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歐美的影響·儒學傳入意大利

十六世紀末，意大利在歐洲各國中資本主義發展最早，是歐洲商業及航海最發達的國家，因此，“在歐洲，意大利對中國學的研究是最早的，同時也是最年輕的”([意]利奧納格·蘭喬蒂《中國學簡史：傾向和思考》)。

(1)利瑪竇等人苦心鉆研儒學。

第一部分已講到，意大利的馬可·波羅是最先足履中國而留有著述的歐洲人。他雖在十三世紀就把儒學經典帶回歐洲了，但尚談不到研究儒學。而真正帶有研究目的的當屬新航路、新大陸發現之后那些到中國殖民的傳教士們。意大利的傳教士羅明堅1579年第一個來華。1582年利瑪竇奉耶穌會之命接著來華。1597年龍華民也繼之來華。

這些傳教士來華傳教，為什么還要苦心鉆研儒學呢? 因為他們深感中國人信奉的是中國的孔夫子而非外國的耶穌教。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利瑪竇等人來華，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已歷時一千七百多年了，孔子早已被當作圣人、偶像而受到崇拜，自然就成了外來傳教士的最大阻力了，因而利瑪竇等人首先苦心鉆研儒學，千方百計結交中國的儒生為友，甚至易僧服，穿儒服，戴儒帽，自稱儒者，并以儒學附會天主教義，說天主就是儒經中的上帝。利瑪竇于1593年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本國。1595年，他又在南昌刊刻了《天學實義》(后改為《天主實義》)，把宋儒的理與西方的上帝相比較，認為“理”與“上帝”根本不同。他認為儒學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以自然法則為基礎的哲學。不過，他強調天主教與儒家思想并不矛盾，信仰上帝與崇拜孔子并不抵觸，因為“上帝就是你們所指的天，他曾經啟示過你們的孔子、孟子和許多古者君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156頁)。想用儒家思想論證基督教義。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八年，翻譯、撰寫了《基督教傳入中國史》等十九種漢文著作，其中入《明史· 藝文志》的有六種，收入或存目《四庫全書》的有十三種。他將孔子儒學作為一種全新的思想于十六世紀末傳入意大利，其影響之大“或許要超過十七世紀其他任何的史學著作”(林金水《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為他的“儒學非宗教傾向對歐洲的神學統治是一種沖擊”，他把“基督教精神與中國儒家思想相結合”，所以被意大利人稱為“基督教的孔子”、“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博學西儒者”和“歐洲漢學的開山鼻祖”等。

除利瑪竇外，其他多數的傳教士也仿效他苦心研讀儒學經典，翻譯并著述儒學，并直接將孔子及儒家思想介紹到西方。他們一手拿圣經一手拿儒經，既傳播天主教義又宣傳儒家思想。例如1613年來華在福建傳教的艾儒略，研讀“四書”、“五經”后，著述了大量引用儒家經典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悔罪要旨》、《乃有真原》、《滌罪正規》等三十多種，被閩中人稱為“西來孔子”。又如1631年后來華的殷鐸澤也是成績卓著者。他著譯有《大學》、《論語》(1662年譯)、《中國政治道德學》(即《中庸》譯本，內附《孔子傳略》，1969年版)、《中庸》、《孔子傳》(1672年巴黎法文版)等。這些儒學著譯的出版、傳播，使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使“神學時代”的歐洲向“哲學時代”發展了，這是由于“東學西漸”的促進，是“儒學西傳”的促進，而在這一促進中，意大利是處在領先地位的，其貢獻也是比較突出的。

當然，儒學西傳意大利，不僅是傳教士的媒介作用，還有許多中國人赴歐留學的作用。例如，1723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由華返歐時帶回了五位中國青年，在那不勒斯中國學院工作。1800年起，意大利的東方學院每年出版年刊一冊，其中就有中國青年傳習中文。1869年編有《華學進境》(五卷)數十份，均取材《三字經》、《孝經》、《朱子小學》、《論語》、《大學》等，這些著述都更為準確地介紹了儒家思想。

(2)儒學在意大利的興衰。

隨著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的落伍，原先對儒學研究的領先地位也逐漸被后來居上的英、法、德、美各國所代替了。意大利在遠東沒有獨占的殖民地，因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的態度也逐漸淡漠了。但二次大戰前夕，出于對外擴大政策的需要，意大利對儒學的研究又有所重視了。如羅光主教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等儒家著作;吳宗文也翻譯了《孟子》。但戰后的意大利，由于政治上的危機和經濟上的凋敝，對儒學的研究又淡漠了。直至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高和世界的“中國熱”、“漢語熱”和“儒學熱”的興起，意大利又開始加強了中國現狀與傳統文化的研究。關于儒學的研究不斷出現新的譯著。如羅光主教的《儒家思想概要》(羅馬出版社1945版)、《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著，意大利學者譯)、保羅·貝奧尼奧-布羅基耶里的《論孔子和基督教》(1972—1973年，都靈出版)。葛吉達的《近代歐洲思想界心目中的中國》(1995年，《國際漢學》第一期)贊揚了這樣的觀點：“把中國與歐洲相比，中國人在幾個方面都優于歐洲人。比如，他們總是處于和睦平靜之中，總是富于聰明才智。就宗教方面而言，他稱贊孔子是倡導一種‘幸福的大同’統治的偉大人物。”(第418頁)“由于中國作為極受歡迎的國家而凸現出來，中國已成為‘好的野蠻’所造就的‘理想化的國度’。這種說法表達了想要發現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正義而善良的世界的深層愿望。”(第4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