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

一、乾隆朝的權臣

于敏中，字叔子，號耐圃，江蘇省金壇縣人，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乾隆三年(1737)，23歲的于敏中經殿試一舉考中一甲進士第一名，按照慣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職務。因其文才出類拔萃，公文寫得簡潔漂亮，受到乾隆皇帝的注意，安排他到懋勤殿就職，并命令他抄寫華嚴、楞嚴兩部佛教經書。以后，幾經升遷，擔任了侍講，主管山西鄉試，并察視山東、浙江兩省學政。乾隆十五年，被安排到上書房值班。經多次提升，當上了內閣學士。乾隆十八年，他再次領命察視山東學政，接著被越級提拔為兵部侍郎，升為正二品的高官。

乾隆二十一年，于敏中的生身父親去世，按照封建禮法，他必須回金壇老家為父守孝。從北京到金壇，有千里之遙，但禮儀規定，奔喪既不能騎馬，也不能乘車，更不許坐轎，只能曉行夜宿，每天行路100里，徒步回去，于敏中當然也不能例外。1年以后，他被朝廷起復為署刑部侍郎(按清制，喪期未滿27個月而用為官，只能稱“署”，27個月后可實授)。乾隆二十三年，于敏中的養父于枋(于敏中少時被父親過繼給叔父于枋為子)不幸病沒，按例他只好又回原籍為養父治喪守孝。守了不長的一段時間，他的生身母親也去世了，于敏中為其操辦了喪事，但沒有將母喪的事報朝廷。當朝御史朱稽知道了此情，立即上疏彈劾于敏中： “把兩個重大喪事馬馬虎虎地混在一起，卻還厚著臉皮像沒事人一樣想早日出來做官。”并且還說，“在六部為官的大臣，與守衛國家邊疆的將軍們是不一樣的，對他們不應當奪情(因政務要事或國防吃緊，朝廷強令其不必在家守制而出來為官)。”但皇帝親下詔書原諒了于敏中的這一過失。過了不久，授予他實職，調他到戶部主管錢法堂的事。

在乾隆初年，博學多識的吏部尚書、首席軍機大臣汪由敦受到乾隆皇帝的格外信用。汪由敦非常愛惜文才，善待飽學之士，為世人所稱道。他主持軍機處的公文事務，所選拔任用的都是出身寒門但有真才實學的下層官員。他為官清正廉潔，沒有一點兒貪污受賄之事，故名聲很好。但乾隆二十三年，敏捷干練的汪由敦病逝。兩年后，于敏中被任命為軍機大臣，繼承了汪由敦的衣缽。初入軍機處任要職，于敏中尚能以汪由敦為榜樣，行事檢點，廉正不貪，很快取得了皇帝的好感; 又因才思敏銳，聰慧過人，稟承旨意辦事甚妥，所以深得乾隆皇帝的賞識。乾隆三十年，由于于敏中辦事得力，被破格提升為戶部尚書，成為一品大員。此時，于敏中自認為已站穩腳跟，便逐漸與過去的謹慎做法相背離，開始廣泛結交外面的官吏，明里暗里收受賄賂，營私舞弊，引起了許多非議。但由于當時有聲望的干練老臣，像傅文忠、劉文正等已相繼去世，因此，真正能使軍機處正常運轉的只有于敏中一人，別人不可替代。所以，由于他帶頭謀私利，朝中風氣也為之一變，各級官吏大都步其后塵謀私，國家政局越來越糟。明白事理的人對此看得清清楚楚，諷刺于敏中是禍害清朝的始作俑者。然而，于敏中才華出眾，是他人所比不上的。當時，皇帝賦詩作文，事先都沒有稿本，皇帝朗誦或口述后，他默記后到書房起草，不會出現一個字的差錯。后來，梁瑤峰進入軍機處，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詩文，而令于敏中專門負責國家政務。這樣，于敏中就不再留心皇帝所作的詩文了。一日，乾隆皇帝召于敏中和梁瑤峰入宮，又朗誦詩文。于敏中趕緊給梁瑤峰使眼色，梁瑤峰卻不知是什么意思。等到皇帝朗誦完畢二人出來，于敏中等待梁瑤峰將詩文謄寫出來，但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動靜。他去問梁瑤峰寫出來沒有，梁瑤峰茫然失措。于敏中便說： “我以為您是專門管著記錄圣上詩文的，所以老夫就不再默記了。現在事已至此，如何是好?”梁瑤峰非常慚愧，無言作答。于敏中又說：“待老夫試著為您好好回憶一下吧。”于敏中默默地坐在一小房間里仔細回想，用了不長時間即靠記憶全部寫出，全篇錯了的只有一兩個字。梁瑤峰由此更加尊敬、佩服于敏中了。后來于敏中能夠長期得到皇帝的寵信，在軍機處主事近20年，而沒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抨擊他的劣跡，原因就在這里。

于敏中的兒子于齊賢，參加鄉試未被取錄為舉人。皇帝便下詔書，以于敏中在朝中任職已有很長時間，并僅有這一個兒子且已經成年為理由，特別施恩使于齊賢按照尚書品級官員的蔭庇出來做官; 又因為于敏中的元配夫人在此以前已經去世，特封其妾張氏為“淑人”。乾隆三十三年，再加封于敏中為太子太保。乾隆三十六年，又晉升他為協辦大學士。

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被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仍然兼任戶部尚書。此時正趕上皇帝下詔書征集散遺各處的古籍文字，安徽學政朱筠上疏請求開史局尋求《永樂大典》中收錄的古書部分。大學士劉統勛認為這不是當前的時政要務，想讓朝廷廢止朱筠的建議。于敏中則認為朱筠的建議很好，積極支持朱筠，與劉統勛據理力爭。乾隆皇帝采納了于敏中、朱筠的意見，詔令特開“四庫全書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360人，合力完成這一宏偉工程，任命于敏中為正總裁，主管此事，并讓他兼任國史館、三通館的正總裁。于敏中多次主持了在京師舉辦的會試，被任命為上書房總師傅，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

于敏中做軍機大臣時間較長，因此，結交的京城外面的各級官吏頗多，經常與他們互通消息。乾隆三十九年，宮內太監高云從泄漏了皇帝在道府記載上親筆批示的機密，皇帝下令朝中有關大臣對高云從仔細訊問，嚴加查辦。高云從供說于敏中曾向他詢問朱批道府記載的事。因過去高云從家強買土地時，引起了一場官司，曾經求于敏中找府尹蔣賜棨疏通，幫助打贏了官司，因此，于敏中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乾隆皇帝立即召來于敏中，當面責問他。于敏中誠惶誠恐，自責認罪。乾隆皇帝即命下詔書嚴詞譴責于敏中： “朝廷內的諸大臣與宮內太監有來往，一旦牽扯到私事，應當立即如實上奏。朕對此種做法表示贊賞，并會主持公道，一定重治謀私者的罪責。怎么能轉而追究上奏者的責任呢?于敏中跟隨朕左右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還不知道朕具有克制、忍耐的寬廣胸懷嗎?上奏于朕的事，朕不會泄漏給他人。于敏中每日承蒙朕召諸事應對，朕什么話不能對他說呢?為什么他卻轉向宮內太監去探聽詢問有關的消息?自從四川用兵(指乾隆十三年以后，四川大金川與小金川屢起叛亂的戰事)以來，于敏中秉承朕旨辦事果斷辛勞。等大功告成，朕欲像對待張廷玉(雍正、乾隆兩朝備受恩寵，加“太保”銜，為官50多年)那樣對待他，封給他世襲的爵位。現在，大局即將定下，于敏中卻出了這樣大的錯事，真是他的福分運氣有限啊，不該得到朕進一步的深恩。難道他就不痛心疾首、慚愧后悔嗎?朕念他過去的辛勞免究其罪，但必須嚴加行政處分。”經部議決定革除于敏中的職務，乾隆皇帝下詔對他從寬處理，使其繼續留任。高云從卻因泄密被砍了頭。乾隆四十一年，金川之亂被平定，乾隆皇帝下詔書嘉獎于敏中的功勞，認為其過失可以原諒，仍把他列為重要功臣，賞給“一等輕車都尉”的爵位，子孫世襲不變。乾隆一朝，于敏中作為漢族官員在軍機處的首席大臣，執政最久，深得皇帝垂愛、恩典。輔政大臣不是因為戰功而獲得賞賜世襲爵位的，在60多年間，除了張廷玉，只有于敏中一人。

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患了比較嚴重的哮喘病，乾隆皇帝親派御醫前來探視診病，并賜予其人參。但終于不治去世，享年65歲。乾隆皇帝立即下詔對于敏中的家屬好言撫慰并厚加賞賜，令將于敏中的葬禮和祭祀儀式按朝廷有關規定辦理，并把于敏中的牌位放入“賢良祠”享受祭祀，上謚號“文襄”。

關于于敏中的死，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于敏中是死于非命。傳說他在晚年偶然得了一場小病，便向皇帝請幾天假居家休息。皇帝賜給他一條陀羅經被，于敏中悟出了其中的旨意，當即飲鴆而死。關于賞賜陀羅經被的事，據說是實錄。陀羅經被做為賞賜官員之物，是死于京城的一二品高官都可享受的待遇，前例不勝枚舉，并不是特殊的恩寵。以于敏中所受皇帝寵愛恩惠之大，根本用不著考慮死后得不到陀羅經被賞賜的事。但在他沒死的時候就先予賞賜，意思也就是讓他快些死去。此中也許另有不好公開的隱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于敏中的殺身之禍也是咎由自取，因為在他權勢顯赫時，確曾做過一些不利朝廷、招致皇帝惱怒的事。當然，此說不見于正史，可疑之處甚多，錄在此處權做參考。

二、死后受到查處

于敏中既死，他的兒子于齊賢已先于他而去世，所以，由其孫子于德裕繼承“一等輕車都尉”的爵位，按這一品級出來做官，并作為于家的傳人，主持于家的一切事務。而于敏中的從侄(即其堂兄弟的兒子)于時和卻擅自攜帶于敏中的全部遺產回了原籍金壇縣。為奪回遺產，于德裕把于時和告到了官府。江蘇巡撫吳壇審理這起遺產糾紛案，判定于時和犯了侵吞他人遺產罪，將其充軍發配到伊犁; 把于時和侵吞的財產中的3萬兩白銀還給于德裕，剩余的大部分則作為治理金壇河道的費用。

蘇松督糧道章攀曾為討好于敏中，私自動用公款為于家營造花園，后來被朝廷察覺，章攀被剝奪了職務。另外還查出于敏中外出公務時，總是受到地方官吏的巴結逢迎和財物獻納。因為他已經去世，所以朝廷不再予以追究。接著，浙江巡撫王亶望貪污的事情敗露了，朝廷追究其罪責，又牽扯到于敏中。由于于敏中在朝中任顯官多年，僅在軍機處就有近20年的時間，其間他交結內侍，廣收地方官員的賄賂，貪占了許多國家資財，其劣跡逐漸顯露出來。鑒于此，乾隆五十一年，皇帝下詔書： “朕閑暇詠物，見到明代嘉靖年間的器皿，由此想到當時嚴嵩一手遮天，以致使國勢一天天衰敗下去，朝中推行的多是弊政，搞得烏煙瘴氣。把《嚴嵩傳》取來一看，見其賄賂公行，生殺予奪，潛竊權柄，實為前代明朝奸佞的罪魁禍首。本大清朝家法相承，綱紀整肅，太阿(古寶劍名，此處指國家權柄——引者注)從不下移，因此，從未出現大臣專權的事。原任大學士于敏中因為被任用的時間較長，朕對他的恩惠垂愛優厚一些，致使一些見識短、沒出息之輩，想依附他; 而于敏中也以權勢招引他們，暗地里收受他們行賄的大量財物。那時，軍機大臣中缺乏老成持重、處事干練的人，福康安經驗不足，還沒有必要的經歷和磨煉，這才使于敏中聲名、權力略微大了一點兒。但說到底也不過是值班聽詔、承旨辦事，其權力不僅不能與前朝的嚴嵩相比，就是本朝康熙年間的明珠、徐乾學、高士奇等人，他也比不了。而且，朕對他的恩寵、眷愛也不如對鄂爾泰、張廷玉。他怎么敢在朕面前搬弄口舌、作威作福、混淆是非呢?朕因為他為朝廷盡力已有多年，因此，在他死后仍格外加恩善處后事，準許他進入賢良祠享受祭祀。但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捐錢買官而錢款大部分落入貪官手中的事情敗露，王亶望等人又貪賄瀆職，罪責難逃。回憶起在這事之前大臣舒赫德曾經上奏請求停止捐錢買官的做法，于敏中卻極力陳說準許甘肅捐錢買官的好處，一來可以免去朝廷對其撥經費及押運這些經費帶來的麻煩，二來也可使民間買賣米糧的商販得利，一舉兩得，所以獲得了朕的批準。豈知甘肅總督勒爾謹被王亶望愚弄，二人串通一氣，捏造災情，冒領賑濟款項貪污自肥，使平民百姓遭殃。若不是于敏中在朝中為他們撐腰，勒爾謹怎么敢貿然上報‘災情’請求賑濟? 王亶望怎么敢一意孤行、肆無忌憚呢?于敏中家擁有極多的財產，一定是王亶望等人賄求的酬謝。假如于敏中還活著，朕一定對他嚴加懲治。現在，不把他的兒孫治罪，已經屬于從寬發落了。但賢良祠乃是國家勉勵、褒獎具有高尚品質的人的嚴肅、莊重場所，怎么能讓處事不慎、品行不端的人濫竽充數列名其中呢?朕早就有這種想法，又因翻看了《嚴蒿傳》，觸動了朕引此事以為后人鑒戒的念頭。否則，缺少見識的人恐怕要以重用嚴嵩的明武宗與朕相提并論了，這是朕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決定把于敏中撤出賢良祠，昭示天下以警效尤。”而與于敏中串通賄賂貪污、欺蒙朝廷的王亶望、勒爾謹二人，則被立即處死了。

乾隆六十年，國史館進呈《于敏中列傳》，乾隆皇帝為此下詔說： “于敏中在朝中掌管機要，卻不加檢點約束，既在內與太監串通，又在外同各省官吏勾結攀附、營私舞弊。即使單就這兩條來說，也實屬辜負圣恩，不是作為大臣所應有的行為。假使仍然令其后代繼承世襲職務，何以顯示對他的懲戒呢?其孫子于德裕已提升為直隸知府，已經屬于格外的施恩，其所承襲的輕車都尉世職著即撤銷，以此為鑒，做為臣子營私瀆職的一種懲戒。”這樣，于敏中在死后的幾年里，便因劣跡的敗露，先被撤出賢良祠，繼而子孫又被剝奪了世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