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中合流—儒學與諸子百家之學·儒學與先秦諸子之學

戰國時期，“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各家各派，其說各異，但亦異中有同，在相互論辯詰難中相互吸收。墨子在創立墨家學派之前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道家在“剽剝”儒墨中發展與分化，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則對荀子和《老子》有所批判繼承，儒學在兼綜百家中，建立了更加完整的思想體系，完成這項重大工程的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學大師荀子。生于趙國，游學各國，又到過楚、秦的荀子，治學嚴謹，氣度恢宏，既有淵博的知識，又有批判的精神。加之他生在經過兩百多年百家爭鳴的戰國末期，又在學術交流活動十分頻繁的稷下學宮三為祭酒，具備了綜合批判百家學術的主客觀條件。他不但專門撰寫了《非十二子》批判繼承各家各派思想，而且將這一方針貫徹于他的全部學術思想中，在《不茍》、《儒效》、《富國》、《王霸》、《天論》、《正論》、《樂論》、《解蔽》等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認為，諸子百家，各學派都既有所長，又有所短，常常“有見于此，無見于彼”(《天論》)，“蔽于此而不知彼”(《解蔽》)，造成謬種流傳，是非不辯，學術混亂，“裊亂天下”，于是，他以道為標準，以“解蔽”(克服片面性)為主要形式，以“中禮”為價值尺度，對各派學術進行了評析和取舍。西漢武帝時代，儒學取得獨尊地位，但諸子之學的生存權并沒有被剝奪，儒學以外的各學派學者，照樣入仕朝廷，整個漢代“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史記·龜策列傳》)。東漢的王充“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漢書·王充傳》)。可見，諸子百家之書并未禁絕。

儒家對于諸子之說的吸收是與其批判結合在一起的。

對于墨家“愛無差等”的兼愛以及節用、非樂的主張，孟子和荀子都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其實，墨家思想中有不少是與儒學相通的，如孔子講忠君，墨子講尚同，孔子講舉賢，墨子講尚賢;孔子講仁崇義，墨子講“兼即仁義”;孔子重禮，墨子亦反對“國家淫僻無禮”;孔子講忠恕之道，墨子講：“為彼，猶為己也。”(《墨子·兼愛下》)……等等。墨家學派在認識論和邏輯學方面的成就，對荀子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邏輯思想也有過積極的促進作用。由于墨學不久便失傳，所以儒學吸收墨學的資料很少。

對于法家，儒家也在批判的基礎上有所吸取，戰國時期齊國的管仲學派，就是一個綜合儒、墨、道、法諸家，主張法治與教化并重的獨立學派。荀子批判了慎到、田駢和申不害的觀點，但也吸取了不少法家的思想因素。他既“隆禮”，又“重法”，主張禮法并存，以禮治為主兼行法治。他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同時又認為，“法者，治之端也”，“隆禮重法則國有常”(《荀子·君道》)，把法律、政令也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把尚賢使能與依法賞罰結合起來。禮是法的綱紀，法是按照禮的原則制定的具體條例。人治重于法治，在實施法律前要抓好禮義教化。荀子用法家的觀點充實了孔子的禮治思想。漢武帝獨尊儒術后，法家思想常常融合于儒學之中，繼續發揮作用。董仲舒創立的新儒學，是一個兼綜陰陽名法之學的理論體系。他主張以禮治為主，輔以法治。他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理論，就是對韓非“三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漢武帝以后的思想家，大都陽儒陰法，儒法兼施。魏武帝曹操崇尚刑名，但有時又以禮為重。他說：“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三國志·武帝紀》)“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同上，《高柔傳》)蜀相諸葛亮實行儒法結合的治世方針，使“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三國志·諸葛亮傳》)。北宋王安石是個陽儒陰法的典型。他向神宗建議“變風俗，立法度”，但又怕富強之說為儒者所排擊，于是附會經義，親撰《周禮新義》、《詩經新義》、《尚書新義》等立于學宮，闡發圣賢義理，并糅入法家思想，認為周公成王時代即以法治國，“其法可施于后世”(《臨川集》卷八四，《周禮義序》)，孔子的主要成就在于能“集結圣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同上，卷六七)。為了沖破阻力，實施變法，王安石甚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戰斗口號。其糅法入儒的“新學”，完全是為其變法主張服務的。

其他如陰陽家、名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都可以找到蹤跡。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兼綜陰陽、名法之學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