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開出“民主與科學”·一個難題

在中國由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歷程中，在應付外來危機的反應中，儒學令人矚目，能否成功地回應社會和自然界、內發的和外來的挑戰，作為治國思想的儒學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它直接關系著儒學的生存和發展。在這場考驗中，儒學令人失望，徹底地失敗了。當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現代化一挫再挫，儒學卻束手無策、一籌莫展時，一些知識分子不禁對儒學喪失信心。進而，聯系到儒學和封建制度的關聯，再對比嶄新的西洋文化，他們乃對儒學進行激烈而無情的批判和攻擊，熱情而興奮地倡導標舉西洋文明中的民主與科學。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和西洋文化是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無法并存的，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與科學，就要徹底打倒儒家的舊傳統。“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新青年》一卷六期)，所以“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陳獨秀《答佩劍青年》，《新青年》三卷一期)。“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新文化運動所標幟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無疑指出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歷史發展所必然要求的。因此，現代新儒家認識到，儒學要在現代社會生存發展，要在現代中國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就必須面對民主科學，在儒學中接納民主科學精神。

現代新儒家極為清醒地認識到民主科學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但同時他們也敏感地意識到，且從新文化運動身上證實了，民主科學與傳統儒學存在著相當大的沖突。個人主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是無法相融于孝道禮教的儒學倫理教義的，科學的人生觀更于道德的理想主義不利;新文化運動正是接受了民主科學，才要否認并以之替代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和學術;其后，科玄論戰中科學主義直接沖擊著儒學的根基;第三代新儒家還從臺灣自由主義者那里切身地體會到民主科學的威脅，“中國傳統卻與科學的思想方式不大相容”，“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殷海光《殷海光先生文集》)。

這樣，現代新儒家在理智上接受民主科學而在情感上又拒絕民主科學，就在他們內心構成強烈的沖突。要消融這種沖突，則既要吸收民主科學，又不讓民主科學威脅到儒學傳統，以同時滿足情感和理智的要求。第三代新儒家深切感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唐君毅說：“自中國文化來說，科學如何在中國文化中立根，而又不至傷害到中國文化，亦是一大問題。這個問題，實在并不簡單。”(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怎樣解決這個難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