元1676年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弟子法國人金尼閣，也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所以法國也是西方接觸儒家思想較早的國家，而且在歐洲受儒學影響最深，對歐洲影響最大。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譯本的《論語》、《大學》、《中庸》，使歐洲學者注意到中國，尤其是法國人以中國為理想國，為歐洲的楷模;以儒學倫理為美德，尊孔子為天下先師。

(1)傳入法國的儒學。

中國的儒學何時傳入法國? 由誰傳入? 都有哪些著述? 根據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記載，最早由耶穌會派遣來華的法國傳教士是公元1611年到達中國的金尼閣，他繼承其師父利瑪竇把儒教與基督教調和的思想，把學習與研究儒學放在重要地位。其后直到1773年為止，法國傳教士來華近百人，都繼承了尊孔重儒的思想。

首先他們極力宣傳天主教與儒教并不矛盾，因而在中國傳教與學習、研究儒學是一致的。例如，1688年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來華的傳教士白晉，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他在《康熙皇帝》一書中寫道：“當皇太子(康熙的兒子)問到孔子和古代圣賢的學說與天主教的關系時，他(傳教士劉應)稟復說孔子及中國古代圣賢的學說和天主教不僅不相違背，而且相當類似。”(第56頁)康熙皇帝也希望傳教士更多地了解、研究儒學。在中國傳教二十多年的法人馬若瑟非常尊孔，精心鉆研《書經》，著有《〈書經〉以前時代及中國神話之研究》，還翻譯了《趙氏孤兒》。此外，其他法人傳教士還翻譯了不少儒家經典，如朱熹的《勸學篇》(殷弘緒)、《詩經》(赫蒼壁)、《列女傳》(劉向)、《書經》、《易經》、《禮記》(均宋君榮注譯)等。除儒經的譯注外，還有不少著作問世，如《孔子傳》(錢德明)、《中華帝國通志》、《耶穌會士書簡集》、《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均杜赫德著)。

其次，他們在華收集儒學資料運回法國，使儒學在法國廣泛傳播。據《歐美搜集漢籍記略》記載，法國搜集研究中國資料是最早的(見《東方雜志》1936年33卷24期)。1694年白晉傳教士就帶回了四十九冊圖書;1715年皇家圖書館就收到了馬若瑟所贈的《十三經》、元人百曲、《趙氏孤兒》等。

(2)儒學對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和重農學派的影響。

十七世紀儒學傳入法國后，到十八世紀正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也受儒家無神論、德治論、重農論和“貴仁”說的影響，高舉“理性”的旗幟，反對教會權威和君主專制。其中，受儒學影響最深的當屬百科全書派和重農學派。

例如，百科全書派的領袖霍爾巴赫(1723—1789)就認為：“在中國，理性對于君主的權力，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礎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卻能使中國的征服者，亦為所征服。”(朱謙之《十七、八世紀西方哲學家的孔子觀》，《人民日報》1962年3月9日)他十分贊賞孔子以德治國的政治主張，他說“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朱謙之《中國思想對于歐洲文化之影響》，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他崇尚理性，反對宗教，指出宗教是人類不幸和禍害的根源(《社會的體系》)。又如，百科全書的主編狄德羅(1713—1784)也贊美孔子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他撰寫了“中國”和“中國哲學”兩條收入《百科全書》，指出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善意和道德的科學，認為孔子學說以行為為主，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天下。百科全書派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對中國的傳統儒學更是贊嘆不已，甚至認為：“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他力主以儒家之道治理法國，以孔子思想為行動的準則。他對“子不語怪力亂神”十分敬服，認為這種講倫理道德而不講鬼神，是“一個嶄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是比基督教要高明得多的世界，因為基督只禁人行惡，而孔子則勸人行善。他說：“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并作筆記，我覺得他所說的只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跡，也不涉及玄虛。”“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世上就不會有什么斗爭了。”(同上書，第270頁)伏爾泰還以中國元曲《趙氏孤兒》為藍本寫成《中國孤兒》劇本，生動再現中國人的道德生活。他還強調“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條法則鉆刻在每個人的心中”(《世界歷史》1983年第1期)。

儒學中重農輕商的思想，正合適法國重農學派的需要。被稱為“歐洲孔子”的法國重農學派元祖魁奈(1694—1774)崇拜中國的重農政策，認為國家財富的源泉在農業，“農人窮困，則國家窮困;國家窮困，則國王窮困”。這種以農為國之本，與孔子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不足”是多么相似乃爾。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深受魁奈重民思想影響，于1756年仿照中國舉行了罕見的親耕籍田的儀式。法國重農學派的另一領袖杜爾哥(1727—1781)也讀過《論語》、《大學》、《中庸》、《易經》、《詩經》、《孝經》、《左傳》、《周禮》、《禮記》，把重農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峰，使重農學派成為法國啟蒙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3)儒學對二十世紀法國的影響。

在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極革命家是以仰慕之情看待中國儒學的，如雅客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在他起草1793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寫道：“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歷史》1983年第1期)但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法國逐漸成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這時，法國對裹足不前的中國封建社會就藏有掠奪之心了，因而對儒學的研究就成為對華文化侵略服務了。

十世紀法國的儒學研究，從資料上看，到三十年代已達到萬冊以上。從研究的專門家看，有被尊為歐洲漢學泰斗的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沙畹(1865—1918)，翻譯了部分《史記》，并對《禮記》、《周禮》、《書經》、《左傳》等也頗有研究。還有長于中國古漢語及古韻研究并以著作《中國古代史》最負盛名的馬伯樂(1883—1945)，研究了《易經》、《書經》等儒家經典，認為六經皆史。另有著有《中國思想論》的漢學家葛蘭言(1884—1940)，譯有“四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和《禮儀》的神甫顧賽芬(1839—1919)、研究《周禮》、《詩經》卓有成效的高本漢，研究《詩經》卓有成效的格拉勒，研究《春秋》卓有成效的吳康等。值得一提的還有著名史學家桑戴克，他提出了孔子非宗教領袖，未創立宗教的高見。他說：“孔子非宗教首領，未創立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不自稱為神所使。或得神指示。常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其自表甚明，故以后弟子從未奉為神也。中國宗教，不似印度之盛，雖因氣侯民性異乎印度，而孔子之影響實甚巨也。”(《世界文化史》，1936年版，第276頁，)這種對儒學非宗教性的高見，至今為世界不少學者所贊賞。

當代法國為增強法國人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促進中法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仍然繼續研究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