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史學·明代云南史學的發展

(1) 明代云南地方志的修纂與明初省志

自從云南設立省后，儒學文化在云南得到廣泛傳播，云南文化和史學進入了一個與中原內地同步發展的新階段。明清時期，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興修地方志的高潮，云南地方志的編修也進入了全盛時期。終有明一代，云南先后九次修纂云南省志。并開始了府州縣志的修纂，使得地方志的編纂更為普及。雖然今存明代志書不到十種，但有目可查的志書有七八十種，其中府州縣志也達五六十種，這是明代云南史學發展的新氣象。

明太祖洪武年間，云南曾兩度纂修省志。洪武十四年，在云南第一次修纂省志。洪武后期，初修《云南志》已不傳，其后又再次修纂。洪武二十九年(1396)西平侯沐春上奏命王景常等再修省志。大約在建文二年(1400)，洪武再修《云南志》成書，鋟刻于次年。洪武修纂的兩本《云南志》早已無傳本。解放后，趙萬里編《云南志》輯本，多從《永樂大典》中抄出，則為洪武《云南志》。

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十卷，陳文等修纂。書成于景泰五年(1454)左右。前六卷為《地理志》，后四卷為《藝文志》。地理分府州，立建置沿革及事要二項。事要又分郡名、至到、風俗、形勢、公廨、學校、井泉、堂亭、樓臺、寺觀祠廟、古跡、墓葬、橋梁、館驛、名宦、人物、科甲、題詠等二十一門。事要所載文字簡略，大都錄自前人志書，并非當時采訪。此書雖簡略，卻是現存志書比較完備的，頗具參考價值。

弘治《云南總志》，卷數不詳。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詳于詩文而略于事實，為補其不足，并續記后來的事跡和人物，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巡撫陳金以為省志“關制度，寓勸懲，不可不修”，倡議再修云南省志，委派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彭綱主其事。此書為補景泰《云南圖經志書》略于事要而作，故體例、內容多涉及當時云南制度沿革、事跡人物、學校科舉等全面情況，“展卷一閱，則一方之事，古今之跡，燦然存目”(彭綱《云南總志序》)。此書成書后未行鋟版，僅有抄本流傳。

正德《云南志》四十四卷，周季鳳編纂。周季鳳，字公議，江西寧州人士。該書是在《弘治云南總志》的基礎上，重加編次，略有增損。書成后，刻于正德以后。

(2) 李元陽對云南史學的貢獻

李元陽(1497—1580)，字仁甫，別號中溪，大理人，嘉靖時進士，博學多才，著有《心性圖說》《李中溪全集》，編方志有《大理府志》和《萬歷云南通志》。他的萬歷《云南通志》在明代省志中屬于較好的一部，無論是在體例上還是史學思想觀點上都有創新。

第一，萬歷《云南通志》不僅取材精審，考究翔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突破。萬歷《云南通志》十七卷，分為地理、建置、賦役、兵食、學校、科目、官師、人物、祠祀、寺觀、藝文、羈縻、雜志，共十二類。在類例上雖然較之景泰《云南圖經志書》二十一門、彭綱的《云南總志》二十九門都大大減少，但是卻新辟兵食志一門，所創兵食類專用于記載明代衛所、軍實、屯征等，把明代云南的衛所屯田制度和經濟狀況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專門記載，真實反映明代云南社會經濟情況，為今天研究云南經濟史，尤其是明代云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第二，在史學觀上，李元陽在萬歷《云南通志》中表現出了強烈的“天下一統”整體觀。他纂修《云南通志》，雖然是寫一方之史，志一地之事，但其基本的指導思想則是國家統一的整體觀念，始終把云南作為中國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記載。他在《云南通志》序言中說：“云南在漢，文獻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開宗明義地強調了云南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漢代在云南設立郡縣以來，不僅政治上確立了中原王朝對云南的統治，而且中原文化已深入云南;不僅云南版圖與漢王朝融為一體，而且漢代在云南“授經教學”，使云南的思想文化也成為漢文化的一部分。從而認為“今之云南，即漢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李元陽《云南通志序》)。對于南詔脫離唐朝建立獨立政權的史事，他如實記載，但也指出：“不觀土壤分裂之亂，何以知大一統之治。”(萬歷《云南通志》卷十六《羈縻》)正視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不再蹈前代“邊吏無良，群夷忿怨”，以至形成“割據之禍”的覆轍(萬歷《云南通志序》)。故其特別重視邊疆問題，處理好民族關系。

第三，萬歷《云南通志》中，作者以“華夷無間”、“華夷一家”進步的民族觀來客觀記載云南多民族的歷史事實。以尊重和平等的態度，記云南當地民族：“其俗雖陋，如道不拾遺，外戶不閉，歸敬其夫，妻妾不相妒，尊其長上，雖暗室聞傳必跪，織者下機，業者停手，蓋有古封建之遺風焉。”(萬歷《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對少數民族樸實無華的民風大加贊賞;對漢武帝在云南設置郡縣，實行“漢夷無間”的政策多加褒揚;對明王朝“施三皇五帝之教化”，“華夷不辯”，“親如一家”的措施，取得的“不三四年，云南衣冠文物濟濟乎與中士相埒”(同上)的成就詳加記載，充分肯定。

第四，對云南這樣多民族的邊疆省份，李元陽認為處理好民族關系，穩定邊疆，鞏固統一至關重要。其良策就是實行“愛民撫夷”的羈縻之制。他認為“羈縻之制”的要義是“順夷情，酌時宜”，“以土官治土民”，“酋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并逐漸推行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最終達到云南與內地“道德同則文軌一”。以達到“酋長安其位，夷民保其生”，使得政治安定，邊疆鞏固，思想一致，文化一體，國家一統。對自漢代以來中央王朝在云南實行羈縻制度的功績，給予了客觀的記載和肯定。

(3) 謝肇淛《滇略》與劉文征《滇志》

《滇略》十卷，謝肇淛編纂。謝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歷年間任云南參政。《滇略》類列以略為名，分為十略：即《版略》記疆土，《勝略》記山川，《產略》記物產，《俗略》記民風，《績略》記名宦，《獻略》記鄉賢名士。《事略》記故實事跡，《文略》記藝文，《夷略》記各民族情況，《雜略》記瑣聞軼事。《四庫全書提要》稱之“是書引據有征，敘述有法，較諸家地志，體例特為雅潔。”《滇略》成書后于天啟年間刻于大理。

天啟《滇志》三十三卷，劉文征撰。是書無序無跋，不詳其編撰經過。從其《凡例》可知，劉文征編撰此書是據李元陽、包見捷二本郡邑志另加上自己的見解編成，分為十四類。此書為明代最后修纂的一部云南省志。其體例大都沿舊志，又補萬歷初年以后五十年間事;類列上還新編了佚文舊志所未設的類目，如旅途、土司官氏等，頗得其要。就纂錄的資料而言，天啟《滇志》可說是明代云南志書中最完備的一部。

(4) 《木氏宦譜》《泐史》《安氏世紀》《西南彝志》

這幾部書是明代少數民族歷史文獻，代表了明代云南少數民族史學發展的成就。

《木氏宦譜》，不分卷，明人木公修。此書全名為《玉龍山靈腳陽伯那木氏賢子孫大族宦譜》，即麗江土官木氏家乘，其中保存自元代至清初云南西部大片地區的史跡。元明以來，云南土官、土司之家，多數都有譜牒紀錄家世，但最詳細的就是這本《木氏宦譜》。此書首錄《東巴經》，是納西語，記載天地萬物始生始化開始，接下去記述其始祖葉古年的事跡及以下各代，歷秦漢唐宋，所記史事較為簡略;從至元初木氏成為滇西著名的土司后的各代，記載十分詳細，有年月、職名、官誥等，與史書大都相符，卻比史書更真實，更細致，直至清代雍正元年改土歸流后，《木氏宦譜》就此結束。《木氏宦譜》是滇西北重要的地方史料和納西文化的重要典籍。

《泐史》三卷，原名《勐泐古事》或《西雙版納古事》，是西雙版納地區的一部古代史書，原本為傣文，被當地人尊為國史，僅宣慰司署存有一部善本，此外各猛土司及重要人物家也有收藏，但多保密，不肯輕易示人。后李拂一從勐海土把總刀宗漢處得到中、下兩卷，于孟艮又得上卷，參考別本，于1945年由李拂一譯成漢文。所記述的年代是自傣歷五四二年庚子(宋淳熙七年，1180年)至傣歷一二二六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共為六百八十四年。據方國瑜先生考查，傣族文字的創始年代約在明初，因而是書的創作年代當是在傣族文字創始之后的明代和清初寫成。書中的內容涉及了傣族社會生活和土地占有形態的各個方面，是研究傣族社會歷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安氏世紀》原題《帝王世紀》，一名《人類歷史》，為《爨文叢刊》之一種，貴州大定東瓜林鄉羅文筆由老彝文中譯出。《安氏世紀》是水西彝族安氏宗譜，從始祖希母遮直至譯者之時，共計一百二十代人。涉及了滇、黔、川的彝族的歷史情況，集中反映了貴州水西安氏的世系。此書詳載世系和若干地名，于史事則甚略。是一部彝族語言史料的代表作。

《西南夷志》為貴州畢節專署彝文翻譯組羅國義等于建國后從彝文書轉譯。據譯文本的敘略稱：這部書的成書年代不詳，只從書中記載的一些事作推測，可能是清朝改土歸流之前。這部書是熱臥土目的一位幕施，搜集了很多不成文的短篇書籍，加工整理，成為這部彝文的書。本書內容有上古混沌時的萬物出現及其發展;人類的起源與發展;土族各部落與其他族的分布;各部落的譜系與風俗習慣等。全書有三十七萬余字，四百多個標題，是一部記載彝族歷史較為全面的彝文史書。

綜上所述，明代云南史學發展具有如下特點：第一，明代云南史學較之前代發展加快，進入了與中國內地同步發展的新階段。這與明代云南文化發展步伐加快是符合的。特別反映在明代云南地方志的編纂，不僅連修九次省志，而且各府州縣志也開始了大規模的修纂。因為明代云南實行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封建王朝的統治權力在絕大部分地區深入基層，封建的教育制度隨之推行。地方上知識分子逐漸增多，內地漢族知識分子移民或到云南為官等，云南各地遍布文人學士，為地方志的普及和編纂創造了條件。第二，云南史學傳統的同根整體意識、大一統觀念和民族平等思想得到了發揚光大。這些較先進的史學觀成為以李元陽為代表的云南史學家在編纂云南地方志中的主導思想。同時明代漢族移民大量進入云南，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朝夕相處，世代和睦，共同發展，這些都成為影響云南史學思想的重要方面。第三，民族史學也有長足進步。明代云南出現了以宗譜形式為主，用民族語言寫成的紀錄少數民族發展歷史的史書，這些史書雖記載不同民族的發展進程，但也較多地反映中央王朝對各民族發展的影響，體現了云南史學上多元一體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