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士子的噩夢

——黨錮之禍

發生于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場空前的政治、文化浩劫。在宦官集團的操縱下，這場浩劫幾乎將一個時代的儒生一網打盡，最終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東漢王朝也亡于其中。黨錮之禍不啻清流士子的噩夢，更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

宦官當權惹“清議”

所謂“黨錮之禍”，指的是將士大夫官僚的故吏、門生等朋黨“禁錮”起來，使其終生不得為官。這是東漢宦官集團面向士大夫和儒生發動的一場斗爭，斗爭的緣起是宦官權力的膨脹。

東漢建立不久，就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娃娃皇帝”現象。自漢章帝起，即位的皇帝年齡都很小，如漢和帝10歲即位，漢殤帝即位時還不到半歲，漢沖帝即位時年僅兩歲。這些“娃娃皇帝”當然沒有能力治理國家，朝政大權于是旁落到外戚勢力手中。據史料記載，漢和帝即位后，竇太后重用自己的兄長竇憲，使得朝中重臣多出自竇憲門下。漢質帝時，外戚梁冀當政，飛揚跋扈，質帝忍不住罵了他一句“跋扈將軍”，竟被立即毒死。外戚獨攬大權，極大地影響了皇權，于是“娃娃皇帝”成年后的當務之急就是剪除外戚勢力。

然而，權力幾乎被架空的皇帝，想與勢力龐大的外戚集團對抗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唯一能調動的勢力就是與自己朝夕相伴的宦官。漢和帝時，皇帝依靠宦官鄭眾挫敗了外戚竇憲的勢力。后來鄭眾因功被封為鄛鄉侯，并開始參與朝政。此后，宦官當政的勢頭便一發不可收拾。漢桓帝延熹二年（159），梁太后病逝后，皇帝便與宦官單超密謀剪除外戚梁氏的勢力。后來，漢桓帝借宦官與宮中侍衛之力一舉擊潰外戚梁氏。為了犒賞宦官，漢桓帝竟在一天之內封單超、徐璜等五名宦官為侯，時稱“一日五侯”。

就這樣，皇帝打擊了外戚，又造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漢桓帝時，宦官專權已經形成了亂政的局面。宦官恃寵而行，在朝中假傳圣旨，胡作非為；在地方則四處搶掠，兼并土地，所作所為與盜賊無異。由于宦官勢力強大，官僚士紳都去巴結，宦官就借此安插親信，培植黨羽，形成了一個勢力集團。

宦官為非作歹，引起了朝中的士大夫官僚及太學（東漢最高學府）儒生的強烈不滿。這些士子自許“清流”，將宦官等奸人稱為“濁流”。他們常常利用講學、閑談來品評朝綱，議論國事，抨擊宦官亂政，這種評議的行為史稱“清議”。“清議”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使得宦官集團頗有些畏懼。清流士子還通過上疏皇帝、鬧學潮、彈劾官員等方式與宦官斗爭。“清流”與“濁流”勢同水火。

第一次黨錮之禍

在反對宦官的士子中，影響最大的人物是李膺。李膺，字元禮，曾任青州刺史、河南府尹、司隸校尉等職。當時，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貪贓枉法，殘暴無度，連懷有身孕的婦女都殺害。時任司隸校尉的李膺聽說其罪行后，下令嚴懲不貸。張朔立即跑到張讓的家中躲避。不料李膺絲毫不懼怕張讓的勢力，帶人沖進張讓家中，將張朔逮捕并繩之以法。此事令朝野為之一震，宦官們的惡性從此收斂了許多，連假日也很少出宮。漢桓帝見狀，不解地問：“你們怎么突然變老實了？”宦官們答道：“都是因為李校尉太厲害了！”

李膺的雷厲風行成為黨錮之禍的導火索。漢桓帝延熹九年（166），與權宦關系密切的方士（持有方術的人）張成得知朝廷將要大赦，便唆使自己的兒子殺人。李膺得知此事后，立即將張成的兒子抓起來，審問其罪行。此時，漢桓帝果然下令大赦。然而義憤填膺的李膺，沒有赦免張成的兒子，反而將其就地正法。這件事惹怒了漢桓帝，宦官們借機進讒言詆毀李膺，并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控告李膺與太學生結交為朋黨，誹謗朝廷。漢桓帝一怒之下，將李膺等200多名“黨人”抓捕起來。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被抓捕的“黨人”入獄后，受到宦官的嚴刑逼供，被迫招認“同黨”，使得黨錮之禍牽連的范圍越來越大，朝野一時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中。這時，朝中一些同情士子的正直官僚開始設法營救“黨人”。竇皇后的父親竇武素來不滿宦官專權，便上疏請求漢桓帝釋放“黨人”。戰功赫赫的度遼將軍皇甫規也上疏漢桓帝，請求把自己劃為“黨人”株連入獄。而李膺入獄后，機智地把一些宦官黨羽說成是“同黨”，使得宦官們哭笑不得，無所適從。與此同時，太學生的“清議”不斷聲援“黨人”，使全國上下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在種種因素的作用下，漢桓帝終于在一年后釋放了“黨人”，但令李膺等人“禁錮終身”，一生不得為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雖然使很多士子遭到迫害，但是同時也讓他們獲得了空前的社會聲譽和文化地位。李膺成為士子中聲望最高的一位，與他交游甚至被稱為“登龍門”，即使能作為客人登門拜訪他，也被視為一種榮耀。其他“黨人”如陳蕃、杜密、范滂、郭泰等，也受到太學生的一致擁護。“黨人”被釋放時，受到人們的車馬相迎、夾道歡呼。一時間，整個社會皆以“黨人”為榮，以宦官為恥。

第二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平息不久，漢桓帝駕崩，漢靈帝即位。此后，曹節、王甫等宦官開始專權亂政，引起了竇武、陳蕃等士大夫官僚的不滿。竇武、陳蕃等人密謀鏟除宦官勢力，不料消息敗露。曹節等宦官得知后立即挾持漢靈帝，發兵拘捕了竇武和陳蕃。后來竇武兵敗自殺，陳蕃入獄被害。這次事件使士子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擊，而宦官權力則達到鼎盛。

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山陽郡（今屬山東濟寧）東部督郵（代表太守督察縣鄉、傳達政令的官吏）張儉上奏皇帝，彈劾宦官侯覽欺壓百姓。結果侯覽不但扣下了奏章，還誣告張儉結黨營私。漢靈帝偏聽偏信，下令搜捕張儉及其同黨。宦官們借此大做文章，將第一次黨錮之禍的諸多士子牽連進來，對“黨人”進行瘋狂地反撲和徹底地清算。這就是規模更大、迫害更深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持續時間長達16年，遭迫害的“黨人”達六七百人，其中被殺的“黨人”就有一百多人，此外還有數以千計的太學生被無端陷害。當時聲名顯赫、有重大影響的士子幾乎被殘害殆盡。

朝廷派兵搜捕李膺時，家鄉的父老鄉親都勸他逃走避禍，李膺卻坦然地說：“遇到禍事不應逃難，如果有罪不該免刑，這是臣子的節操。我今年已經60歲了，生死由命，逃走了又何處安身呢？”說完，他主動投獄，后來死在獄中。太仆杜密同時被治罪，也死于獄中。人們將李膺、杜密合稱為“李杜”。當時另一位知名的士子范滂也在朝廷搜捕名單之中。他主動前往縣里自首，縣令郭揖立即拿出官印，大義凜然地說：“天下之大，您何必自赴刑獄？在下愿意舍官與您一同逃亡！”范滂感慨地說：“我如何能連累你，又讓我的老母親隨我顛沛流離呢？”于是慷慨投獄。范滂的母親送他走時，淡定地說：“你如今能與李膺、杜密齊名，即便死，又有什么遺憾呢！”侍御史景毅曾將兒子景顧送到李膺門下做門生，宦官搜捕“黨人”時，漏掉了景顧的名字。景毅主動將兒子送到刑獄，并說：“當年讓景顧拜在李膺門下，就是因為李膺的忠正賢良。如今他怎么能因名單的疏漏而茍且偷生呢！”這些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人們聽后無不慨嘆不已。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后，漢靈帝才下令解除“黨錮”，然而為時晚矣。滿朝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宦官、外戚勢力橫行，社會弊端凸現，東漢不久便滅亡了。后人遂稱：“東漢亡于黨錮。”

“清流”的變化

黨錮之禍無疑是所有“清流”士子的噩夢。這次持久而殘酷的浩劫使天下士子的思想和選擇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雖仍為“清流”，卻從熱心國事轉為獨善其身。東漢滅亡后，魏晉時期的士子吸取教訓，不再熱心“清議”，而是對國事表現得漠不關心，對當朝人物緘口不言。他們往往遠離政治，崇尚隱居，生活淡泊閑適，行為恣意放任。同時，魏晉文人中還興起了研究玄學、道術的風氣，有的文人沉溺于玄理沉思，有的甚至沉迷于煉丹修行。文人士子這種極端的變化被認為是黨錮之禍的“后遺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