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少數民族·藏族

藏族，古稱吐蕃，自稱“博”或“博巴”，不同地區的藏族有不同的稱謂，故也有稱“康巴”、“安多哇”、“哥鄰”、“嘉戎哇”等的藏族。四川有藏族人口一百萬左右，主要分布在西北部高原地區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是除西藏外我國最大的藏族聚居區，另外在西南部涼山州也有分布。

(1) 川境藏族的由來

在四川眾多的民族中，藏族是出現較晚的一個民族。在唐以前，大量的涉及四川境內民族活動的各種典籍記載中，沒有藏族在今四川地區生活的記載。藏族大規模遷入川西高原，是從唐代才開始的。唐以前，今川西北藏區原為羌族等民族聚居區，藏族遷入后，與這些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川藏族。

吐蕃發祥于西藏高原。約在中原王朝的隋代，吐蕃贊普墀綸贊用武力統一了吐蕃各部族，建立了雅隆王朝，確立了在西藏高原的統治地位。其子松贊干布繼位后，在中原王朝的唐初開始向今西北和四川西部擴張勢力。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松贊干布率兵二十萬進攻松州(原屬隴右道，后劃歸劍南道)，被唐軍擊敗，松贊干布派人向唐朝謝罪并請求聯姻，唐太宗以宗室女為文成公主，經今四川鄧柯遠嫁吐蕃贊普。這是吐蕃在今四川境內大規模活動的最早記載。

文成公主的遠嫁，并未從根本上遏止吐蕃的擴張。松贊干布病逝后，繼立的莽倫莽贊普在征服今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鮮鼻族政權吐谷渾后，由青海南下，相繼征服了雪山黨項(羌)、白蘭(羌)、白狗(羌)、春桑等部族，深入今川西高原腹地。自唐高宗至唐睿宗的數十年間，吐蕃在今川西北、西南地區大舉進攻，唐朝則節節敗退。唐朝在川西北地區僅控制松、茂、維等州，在川西南地區則已退到今涼山州安寧河一帶。

唐玄宗即位后，加強了劍南道的軍事力量，主要在今川西北地區向吐蕃反攻，至天寶十四年(755)，基本控制了西山諸州并確立了對吐蕃的軍事優勢。同年十二月唐朝安史之亂爆發，邊軍相繼內調平叛，劍南道還多次發生兵變，致使力量削弱。吐蕃乘機聯合南詔，在川西南的嶲州和川西北的西山兩方向進攻，與唐朝開始了持續半個世紀的爭奪戰。唐朝為確保成都，幾乎集中了劍南三州的全部人力、物力、為避免兩線作戰，放棄了嶲州，集中力量與吐蕃爭奪西山地區。吐蕃在攻占嶲州之后，也集中力量進攻西山地區。公元761年，吐蕃大將尚東贊攻占松州，公元763年，西山的松、維、保諸州均被吐蕃攻占。唐朝軍隊采取了以攻代守的策略，但也只能阻止吐蕃繼續深入，威脅成都，總的來說處于守勢。

唐德宗貞元元年(785)，未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史。未皋首先設法與南詔結盟，瓦解了吐蕃——南詔聯盟，首先在嶲州用兵。三年之內即收復了嶲州。隨即揮師北上，爭奪西山地區。經數次大戰后，793年，東女國和西山八國叛吐蕃歸唐，次年，劍南西山羌、蠻二萬余戶歸降，削弱了吐蕃的勢力，吐蕃遂在今川西地區轉入防御。與此同時，吐蕃達磨王朝開始衰落，公元842年，達磨遇刺身亡，吐蕃發生了尚恐熱反叛，居于松州地區的吐蕃部族孫波諸部卷入了這次反叛。尚恐熱失敗后，孫波諸部也就分崩離析。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吐蕃在今川西高原東部的統治完全瓦解，孫波殘部逃據松州以西。此后，大規模的平民起義自西向東，席卷吐蕃，吐蕃王朝遂告崩潰。此時唐王朝雖乘勢占據了原吐蕃占據的一部分地方，但唐王朝本身也已走向衰落，無力大舉收復失地。四川西部仍為吐蕃氏族割據政權所控制，其中最強大的氏族是孫波的朗氏，另外還有通頰等部族。

總之，有唐一代，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向外擴張，經過與唐朝數年的爭奪戰爭后，控制了今川西北地區，吐蕃消亡后，進入川西北地區的吐蕃部落留在了當地，今四川境內開始有了大量的藏族居民，今川西北藏族聚居區開始形成。

五代兩宋時期，居于今雅安西北甘孜地區的吐蕃諸部因種族分散、各自為政，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沒有形成統一的部族政權。宋人將其與其他少數民族統稱為“西山野川路蠻”或“野川路諸部”。野川路諸部向宋朝進貢，并與宋朝在碉門互市，使碉門成為宋朝蕃漢貿易的重要集市。

岷江上游今阿壩一帶的吐蕃部族此時仍未歸順中央王朝。前后蜀及兩宋在這一帶都只維持對歸附的羌族部落的統治。

元明清時期，今四川境內的藏族都歸順中央政府，四川藏區成為這幾朝政府的正式行政區。

元代，今川西北甘孜、阿壩兩大藏族聚居區開始形成。元代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完成了與其他民族的融合，相對集中地居住在相當于今甘孜藏區的朵甘地區和相當于今阿壩藏區的松潘地區兩處。元朝在這兩處分別設置吐蕃宣慰司進行統治，并在藏區推行政教合一的土司統治制度。四川藏區進入封建農奴制社會后，分別在這些地區設置了朵甘都司、松潘都司等統治機構，并繼續實行土司制。清朝前期沿用明制，先后加封了許多藏族土司如明正宣撫司等，從雍正初開始，清政府開始在四川藏區改土歸流，廢除世襲的土司統治，改由政府任命的州縣官即流官直按統治。改土歸流經乾隆、嘉慶、道光數朝至清末方告基本結束。改土歸流促進了藏區社會定安、經濟繁榮和文化發展。

清末到近代，川西藏區稱為川邊地區。清末歸駐藏大臣管理，在英、俄爭奪西藏的背景下，清廷以抗英、拒俄、固藏的策略，大力經營川邊地區。1905年，因清廷駐藏幫辦大臣經營川邊操之過急，在巴塘被當地土司、喇嘛煽動藏民殺死，清廷聞訊，派四川總督鐲良等領兵鎮壓，這就是巴塘事件。巴塘事件后，清廷遂以武力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以期削弱地方勢力，穩定川邊形勢。1906年，清廷任命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駐扎巴塘，管理川邊。趙爾豐以武力為后盾，在川邊施行改土歸流，成效顯著，到1910年底，完成了川邊藏區南、北、西各地的改土歸流工作。1911年，趙爾豐離任，其繼任者傅嵩秋繼續厲行改土歸流。趙、傅先后在川邊設治三十余縣，轄地千里，為后來建立西康省奠定了基礎。1911年，傅嵩秋奏清建西康省，因次年四川爆發保路運動，隨后清朝滅亡而被擱置。

1925年，北京臨時執政府在川邊設立西康特別行政區域。1928年，國民政府將西康特別行政區域改為西康省，但只在康定設立了一個“西康政務委員會”，西康省并未真正建立起來。到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才在康定成立，西康建省，當以此為始。主要轄原川邊地區。

解放后，1955年10月，撤銷西康省，將原西康省以金沙江為界，以東各縣并入四川省，以西的昌都地區劃歸西藏自治區。

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為西康省藏族自治區，成立于1950年11月，1955年3月改名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劃歸四川后于同年11月改名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為四川省藏族自治區，成立于1952年12月，1955年11月更名為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更名為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2) 宗教與民俗

四川藏區幾乎全民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建國初期有喇嘛寺七百四十七座，有活佛、喇嘛和扎巴(小喇嘛)十二萬多人。民主改革后，大量的活佛、喇嘛還俗，只保留了寺廟三十三座。1983年以后，開放喇嘛寺六十四座，簡易經營一百六十二處，住寺喇嘛近六百人，散居喇嘛一萬三千多人。

四川藏區喇嘛教信仰與西藏大同小異，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藏區喇嘛教在整個藏族地區喇嘛教中的地位、清末藏區反洋教的打教斗爭和四川藏區喇嘛教在民主改革中的情況。

隨著藏傳佛教在西藏的傳播，其黃教(格魯派)、紅教(寧瑪派)、黑教、花教(薩迦派)等主要宗派相繼傳入今四川藏區。元世祖采取以藏制藏的策略，在四川藏區大力推崇喇嘛教薩迦派(花教)法王，借助宗教力量統治藏區，在藏區造成了“惟僧言是聽”的局面，從而形成了四川藏區政教合一的社會結構。明朝沿襲元代的辦法、繼續借助喇嘛教籠絡民心。清朝推崇黃教，通過加封黃教最高首領達賴喇嘛來控制包括西藏在內的廣大藏族地區。在清朝加封的歷代達賴喇嘛中，有四個是今四川甘孜人，分別為七世達賴噶桑加措、九世達賴隆朵加措、十世達賴楚臣加措、十一世達賴凱朱加措。遠在西藏之外小小的甘孜地區，居然出現了四個主藏族的宗教領袖，可見四川藏區的喇嘛教在整個藏傳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的德格印經院，是包括西藏在內的藏區著名的印經院之一。1733年，德格印經院刻成了藏文《甘珠爾》(一百零三函)和《丹珠爾》(二百零九函)兩部大型佛學叢書，被稱之為“德格板”大藏經，對藏傳佛教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該院還有天文、地理、歷史、哲學、醫學、文學等各類書籍三百二十六部、四千五百余種，木刻板二十五萬多塊，是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藏族文化寶庫。

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將其宗教勢力滲入四川藏區。1848年，法國曾在大林埠(化林坪)建立了主教府，又陸續在瀘定、打箭爐(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道孚、爐霍、巴塘等地修建了十三座天主教教堂。西方列強的宗教滲入引起了篤信喇嘛教的藏民的不滿。1865年以后，四川藏民不斷發生藏民驅逐天主教士和教民，焚燒教堂的事件，這是藏民自發的反對外國侵略的運動，歷史上稱為打教斗爭。

四川藏區的打教斗爭以巴塘最為激烈，影響也最大。1873年，巴塘發生地震和干旱，這本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現象，但卻引發了藏民的打教斗爭。篤信喇嘛教的藏民認為，地震和干旱都是外國傳教士觸犯神靈造成的結果，10月10日，藏民在土司和喇嘛的鼓動下，拆毀了法國教堂，驅逐教民并將教堂附近的教民房屋放火燒毀。1887年，巴塘氣候異常，春熱夏霜，藏民又認為是教士作祟，再次燒毀教堂及附近的田莊、房屋、驅逐教民。著名的巴塘事件中也有濃厚的打教因素，藏民武裝打教，不僅焚燒了三處法國教堂，而且殺死了法國傳教士牧守仁和蘇烈。這些打教斗爭雖然由于清廷的軟弱，并沒有能夠將教會勢力驅逐出四川藏區，但它沉重打擊了教會勢力，遏止了教會勢力的進一步滲入，也反映了喇嘛教在藏區的根深蒂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四川藏民紛紛起義，既反清又打教，基本上清除了藏區的教會勢力，有效地抵制了列強的文化侵略。

解放后對四川藏區喇嘛教的觸動，是作為藏區宗教改革的遺留問題來處理的。四川藏區的民主改革，是從1954年開始成立，1956年開始進行的，到1958年10月結束時，對喇嘛教寺廟仍是“暫時不動”。在多數藏區民主改革結束后，寺廟特權就顯得非常突出了。1958年冬，甘孜、阿壩兩州開始廢除寺廟特權，開展了反叛亂、反違法、反特權、反剝削的“四反”斗爭。要求寺廟不得干預行政事務，徹底實行政教分離，規定寺廟必須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同時除保留一部分作為以寺養寺的生活來源外，將寺廟的土地、牧場、牲畜進行分配，取締寺廟的高利貸和非法商業，解放寺廟的農奴，沒收叛亂分子藏在寺廟中的財產和槍支，成立寺廟管理委員會對寺廟進行民主管理。雖然也強調了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把廢除寺廟特權與保護寺廟本身區別開來，但仍有大量活佛、喇嘛還俗和大量寺廟關閉，客觀上造成了寺廟的數量保留較少(從七百四十七座銳減至三十三座)的狀況。

四川藏區的民俗基本上與西藏相同，這里不再詳述。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藏區的喪葬習俗，舉凡全國藏區所有的火葬、天葬、水葬、塔葬(僅限高僧)、崖葬、土葬等殯葬方式，這里都有，多種喪俗并存，表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四川藏區西連西藏，南接云南，北鄰甘肅、青海，歷史上除藏族外，還有漢、回、彝、羌等民族在這里頻繁活動。各民族的習俗互相影響和交融，是造成今天四川藏區喪葬習俗多樣性的重要原因。如火葬，當是受羌氐民族古老的火葬習俗影響的結果，而崖葬則有明顯的濮越系統民族的葬俗特征。

四川藏區葬俗不同于其他藏區之處，是土葬遠比其他葬區盛行。

四川藏區的土葬又可分為石棺葬俗和土坑葬兩種。

石棺葬川西高原分布甚廣，是這一地區數量最多的石葬墓類型。羌族稱之為“戈基人的墓”，即被羌族趕走的土著冉、��部族(戈基人)的墓葬。現已發現的眾多的石棺墓葬，據考證，其年代上迄春秋戰國，下至兩漢。我們知道，藏族原無石棺葬俗，他們出現在川西高原，也是唐以后的事。上距迄今發現最晚的古代石棺墓葬有四百年左右。川西藏族何以會有了石棺葬的葬俗? 這種葬俗與川西土著古民族的石棺葬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傳承關系?這些都是尚待探討的問題。但至少說明了一點，那就是今天川西的藏族，是進入川西的吐蕃族融合了當地其他民族而形成的。被融合的民族的喪葬習俗在民族融合后卻保存了下來。

土坑葬在四川藏區普遍流行，其葬式也分兩種。與漢區相近的村寨，由于受漢族的影響，多采用仰身直肢葬，其葬法等基本上相同于漢族。其他地區則多采用屈肢葬，即在人死后用繩子將兩膝捆于胸前，使頭彎曲到雙膝之間，其狀類似于母腹中的胎兒。然后放入木柜內下葬。死者面向何方在不同的部族和村寨有不同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