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三大民系人文風貌·廣府民系文化

(1) 廣府民系的形成過程

廣府民系是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漢族居民體系。廣府民系的方言粵語，即廣州話或廣東話，是嶺南的古老語言，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統一嶺南時期。當時，大批中原人或是進軍嶺南的官兵，或因獲“罪”而被發配流放、或因避秦苛政而逃亡嶺南，或因經商而定居，多聚居于以番禺(今廣州)為郡治的南海郡。這首批數以十萬計的中原人因此而與土著的南越民族共同生活、交往、通婚，在語言上很自然地產生互相同化的現象。據一些語言學者的研究，古南越族語言屬今壯侗語系。當時的中原移民是客體居民，在語言同化過程中，按著入鄉隨俗的慣性。多以學習越語為主(正如現在北方大批新移民進入廣東，很自然地都主動學習粵語一樣);南越族人為了與文化先進的中原人交流，也多能主動吸收中原古漢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壯侗語系的越語為主體，融匯了中原古漢語成分的粵語方言。據清道光年間阮元編的《廣東通志》載，西漢惠帝(公元前194—188年)時，入仕朝廷的番禺人張買，“能為越謳，時切諫諷”。“越謳”，便是用越語唱的民間歌曲，可見當時便已有了嶺南的一種方言越(粵)語。東漢人揚雄編著的《方言》，收入了至今廣州話仍然在用的“睇”(看)字，并注釋說：“眄，楚南之外曰睇。”這些歷史的零碎資料，雖難以確定粵語起于何時，但在2000多年前粵語已基本定型，當是沒有疑問的。

番禺是古嶺南最早出現的集市，也是廣府民系最早的發祥地和中心點。從公元前約887年(周夷王八年)，楚國君熊渠在這里建筑一座小城，名之為“楚庭”起，至今已經歷了2880多年的歷史。秦統一嶺南后，設番禺縣，是南海郡治所在地。從此番禺便成為嶺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趙佗建立南越王國，番禺為王城。中原歷次大移民多向番禺匯集。自漢以后，番禺一直是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諸多因素使番禺話成為粵語的標準語言。公元264年(三國時吳景帝永安七年)，嶺南被分設交、廣兩個州。廣州州治設于番禺，從此，番禺改稱廣州。在歷代封建王朝統治時期，廣州一直是嶺南地區或廣東的首府，因而又往往俗稱為廣府。廣府民系即因此而得名。但廣府民系是形成于前，命名則是近現代的事。參照有關史料提供的零碎資料，我們認為廣府民系大致在兩晉南朝時期便已基本形成。

廣府民系是嶺南三大民系中分布地區最廣、人口最多、最具嶺南文化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民系。

粵語即粵方言(又名廣東話、廣府話、廣州話、白話)是廣府民系的主要方言標志，以廣州話為代表，通行于廣東、廣西的廣大地區。使用人口約四千萬。純粹講粵語的縣市，僅在廣東便有47個，占全省面積三分一以上;部分地區講粵語的縣市有16個。廣西壯族自治區靠近廣東一帶還有23個縣市講粵語的地區。在廣大粵語方言地區，地形復雜，既有珠江三角洲平原水網地帶，又有高低起伏的丘陵臺地;既有沿海大小城鎮島嶼，又有山區僻壤：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素質參差不齊。但在總體上，廣府民系卻是嶺南三大民系中經濟最發達、社會最富庶、歷史最悠久、文化成果最豐碩的一個民系，因此廣府話在嶺南具有優越的權威性。其余兩個民系的人民，為了與廣府地區進行商貿、文化等交流，便都盡力學講粵語，使粵語長期以來，幾乎成了嶺南地區的“普通話”，因此，能講粵語的人數可能達到五千萬之多。

(2) 最具廣府民系文化特色的珠江三角洲

在遠古時代，珠江三角洲是一個島嶼眾多的古海灣。西、北、東三面為右兜山、羅浮山，鼎湖山等斷續的山地丘陵和偶爾突出的山峰所環繞。由于生態環境優越、森林茂密、植被深厚，西、北、東三江的含泥沙量少，因此在唐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中，珠江三角洲平原成型極其緩慢。位于現在南海市的著名的嶺南名勝西樵山，仍然是大海中的島嶼。唐至五代三百多年間，人口聚增，內地開發面積迅速擴大，珠江三角洲眾多小島居民日眾，西、北、東三江傾瀉于出海口的沙泥量驟增，沿海灘涂面積日積月累，漸成未被開發的肥沃沖積平原。兩宋以后，珠江三角洲已成為各地移民理想的未被開墾的處女地。掌握了先進農耕技術而又勤勞的中原、江南移民，紛紛聚匯于這塊肥美的荒蕪之地，開墾出塊塊良田。外來移民還修筑海堤，以防潮水;同時開挖疏通了大小河溪，引入淡水，沖洗灘涂鹽堿，將更多不宜于水稻及經濟作物生長的鹽堿沼澤，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使耕地日增，產量益豐。一個嶺南大型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基地，在兩宋時便已初具規模。據清康熙年間修撰的《廣東通志》及《珠璣蒼民族南遷記》等著述提供的有關資料，兩宋時，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已有顯著成果。番禺東南部(今番禺市)遷戶云集。其中沙灣李氏，落藉僅兩代，便成為“居族最鉅，燈火萬余家”的大型村莊。北宋時還是下等縣的新會，到南宋時，便成了“海有膏田沃壤，倉廩舟楫多取給”的富縣。到了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水網縱橫，良田遍布，成為嶺南最著名的魚米之鄉，首富之地。

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地貌，南起珠江出海口至獅子洋，北達粵中邊緣的英德縣，東邊與惠陽接壤，西至三水，包括現今的珠海、中山、新會、江門、佛山、順德、南海、番禺、東莞、深圳等著名城市在內，總面積約為一萬二千平方公里的水網平原。其中的核心地帶新會、中山、順德、南海、番禺、東莞，自兩宋以來，已顯示出了農業、手工業發展的無限優勢和潛力。從總體上說，珠江三角洲地處亞熱帶邊緣，嚴冬無雪，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加上河流眾多，水利、航運條件優越，擁有無數大小島嶼，沿海良港處處，不僅有著天然的漁鹽之利，而且是對外貿易的最大集散地，可稱得上是嶺南地區的一個巨大的聚寶盆。

珠江三角洲自宋元的有效開發，至明代中葉，終于創造了富于商品性的自成體系的農業、手工業。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當時南海、順德、番禺三縣的“桑基魚塘”。初到珠江三角洲的移民，不少是江南沿海地區的農民，他們積累了豐富的沿海地區農業生產的經驗。面對廣漠無際的珠江水系沖積沙坦和鹽堿濃重的灘涂沼澤，農民們創造了筑堤防海潮鹽堿的圍海造田的對策;同時引大河淡水，修建大量水塘和以四通八達的小型運河為主體的水利工程，以淡水沖洗鹽堿地，灌溉農田;這樣汛期可以防澇、遇旱可以有充足水源供農作物之需，有較強的抗御水旱自然災害的能力，從而基本上做到旱澇保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多種經營、多種層次的農業生產體系：水塘養魚，成了魚獲豐富的魚塘;塘基(堤圍)上種桑、育蔗、植果木;而有桑，便可發展養蠶業;蠶糞、蠶蛹又可作魚飼料。農業的發展為手工業生產創造了條件。蠶繭為繅絲業的興旺發達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為富余的女性勞動力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就業機會;塘基上種甘蔗，用塘坭作肥料，甘蔗長得粗壯茂盛，含糖量高，從而使制糖業得以興旺;榨糖后的蔗渣，不僅為缺柴少草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區農民提供了生活燃料，燒完的灰燼還是理想的天然莊稼肥料;大量的蔗渣還可作為造紙的原料;另外，塘基上種植各種嶺南佳果，正好為國內外商貿發達的廣州大港提供了充足的水果貨源。這一切，就是統稱為“桑基魚塘”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果基魚塘”的珠江三角洲塘、基互養的農業良性效應體系。

多層次的農業經濟體系，不僅限于農業生產的良性效應，更重要的是它的突破自然經濟的雙刃劍效應：一是使依附于農民家庭的手工業得以脫離小農經濟的羈絆，發展成獨立的城鎮手工業，從而孕育了城鎮形態的不斷成熟和數量的不斷增加。如明代初期便已頗有名氣的佛山、江門、石龍等城鎮，便是因手工業的興旺而從農村集市發展而形成的。二是農產品已不再僅僅是自給自足的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由于產品的收獲已大大超越了自給自足這種有限的需要，自然而然即轉化為商品。廣州這一世界貿易大港，又為農業商品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市場。珠江三角洲的農業產品，或如糧食作物、食用經濟作物等，直接轉化為商品;或如養蠶、糖蔗、蒲葵等，通過手工業的環節，間接轉化為商品。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傳統的小農價值觀念也因此發生了奇妙的變化，滲入了不少商品市場價值觀念。因此，到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農業已具有明顯的商品化傾向，開始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模式，朝向農業生產商品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嶺南小農自然經濟結構中最活躍、最具商品性和反傳統精神的地區，也是廣府民系人文精神最富開拓性和開放性、反傳統性、創造性的精華所在。

(3) 嶺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廣州

廣州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個自秦漢以來便享有盛譽的世界性貿易大港和經濟中心。廣州日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和我國的對外貿易大港，代表著嶺南文化的成形、發展、成熟和基本走向;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回溯廣州的歷史，可更充分地了解廣府民系和整個嶺南文化的風貌與特征。

廣州別名五羊城、仙城、簡稱羊城、穗城，這都是源于一個美麗的神話。據說，遠在公元前10世紀，廣州只是珠江漏斗灣內的一個小漁村，人們仍然過著捕撈漁獵的原始生活。一天有五位穿著不同彩色衣服的仙人，各騎著五色羊從天而降。五只羊口中都銜著一莖六穗的稻棵。五位仙人將稻棵賜給當地人，并祝福說：愿這里的人民永無饑荒的災難。之后，仙人騰空而去，留下的五只羊化為石羊。這一美麗的傳說，反映了古代廣州地區人民從漁獵撈捕轉向農耕的生產生活過程。約公元前887年(西周夷王八年)，楚國國君熊渠曾一度經略嶺南，在這里筑了一座簡陋的小城，命名為“楚庭”。因此，廣州又有了“楚庭”的古名。約公元前四世紀中葉，于越(春秋時期越國的主要居民)人公師隅在楚滅越后，逃亡到廣州任廣州地區一南越小國的相，筑了一座比楚庭規模較大的南武城。公元前214年，秦任囂任南海郡尉，在當地番山與禺山之間(即今廣州市中山四路及倉邊路至越秀山腳)筑城，以番、禺二山之名而合稱番禺。公元前204年，趙佗建南越王國，將番禺城擴大，城周十里，頗具規模。《漢書·地理志》便說：番禺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集而成市。中原商賈有到番禺經商的，往往由此而富。番禺，是一座有名的都會。從最初的小城楚庭為起點，廣州的歷史，至今已有近兩千八百年。

三國吳孫權于公元210年派步騭為交州刺史。步騭大力經略番禺，將交州州治從廣信(今廣東省封開江口，當時屬今廣西梧州市)遷至番禺。公元226年(吳孫權黃初五年)將交州一分為二，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為廣州轄治，州治在番禺，從此，番禺又稱廣州，沿用至今亦已有一千七百多年。

兩漢至六朝，廣州的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已頗為活躍。廣州的對外貿易交往，已從東南亞擴展至印度、斯里蘭卡和阿拉伯半島。唐代時廣州更進一步成為全國主要進出口口岸和世界著名的貿易港口城市。今黃埔至廟頭一帶是海外商船停泊的天然外港;城內珠江白鵝潭，則是中外商船停泊交易的深水內港，繁華熱鬧，稱一時之盛。

唐王朝在廣州設置了外貿管理官員市舶使又稱監舶使或押蕃舶使。這是我國最早的外貿官員。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在廣州。從廣州出海，經北部灣，印度支那半島，印度洋，至非洲東海岸，航期約三個月。對外貿易的繁盛，使到廣州經商的外國人日益增多，總人數超過十萬，大多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唐代末年更增加至數十萬之多。據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專家考證，唐代廣州港最繁盛時，有八十萬人進出和參與貿易活動，有不少人還定居于廣州，稱為住唐蕃人。廣州的政府官員還劃出城西(今光塔路)一帶，以河為界，專給住唐蕃人居住，稱為“番坊”。蕃坊商人及居民，全是外國人，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由外國人推舉出領袖人選，再由唐朝政府正式委任為“番長”或“番酋”，專責處理住唐蕃人的一般事務和治安。住唐蕃人還可以與當地唐人通婚，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不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便在“番坊”與唐人結婚生子;有少數參加科舉考試而有幸榜上有名的，更成了唐王朝的官員。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廣州與當地居民友好相處，互相融合，后來很多人逐漸成為廣州漢人。現今廣州光塔路一帶的居民中，還有阿拉伯人的后裔。這對廣州及廣府民系的多元文化構成，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兩宋時期的廣州城經多次大規模擴建，城的規模和面積超過唐代四倍，市容也相當宏偉。北宋神宗時嶺南經略使程師孟在一首詩中作了具體真實的描繪：“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其中以西城商業區最為繁華興旺，原唐代的“蕃坊”，已發展為蕃漢雜處、居有數萬戶人家的鬧市，不少富商巨賈在這里建起豪華大宅，極盡奢華富麗。如一來自占城(在今越南中部)的蒲姓貴族，其住宅高達33米，雕梁畫棟，金碧輝煌，稱一時之冠。

唐代海外商船每年到達廣州的，已達四千多艘，至兩宋時期更盛。由于造船和航海技術(所發明的指南針已普遍用于遠洋航海)都有較大進步，使出口遠洋貿易更為突出。當時廣州已能造出可載千人，積糧數年的“木蘭舟”，舟上配備有當時最先進的導航儀器指南針(羅盤)，往來于南洋群島，阿拉伯，遠至東非海岸，已不再是那么困難了。因此“轉易貨物，遠賈輻湊，故號最盛”(宋代朱彧《萍洲可談》)。不少外國商人更以廣州為中轉港，貨船到廣州后，或經海路北上中原，或經珠江、北江、過大庾嶺，經江西南昌進入長江、古運河，直達江南商業重鎮揚州。廣州作為全國對外經貿文化交流的南大門和窗口的地位，由此而更為突出和重要。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廣州城進行了最后一次大規模擴建，使城址東起今越秀路，西到今人民路，南達當時瀕臨珠江的今萬福路、太康路、一德路一線，北跨越秀山。建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今仍屹立于越秀山上的鎮海樓，成了廣州城內最高的巍峨景觀。至此，廣州城的規模最后定型。清代二百多年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廣州城的面積和規模始終保持原狀，只是繁華市區逐漸移至十三行(今人民南路東堤)及西關(城西南)一帶，當時的一首“竹枝詞”，頗生動地唱出當時盛況：“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兩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明代的閉關鎖國和清初的“清海”措施，使沿海多處在唐宋以來外貿活躍的口岸均遭關閉，后雖有重新開放的，也因此而一蹶不振，唯有廣州始終被保留為封建王朝對外貿易的口岸。因此，在鴉片戰爭前，廣州便成為全國唯一的外貿大港，獨得海外尤其是日漸興起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風氣之先，因此，廣州也一直是明清時期最早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城市。鴉片戰爭以后，廣州作為全國第一大港和商業城市的地位，雖為上海所取代，但是作為外貿港口和商業城市的地位并沒有改變;由于中國社會迅速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因而使廣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帶有早期殖民地文化的鮮明印痕。廣州已不再僅僅是珠江三角洲小農經濟生產者交換剩余產品的大“市集”，也不僅僅是有較多服務性質、以消費為主的商業貿易口岸。廣州作為各國殖民主義者運用各種手段入侵中國首當其沖的南海之濱名城，也進而向現代商業中心轉化，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華南商業中外交換的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國最早的民族工商業的發源地。當時一份外國人辦的《中國叢報》曾報導說：“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聚會于廣州。中國各地物產都運來此地，各國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著很賺錢的買賣。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緬甸、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印度群島、印度各口岸、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的商貨，也都薈萃到此城。”

19世紀后期，從清末至抗日戰爭前夕，廣州的商貿經濟地位在世界上仍極為顯要。帶有殖民地色彩的資本主義經濟，如倉儲業、批發業、各種買辦經營的經紀商行、洋行、貨棧、數量不斷增加，以外國銀行業為主、兼有民族資本的銀行及金融機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迅速崛起，取代了傳統的錢莊匯局。事實上，最早的一所銀行英國麗如銀行上海分行廣州支行。在1847年便已是廣州第一間的外資銀行。而中國人辦的廣州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卻遲至1937年才開設。這種現象固然反映了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命脈的金融業，通過各國殖民主義者代理人設立的外資銀行，牢固地掌握在外國殖民者手中的事實，同時也從中透露廣州民族資產階級全力抗爭，以期脫穎而出的曙光。

廣州又是一座具有鮮明反帝反封建斗爭傾向的革命名城。反帝序幕戰鴉片戰爭，廣州是主腦和指揮中心;圍繞著反抗英、法殖民主義軍隊進城的斗爭中，廣州人民表現出無比的堅強和勇毅;震撼中外的三元里抗英人民戰爭，使武裝到牙齒的英國殖民軍聞風喪膽;廣州曾在一代偉人孫中山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中作出重要的貢獻;在北伐戰爭中，廣州是革命的大本營;大革命失敗后的廣州起義。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寫下了名垂千古的光輝篇章。

廣州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從沉睡中猛醒，成了出色的弄潮兒，令世人刮目相看，在整個過程中，始終成為廣東經濟騰飛的生氣勃勃的龍頭。

從古到今，廣州綜合融匯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海洋的諸多因素，集中表現了多元的、開放的、重商的、務實的、勇于開拓創新的廣府民系文化的中心和主導地位。推而廣之，整個嶺南文化的特征和成果，就在于以廣州為主軸，以珠江三角洲為輻輳的文化巨輪，在整個嶺南大地，由南而北，由中而及東西兩翼不停頓地滾動的結果。廣州，作為嶺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當之無愧。

(4) 廣府民系的文化優勢與局限

現代商品價值觀，造就了廣府民系人民的文化心態和性格，并以顯著的特點而區別于其他民系。

廣府民系是三大民系中最具開放性的。人們富于冒險開拓和創新精神，易于接受外來的新事物，往往把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融合，消化、吸收外來文化;對外有較強的同化力，對內又有一定的凝聚力。這既是傳統封建文化價值觀和精神力量的優勢使然，又是本土文化慣性力量和外來文化不斷影響的結果。

這種文化心態和性格特征，可謂無處不在，成為廣府人代代相傳的文化氣質和人文風貌，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是對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毫無顧忌的、大膽的任意接納、吸收、模仿、學習，進而創新。以飲食為例，廣州是最先開創中西美點、西餐廳、咖啡館的商業城市。在傳統美食已臻完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州人會以一種泰然、瀟灑的神態，去品嘗西菜、西點和咖啡、“荷蘭水”(汽水)等新奇的西方飲食，但卻始終只是當作一種偶然的消遣和自我身價的標榜，以證實自己的開通、時髦和適應能力。這些吃蛇的古南越族與漢族混合的后裔，始終沒有絲毫的西化跡象，始終恪守祖先遺訓，卻從不害怕在吃的方面尋求新奇的刺激和享受。在娛樂方面，西方的夜總會，歌廳舞榭，廣府人也都樂于嘗試和投入，但人們仍然對自己的粵劇和廣東音樂一往情深。在作為人生大事的婚禮儀式方面，廣府的新郎、新娘可以穿西式禮服，用花車接送新娘，以在豪華酒樓擺設婚宴為時髦與排場，但整個結婚過程，仍然一絲不茍地按傳統的規矩辦。至于在語言上的保守，廣府人堅持講粵語，不愿甚至不屑于學講普通話，卻樂于吸收某些外來語的詞語以充實自己的母語，并且能神奇地將之化為粵語的常用口語。在廣府，即使是目不識丁的老婦，也會把“球”說成“波”(ball)，把“襯衣”說成“恤(shirt)衫”，把“小費”說成“貼士”(tips)，把小型出租汽車說成“的士”(Taxi)，把“發酵粉”說成“泡打粉”(powder)。但絕大多數廣府人在說著這些經過改造的不倫不類的詞語的時候，并不以為自己是在說英語，而認為自己說的是地道的“廣州話”。

拼搏精神，使廣府人敢于作種種新的探索和嘗試。自古以來對海洋的大膽探索開拓了海外貿易和對外文化交往，對外進行貿易的拼搏精神和對待外來文化的大膽接納和嘗試，使廣府人增廣了見識，拓寬了視野，開闊了思路，培育了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從而創造了珠江三角洲的多元農業商品經濟，也賦予廣府人熱情開朗、曠達樂觀、精明能干、善于計算、頗具經濟頭腦的性格氣質。早在清朝中期，以廣府人為主干的“廣東幫商人”就已在全國商界享有重要地位。

廣府人由于最早受到海外，尤其是近代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強悍的民性和冒險、開拓的氣質，反抗性和斗爭性特別強烈。嶺南古南越族先民，本來就有敢于反抗斗爭的傳統，因而導致屠睢率領的南征大軍全軍覆滅。隨后，在南宋滅亡的最后日子里，在南明永歷政權的無望掙扎中，廣府人都表現了不畏強暴、不計成敗，誓死抗爭的英雄氣慨。到了近代，廣府人在林則徐的領導下，浴血奮戰，保衛家園，痛擊英帝國殖民軍的大無畏精神，至今仍激勵著中華民族的子孫。三元里抗英斗爭，鄉民們在清政府軟弱投降政策的高壓下，仍然不顧一切地自己組織起來，以鋤頭鐮刀和大刀長矛，大敗擁有先進槍炮的英國侵略軍。這正是廣府人最可寶貴的性格特征。

這種性格特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更可爆發出敢于反抗傳統，否定現存制度，勇于革新的革命烈火。在中國近代史上，廣府人精英繼出，首舉叛旗，義無反顧，從容赴義，為推翻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太平天國的領袖是廣東花縣人洪秀全;我國第一個胸懷大志，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的留學生，是1854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香山(今珠海市)人容閎。我國第一位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企業家、革新家，是今中山市人鄭觀應;他和稍后的今南海市人何啟、三水縣人何禮恒等，是最早一批提出反對封建帝制，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主張發展民辦工商業，反對科舉，提倡西學，強調造就人才，富國強兵的革新者。轟動世界的“公車上書”和實行資產階級維新改良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是今南海市人康有為，以及他的學生，今新會市人梁啟超等。領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執著頑強，最終推翻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一代偉人，是今中山市人孫中山。

當然，由于自身種種優越條件而造就的文化優勢，與傳統中各種文化落后因素和外來的文化糟粕共同產生的負面效應，廣府人又具有明顯的弱點和局限。

古越族尚鬼敬神的遺風，與現代商品意識相結合而形成的投機性和市儈性，使廣府人有著濃厚的宿命觀和迷信風氣，這一點比客家人、福佬人更為突出。廣府人敬神事鬼的歷史，延續甚久。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廣府人走到哪里，便把迷信風氣帶到哪里，而且表現得認真和虔誠。30年代，魯迅曾有一文論及廣東人的迷信，不妨摘錄如下：

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小，走過上海五方雜處的衖堂，只要看畢畢剝剝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門外的地上點著香燭的，十之九總是廣東人，……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

廣州人的迷信，是不足取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花邊文學·〈如此廣州〉讀后感》

魯迅說得實在太好了。廣府人凡事認真，即使是迷信也不例外，而且顯出排場宏偉的氣魄。在珠江三角洲，向有“順德祠堂南海廟”的俗諺。屈大均《廣東新語·宮語》也說到廣州大小祖宗都有祠堂，而且宏偉壯麗。千人之族，所建祠堂竟多達數十座;小姓單家，族人數不滿百者，也建有祠堂數座。每逢祭祀，祭品豐富、場面熱鬧，如逢盛典大節。自然，這一切迷信習俗，全都蘊含著極其明顯的功利主義的文化內涵，是廣府人重商、務實的文化性格扭曲變形的表現。

廣府人雖說有容納百川的廣闊胸懷，但由于歷史的、地理的原因以及受海洋文化的薰陶，又具有強烈的對外省甚至是本省不同民系人民的排斥性，以及狹隘、自大、自滿自足的優越感等復雜而不可取的心理。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廣府人與本地其他民系人民及與全國各地人民的正常交往、相互理解和合作。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廣東經濟迅速騰飛之際，竟受到了兄弟省市的種種誤解、指責、甚至抵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面所說的這種長期的隔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