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漢魏時期今古文的論爭和融合

概括地說，西漢是今文經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東漢三國是古文經學從今文經學中脫胎而出并逐漸取而代之的時代。具體到《春秋》學的研究上，這一現象尤為明顯。

從漢朝開國到漢武帝時代，經過六十年以上的試驗、淘汰、選擇，漢武帝終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是西漢經學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在確立以儒學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中起過重大作用，而且按照時代的政治需要改造了儒學?！稘h書·五行志序》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董仲舒把陰陽五行之說融入儒家體系，由哲學上的“天人合一”衍化為政治上的大一統，這就使儒家經典，特別是《春秋公羊傳》十分有效地為當時統一、鞏固的大漢帝國服務。

從漢朝到清朝，《春秋》經和《公》、《榖》二傳的研究者無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義法”的探求和解釋上。所謂義，指大義，也就是《春秋》所包含的深刻內容;所謂法，指書法，也稱書例，也就是記事的規格和體例。前人認為，各種書法書例無不表達孔子對人對事的褒貶態度。而作為《春秋》傳的任務，就應當責無旁貸地闡述《春秋》經的義法義例?！豆?、《榖》二傳，其內容主要是從經文簡單的記事中搜尋出尊王攘夷、尊卑貴賤、美刺褒貶等等微言大義。《左傳》以記事為主，然而闡明義法的地方也不少。兩千年來，《春秋》經傳的研究者，除了少數卓識之士以外，幾乎沒有不在“義法”中討生活，而且穿鑿煩瑣有增無減。一部提綱式、標題式的編年史，竟然被人發揮鋪衍出精微奧妙的義法，各種專著汗牛充棟，這在學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公羊傳》對《春秋》的逐句解釋，本來已有很大的隨意性，董仲舒對《公羊傳》的研究更加變本加厲?！洞呵锓甭丁泛陀涊d在《董仲舒傳》里的賢良對策，就是闡明《公羊傳》的重要著作。他所闡發的大義，名目繁多，以致后人不得不用數字加以概括，如三統、十指、六科、五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統說。顧頡剛在長篇論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作了簡單扼要的說明：



創三統說的，把朝代的遞嬗歸之于三個統的循環。這三個統的名字是黑統、白統、赤統。得到哪一個統而為天子的，那時的禮樂制度就照著哪一個統的定制去辦理。



董仲舒運用這種心造的三統理論編出了一個心造的歷史規律。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他分析說：



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

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



這就是說，每一個新王朝都是順應天命而建立的，代表著三統循環中的一統。新王朝建立以后又應當按照天命封前兩代王朝的后人為王，在前兩代王朝封地的范圍內照樣可以繼承它們原有的正朔和制度。例如周朝建立，商朝、夏朝和周朝本朝就是三統。問題出在《春秋》上。春秋時代即東周前期，周天子實亡而名存。董仲舒一派的《公羊》學家又費盡心機地構想了一種新說，認為到了孔子時代，周朝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代替周朝的是魯國，代替周王的是孔子。但是孔子有德而無位，所以是一個有實無名的王，即“素王(素，空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蓖醭湟舱f： “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 《春秋》?！?(《論衡·定賢》) 在他們看來，孔子作 《春秋》是以素王的身份定王者之法，以垂示于后代，孔子代表魯國而成為周統(赤統)以后的新統(黑統)。但是，孔子畢竟只是素王，他制定了王者之法而沒有來得及實施，魯國也沒有真正繼承周統，真正繼承周統的是漢朝。至于秦朝，在三統論和經師看來，既暴虐，又短祚，根本算不上一個王朝，一個什么統。為大漢王朝上應天命制造理論基礎，這才是三統論的核心所在，也是《公羊》學的核心所在。

西漢時代另一位今文經學大家是劉向。他專治《榖梁傳》，又結合了《尚書·洪范》中的五行之說。他所著的《洪范五行傳》已經亡佚，但是在《漢書·五行志》 中還可以看到許多董仲舒和劉向關于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解釋。

漢儒講“通經致用”，他們的眼光投向歷史，目的是關心現實，以對歷史現象的主觀理解來作為解釋現實、指導現實的依據。他們對歷史和現實所作的解釋，論據遍及《易》、《書》各經，但最主要的論據則仍然是《春秋》。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天道聯系人事，以災異聯系國政，在理論上固然荒謬，而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有時則是對于國君的一種制約。獨裁者擁有無限權力，高于人主的只有天和圣人，托之于天意或圣人之意，多少可以限制人主，使他盡可能地在正常的軌道上行進。

今文經學的神學化傾向，其惡性發展就是使經學變成了神學的附庸，對經文的理解離學術越來越遠，隨心所欲和煩瑣空疏的病癥日益加重。到西漢末，終于走到了“窮則變”的臨界線上。首先起而發難的正是劉向的兒子劉歆。從此開始，經學中有了今古文之爭，《春秋》學中有了 《左傳》和 《公》、《榖》之爭并逐漸成為《春秋》學中的主流。如同現代的商戰，強有力的政治后臺和天花亂墜的廣告可以起作用于一時，但歸根到底，優勝者總是屬于質量高的產品。

西漢哀帝時代，劉歆繼承劉向的職務復領五經，受詔校中秘書，見到了藏于內府的古文《左傳》，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于是上書要求立于學官。他是漢朝人中第一個公然為 《左傳》辨護并加以認真研究的人。他為《左傳》作過章句即注釋，現僅殘存二十余條。從這些佚文以及杜預說他“創通大義”(《春秋序》)來看，他的章句并沒有離開今文家深求大義的學風。前人論漢代今古文經學，往往把二者說成如同涇渭之別，其實，今古文之爭，更多的是宗派之爭而非學派之爭，爭論的癥結常常在是否立于學官即取得官學(意味著功名利祿)這一點上。從劉歆以及東漢其他《春秋》學者的有關材料來看，完全可以說明這一點。

劉歆之后不久，朝廷上又發生了一場今文學家范升和古文學家陳元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漢光武帝終于把《左傳》列于學官，設博士。其后不久又廢，但《左傳》的影響卻日見其大，東漢中后期，終于出現了兩位有名的 《左傳》學者，即賈逵和服虔。

賈逵的父親曾從劉歆受《左傳》，賈逵青出于藍，作有《左氏條例》、《左氏傳解詁》、《春秋三家經本釋詁》等專著，惜皆亡佚。清人有好幾種佚文輯本，以李貽德《春秋賈服注輯述》為最善。

賈逵之學源于劉歆而后出轉精。從現存的佚文來看，他比較注意名物訓詁和史實的說明，但在治學的整體上仍然重在義例，始終沒有忽視對微言大義的搜尋。例如隱六年經“宋人取長葛”，長葛屬鄭國，賈逵以為不標明“鄭”字，是“刺其不能撫有其邑”。實際情況，恐怕還是杜預所說隱五年經文已經有“宋人圍鄭，伐長葛”，承上而書，自不必再標明“鄭”字。舉此一例，可概其余。作為古文學派的中堅人物，賈逵解經還不避直接引用 《公》、《榖》，例如桓三年“春正月”，不書“王”字，經學家各有解釋，賈逵的解釋全用《榖梁傳》桓元年、二年之說;同年經“有年”，賈逵之說即本于《公羊傳》。這一些牽強附會都是微言大義說的影響。如果舍棄這些，他所作的史事名物的解釋訓詁，如桓二年 “十一戰”、六年 “大閱”，都可以從中了解古制古義。

服虔，字子慎，大體和鄭玄同時，治學路數也近于鄭玄。作有《春秋左氏傳解誼》、《春秋成長說》等專著，均佚。據現有佚文，他的注釋主要有三方面的特點，即： 注重禮制的說明，多以 “三禮”解《左傳》;精于文字訓詁;疏通文義，經常能得作者之意，傳文章之神。從整體上來說，他和賈逵同為漢代《左傳》學的代表，以致孔穎達在“正義”中引用他們的說法，常常不加區別而徑書 “賈服曰”。

和服虔、鄭玄同時的何休是漢代今文學派的殿軍。和董仲舒一樣，何休專精《公羊傳》，曾為之作注，即現存的《春秋公羊傳解詁》。董仲舒在《公羊學》上的發明，有的已經失傳，但何休的見解卻全部保存在《解詁》之中。《公羊》學中最關鍵的主張是所謂“存三統”、“張三世”，三統之說已見前，三世之說則始自董仲舒而經過何休的發展。《公羊傳》隱元年十二月提出了三世的概念，是“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意思說孔子作《春秋》，因為時代的遠近不同，所據史實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詳近略遠，本來是寫歷史的常規，所謂“異辭”，即詳略有所不同。然而何休在“異辭”上又生發出一連串“大義”，說這三世是由亂到治、不斷進化的三個歷史階段，所以后代又把這三世稱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顯然，這種為漢家天子所唱的頌歌和孔子的歷史觀如同南轅北轍，反倒接近了韓非的“不期修古”(《五蠹》)的歷史進化說。

以衛道者自居的何休，對當時《左傳》學的盛行十分遺憾，就專門寫了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三種書，不僅攻擊了宿敵《左傳》，而且也攻擊了同盟軍《榖梁傳》。融合今古文的經學大師鄭玄針鋒相對地撰寫了《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三種書與何休論戰，鄭玄的學友服虔也參與了這場論爭，撰寫了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春秋漢議駁》。何休看到鄭玄的著作，自知不敵，曾慨嘆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漢代的今古文學和《春秋》學的爭論，就以鄭玄的融合今古和何休的敗陣而宣告結束。

三國時代《春秋》學的代表人物是魏國的王肅。這位經學大師像鄭玄一樣遍注群經，其中有《春秋左氏傳》十二卷，可惜今皆不存，《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得佚文一卷。為了樹立自己成為權威，他排斥前代的權威鄭玄，故意和鄭玄立異。但是他的手法不大高明，皮錫瑞《經學歷史》說，王肅兼通今古文之學，“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這種不擇手段的做法有損于學者的品德，加之他是司馬昭的岳父而且好作偽書，使得他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更為不佳。他的《左傳》注，價值如何，已無法作全面的評論，僅就所看到的佚文可知，他已經注意到了疏通文義，而且能順暢明快。和他同時、研習《左傳》的知名之士還有嵇康、董遇和史學家魚豢等人。

東吳的學風接近中原，宗奉古文經學，研習《左傳》的大臣有張昭、士燮，都寫出過專著。蜀漢方面，由于交通不便，仍然堅守今文學派的傳統。由于劉備曾以師禮事鄭玄，在平定蜀中以后，就委任了一位游學荊州、精于《左傳》的尹默以《左傳》教授他的兒子劉禪。但從蜀國滅亡，劉禪入洛以后說什么“此間樂，不思蜀”來看，他似乎并沒有從《左傳》中學到任何有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