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代儒學·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中西之“溝通調和”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梁漱溟明確提出要對西方的科學民主“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要用中國人生哲學去“融取”西方的科學民主。幾年以后，他對自己的主張作了反省，“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但是，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他實際一直在試圖融合西方文化以改造儒學哲學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

鄉村建設是梁漱溟從事的主要社會活動。鄉村建設是三十年代中國出現的一個頗有影響的社會改造運動，涌現了許多實驗模式，梁漱溟從事的鄉建實驗是最能體現儒家理想的現代化模式。梁漱溟后來把他的鄉建宗旨概括為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八個字以及實施的計劃都表明他早年提倡的融取科學和民主偏重于政治方面，而融取科學則主要表現為引進西方技術。鄉建試圖從農村入手，培養中國人具有新的政治習慣，使中國社會“進于組織的社會”。在經濟上是實現生產和分配的社會化，政治上實現“民治化”。民治化包括“個人自由權的尊重、公民權的普遍”。他認為，西方由其分配的非社會化使階級的對壘阻礙了公民權的普及，而在中國若能兼有生產分配的社會化則真正的民治化必能實現。在《鄉村建設理論》中討論社會組織之原理時，梁漱溟提出了“中西具體事實之溝通調和”的設想。這種調和產生的模式就是以中國傳統中的“五倫”為基礎再加上“一倫”：團體對分子、分子對團體。這個組織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中國人固有的精神。他把西方近代社會稱為“個人本位的社會”，把蘇俄、法西斯德國稱為“社會本位的社會”，中國歷史上則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三者都各有偏失。梁漱溟試圖以中國的倫理本位原則為基礎，吸收前二者的長處，克服其弊端，于是可以使團體與分子間實現均衡勻稱。他明確指出他要實現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政治、走尊賢尚智的路。他要用中國人“人生向上”的精神校正中國已往政教合一的偏失，使人治政治可以不窒礙公民的主動性，所以雖不依憑多數表決卻不違背多數人的利益。他試圖把權利觀念改為義務觀念，由彼方實行義務保證此方的權利。這樣，他的設計就可以吸收西方政治的四個長處：團體組織、分子對團體生活作有力的參與、尊重個人、財產的社會化。有了這四個長處就可以矯正中國人已往的散漫被動，就可以增進個人的地位、完成人格、增進社會關系。這種組織形式才是人類正常的文明形態，代表著世界文化的方向。

梁漱溟實施這一融合中西的設計的手段就是他在山東推行的“鄉農學校”計劃。鄉農學校就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實際是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明顯地表現為儒家的教化政治。在鄉農學校的實施中，他參照了宋儒呂大鈞的鄉約。

梁漱溟在疏解和改造中國傳統儒家學說過程中也大量地借鑒了西方學術討論的問題和概念，尤其是西方心理學和柏格森的生命主義。梁漱溟早年集中討論中西方在“人心”問題上的區別。他認為西方理智主義的文化所依為基礎的是人的“工具之心”，由工具之心成就的理智之知是冷靜、僵硬的，不能使人直接發為行動。孔子一派討論的心是“主宰之心”。主宰之心是直覺，它當下即給人指示方向，發為行動。他借用比較心理學的材料論證人的主宰之心是生物長期進化的結果。他認為，在生物進化過程中，分工和統一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由分工得到工具，工具是被用的，運用它的是統一作用。統一是宰制、主動、自動，起宰制作用的就是心。梁漱溟在對“心”的研究過程中激烈地批評了以中國心理學家郭任遠為代表的行為主義。他的批評是要使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與現代的心理學有一個溝通。他主張要為儒家的學說建立一個心理學的基礎。他認為西方心理學所用的客觀主義方法只能研究人的“生理上的機械”而不是在研究心。心理學應該研究“能知”而非“所知”。在對氣質的討論中，梁漱溟融合了西方心理學和程朱一派的氣質說以說明“人心”彰顯的情況。

柏格森的哲學對梁漱溟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直覺主義曾被梁漱溟用來概括儒家人生哲學的特征和人心作用的過程，并批判西方的理智主義。生命創化論影響到了梁漱溟對比較心理學的評價。梁漱溟吸收了柏格森思想對孟子“踐形盡性”作了解釋。梁漱溟早年極力否認理智有積極作用，柏格森的生命創化論使他對理智有了肯定的評價，開始強調理智對人心的解放作用，認為理智給了人以“無私的感情”，同時認為人的主體性內涵應有兩個方面：道德的和認知的。柏格森關于生命和機械的討論使梁漱溟注意到良知的自覺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在晚年，他構造了身心關系論，由潛能和現實兩方面去討論人的自覺心。柏格森關于生命本體創造進化的討論也被梁漱溟用來解說人心的主動自由與無私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