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書法璽印繪畫雕塑·書法

文字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智慧的中國人在使用文字的過程中漸漸超越了文字記事的實用功能，創(chuàng)造出“無聲而有音樂之合諧，無色而有圖畫之爛燦”(沈尹默語)的書法藝術(shù)。書法凝結(jié)了幾千年中國文化的精神，堪稱東方藝術(shù)的結(jié)晶。陜西作為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千古帝都，無論在文字胚孕的史前刻符，還是其初級形態(tài)甲骨文、金文，文字統(tǒng)一后的小篆、隸書、楷書、草書的形成發(fā)展各個時期，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是中國書法藝術(shù)發(fā)生、發(fā)展的中心舞臺。西安碑林藏石兩千余方，碑石年代從漢迄今，囊括了唐以前各體各家的重要作品，堪稱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祖庭。

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仰韶、馬家窯、龍山、崧澤、良渚文化中都發(fā)現(xiàn)了原始刻符，其中陜西仰韶文化的原始刻符年代最早，也較為豐富多樣。在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合陽莘野、銅川李家溝等地仰韶遺址均有出土。一般刻在涂有黑色帶紋的陶缽口沿上，有燒前刻和燒后刻兩種。據(jù)統(tǒng)計，西安半坡發(fā)現(xiàn)刻有符號的陶片一百三十三件，陶符三十七種。臨潼姜寨發(fā)現(xiàn)一百二十九件，陶符三十八種。郭沫若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br>
這些刻符盡管簡單而又混沌，盡管借助摹仿而又離不開實用目的，但確實具有被當作視覺藝術(shù)來觀賞的審美性質(zhì)。其線條組合對稱平衡，簡捷有力，清新天真。

商周書法的成就集中體現(xiàn)在甲骨文和金文上。1977年春，在岐山鳳雛村西周宗廟基址西廂窖穴中發(fā)現(xiàn)甲骨一萬七千一百余片。其中有字卜甲二百九十余片，計五百八十一字。字數(shù)最多的每片三十至四十字，一般多為一個字到三個字。卜甲大部分為龜甲。也有牛骨。周原甲骨是繼1899年殷墟甲骨發(fā)現(xiàn)以來甲骨文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xiàn)。為研究西周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提供了珍貴資料。周原甲骨文王時最多，成王時次之，武王時最少。

與殷商甲骨相參照，陜西周原甲骨文在書法上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章法自由松散，顧盼穿插，別具自然天趣。而商甲字距密、行距疏、較嚴謹。第二，結(jié)字疏朗錯落、字形全長趨方。接近金文，很多字甚至和金文無異。商甲字形較長，結(jié)撰謹嚴，與同期金文距離較大。第三，筆劃上以曲線、圓筆為主。橫不平豎不直，多作弧線。以刀代筆注意“書寫”效果。殷甲以直線方筆為主，注重“契刻”味道。第四，周原甲骨文，字徑以長二點五至五毫米、寬一點八至四毫米為主，字徑長一至二點五毫米、寬一至二毫米也很多。有些小字甚至長寬僅一毫米，比小米粒還小，需用五倍以上放大鏡方可辨識，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微雕藝術(shù)珍品。

西周金文即青銅器上的銘文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特點與史學(xué)文學(xué)價值，上一章已經(jīng)說過。西周金文多鴻篇巨制，各王的標準器多為同期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金文大致可分為三期。(1)早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四代。此期金文承襲商代金文遺風，多見肥筆，雄強渾厚，凝重古拙。結(jié)構(gòu)無甚規(guī)律。字形大小長寬不盡一致，往往一字有數(shù)種寫法。(2)中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五代。穆王時肥筆已經(jīng)減少，趨向以線為主的寫法。恭王以后，筆法已盡脫商代遺風，漸成西周自身特色。以中鋒為主，無論起筆收筆，多用藏鋒。轉(zhuǎn)折圓轉(zhuǎn)，字距分明。顯現(xiàn)出平和規(guī)矩，雍容穩(wěn)妥，秀逸柔和，充滿活力的特點。(3)晚期：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四代。雖西周已趨沒落，但金文書法卻走向輝煌。字的結(jié)構(gòu)規(guī)律性更強，圖畫意味的字已不再出現(xiàn)。字形普遍豎長。中鋒圓渾，細而不弱。遒勁醇厚，蒼健古樸。

過去史學(xué)界多認為秦人文化造詣不深，近年考古發(fā)現(xiàn)已改變了這種偏見。就書法而言，秦人石鼓文、詔版、小篆的形成、隸書的出現(xiàn)，在中國書法史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石鼓文是刻在十個圓形鼓狀石碣上的記述秦國君漁獵等事的文字。因形得名“石鼓”，又因其內(nèi)容被稱為“獵碣”。唐代寶雞鳳翔出土，當時即受到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韓愈等書壇巨子學(xué)界領(lǐng)袖的推崇。后歷經(jīng)磨難，金人攻下汴梁將石鼓掠往燕京(北京)，現(xiàn)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向有“中華第一古物”之稱。拓本存世最早者當推北宋“先鋒”、“中權(quán)”、“后勁”三本。石鼓文共近五百字，分刻于十個圓形石鼓上。為四言韻文，有類《詩經(jīng)》。近人羅振玉、馬敘倫、馬衡、郭沫若、唐蘭等多有專門研究。各家之說雖不盡相同，但都趨向定為春秋晚期秦國之物。石鼓文結(jié)體近金文而奇奧多姿，用筆近小篆而古茂濃厚。故唐代張懷瓘《書斷》評之為“蒼頡之嗣，小篆之祖”。石鼓文高渾樸茂雄強超邁的書法在篆書系統(tǒng)中的地位是無出其右的。近代“詩、書、畫、印”四絕的大師安吉吳俊卿(昌碩)終生致力于石鼓文的臨習(xí)創(chuàng)造，這使他在書畫印三方面的造詣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可以說沒有石鼓文，就沒有藝壇大師吳昌碩。石鼓文之影響于此可見一斑。

秦詔版，是指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統(tǒng)一度量衡詔書的銅版。最早著錄見于顏之推的《顏氏家訓(xùn)》。解放以來，在秦咸陽遺址及山西山東都有出土。詔書系直接用刀鑿刻于銅版上，故瘦勁樸茂，轉(zhuǎn)折挺铦，天真錯落，于整飭之秦刻石外，別豎一幟。

戰(zhàn)國之時，七雄分立，文字寫法各不相同。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命李斯刪減大篆而創(chuàng)小篆。“書同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字統(tǒng)一，其文化意義、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李斯小篆在中國書法史上也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秦官方書法。篆法謹嚴，流暢典麗雅靜而有廟堂之氣。上承石鼓文之余緒，下開漢篆之先河，是中國古文字的總結(jié)。

秦人于戰(zhàn)國創(chuàng)立隸書，當時多書于竹簡木牘上?？上ш兾鳉夂蛩翗O不利于竹木器的保存，所以在今天陜西境內(nèi)尚無秦竹簡和木牘的發(fā)現(xiàn)。但甘肅天水放馬灘、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木牘竹簡彌補了我們的遺憾。秦簡古隸字形正方、長方、扁方各具其態(tài)，筆畫肥瘦、剛?cè)岵⒉粍澮?。字法隸中有篆。點畫起伏已開后世漢隸波折先聲。氣勢縱橫奔放，變化萬千。

漢朝是今文字成熟，隸書走向極盛的時代。西漢尚無立碑之風。茂陵霍去病墓石雕刻字頗為珍貴，主要有“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孟”、“左司空”兩石。其書率意樸拙，稚趣橫生。不造作，不浮華，正所謂大樸大雕是也。西漢關(guān)中多宮闕別館，其遺址留下大批瓦當，其中文字瓦當書法藝術(shù)價值極高。其字一至十二字不等，以四字為多。如：“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延壽長相思”、“千秋萬歲”、“延年益壽”、“漢并天下”、“上林”、“衛(wèi)”等等。多為小篆，偶有隸書、鳥蟲書等。其字隨形變化，不拘一格，遒勁古樸、華麗簡潔，素為金石家所重。另外，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的骨簽，書法有類漢銅鏡與其他銅器刻銘。曲勁真率，亦頗有可觀者。

至東漢立碑之風大盛，清代朱彝尊評碑云：“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正，一種流麗，一種奇古。”衡之三秦漢碑，無不有之。比如《華山碑》《曹全碑》《石門頌》等早已名滿天下?！度A山碑》，篆書題額《西岳華山廟碑》，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立。高一百五十四厘米，寬一百一十九厘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毀于關(guān)中大地震。其結(jié)體勻稱，氣度儒雅，點畫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為漢隸方整一路代表作。明郭宗昌《金石史》稱其“結(jié)體運意乃漢隸之壯偉者。”清朱彝尊稱漢隸分方正、流麗、奇古三路，“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薄恫苋?，全稱《漢鄰陽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5)立。明萬歷年出土于陜西合陽莘里村。1956年移存西安碑林。為漢隸典麗婉通一路的代表作。此碑石質(zhì)堅潤，刻工精良，為漢碑中保存最好者。其書平和簡靜，剛以柔出，筆畫圓潤而精氣內(nèi)含。行云流水，美女簪花，不足喻其媚麗流暢;飄逸風流，雅士衣錦，不足喻其品高嫻雅。分書之有《曹全》，猶宋詞之有柳三變(永)也。西安碑林除現(xiàn)藏《曹全碑》外，還有漢隸《蒼頡廟碑》《仙人唐公房碑》《武都太守殘碑》《卓異殘石》《熹平石經(jīng)殘石》等。

《石門頌》，全稱《漢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鑿于漢中褒斜道南端石門山崖。高二百六十一厘米，寬二百零五厘米。后以石門修水庫，移存漢中博物館。為漢隸姿肆雄放一路的代表。其結(jié)字放縱舒展，體勢瘦勁開張。意態(tài)飄逸自然。兼之鑿巖摩崖，更顯大氣磅礴，真氣彌漫。清張祖翼跋曰：“三百年來習(xí)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xué)《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xué)，力弱者不能學(xué)也。”漢隸之有《石門》，猶宋詞之有蘇東坡。漢中石門漢隸還有蘊藉沖淡的《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寬博蕭散的《楊淮表紀》等。另外刻于陜南略陽西北棧道中的《郙閣頌》體法茂密，亦早負盛名。

美學(xué)家宗白華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shù)精神的一個時代?！?《美學(xué)散步》)

三國之時，陜西主要碑石有《黃初殘石》和《曹真碑》。

《黃初殘石》，三國魏黃初五年(224)刻，清乾隆間出土于郃陽。在三國魏隸中最有特色。用筆方圓兼施，筆法嚴謹中見天真稚拙，清麗爛熳，如朗月清空。上承同地所出東漢《曹全碑》?！恫苷姹?，清道光間出土于西安南門外，現(xiàn)存北京故宮。其書上承東漢《夏承碑》，用筆謹嚴規(guī)矩，一字萬同，對后來北朝楷書規(guī)矩的形成不無作用。

西晉(317—420)《司馬芳殘碑》，1952年西安出土，現(xiàn)存西安碑林。為陜西首次發(fā)現(xiàn)的普碑。陽刻篆額“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淺浮雕蟠首顯示出由漢碑暈首向隋唐高浮雕蟠首的過渡特征。書法剛健姿肆，刀痕畢露，開北朝造像書風先河。其體在楷隸之間，是當時社會隸書向楷書嬗遞的反映。

十六國時期，碑石書法資料傳留甚少，陜西西安碑林藏《廣武將軍碑》《鄧太尉祠碑》彌足珍貴，為前秦僅有的兩塊碑石?！稄V武將軍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刊立，曾數(shù)度出土佚失。1918年復(fù)出，兩年后拓本為于右任先生得。于大喜，挑燈揮毫，作《廣武將軍復(fù)出歌》記之。并將其與北魏《姚伯多造像》、北周《慕容恩碑》并列“三絕”?！稄V武將軍碑》雖為隸書而有行書流便之意。寬博茂樸，奇態(tài)橫生，稚氣天真。碑學(xué)大師康有為跋(作于1924年)其為“北碑近新出土以此為古雅第一”。嘆為“關(guān)中楷隸之冠”。

北魏是南北朝時書藝水準最高的時代。清代帖學(xué)歷千年而衰，碑學(xué)大興，北碑(或稱魏碑)大受推崇，成為北朝書法的代名詞。陜西出土的北魏《暉福寺碑》《姚伯多造像》《石門銘》華陽弘農(nóng)楊氏諸志堪稱其時瑰寶。

《暉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原在澄城縣，現(xiàn)存西安碑林。通高二百九十四厘米，寬九十厘米。凡八百七十四字。書法拙厚茂密，鋒芒內(nèi)斂，與同期龍門二十品雄健角出頗不相類?？的虾Ｔu曰：“《宕昌公暉福寺碑》書法高簡，為豐厚茂密之宗，隸楷之極則。”北碑中以造像、墓志為大宗，罕見大碑，此亦是碑可珍之處。

《姚伯多造像記》，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刻，現(xiàn)存耀縣藥王山，為道教造像記。寫刻不拘成法，字形修短奇正相雜，筆畫方圓中偏互用。從心所欲，信手而成，稚拙而富天趣。為北碑奇珍。

走過尚韻的魏晉，中國書法進入隆法求規(guī)的第二個繁榮時期——隋唐時期。這一時期做為世界封建文明的頂峰而定王基于長安，故陜西成為中國書法這一重要時期的中心舞臺而獨領(lǐng)全國風騷。這里產(chǎn)生了初唐四家、顏柳旭素等中國書法史上最為耀目的書壇巨星?？梢赃@么說，隋唐時期陜西書法就是全國書法。

隋唐書法的步入輝煌是有其必然的歷史原因的。第一，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jīng)濟最高度統(tǒng)一與繁榮時期。范文瀾先生曾說：在唐代空前繁榮的社會背景下“承襲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作為唐文化重要內(nèi)容的書法亦是如此。第二，唐太宗與其他諸多唐代皇帝對書法的鐘情與心摹手追。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钡谌?，隋唐設(shè)書學(xué)博士，專立書學(xué)。書法成為新興的科舉取士的重要條件。唐后一千年幾成定制。陜西唐代豐碑巨碣存世很多，以西安碑林和昭陵最為集中。

隋唐書法大致可分三期。

第一期，隋至唐初時期。上承六朝遺法，尤以太宗酷好王右軍書，一時形成風氣。晉朝書法的韻致融入初唐的新型楷書中，形成謹嚴整飭、瘦峻清新的初唐楷書主流風格。其代表是活動于長安的初唐四家。虞世南胎息智永(隋，王羲之七世孫)，身兼帝(太宗)師，儒雅藏器、蕭散虛和，如“白鶴翔云，人仰丹頂”。歐陽詢清勁秀健，峭拔骨勝，“森森然如武庫矛戟”。近啟其子(小歐)歐陽通，“遠播夷狄”(太宗語)，為朝鮮日本所重。褚遂良祖述二王，疏瘦凝煉，華姿綽約，“若美人嬋娟，似不任平羅綺?！背蹰_唐楷門戶而稱“一代教化主”。其代表作分別如《九成宮醴泉銘》(麟游)、《孔子廟堂碑》(現(xiàn)存西安碑林)、《雁塔圣教序》(立于西安大雁塔)等。

第二期，盛中唐時期。盛唐之時，社會升平，玄宗李隆基書善八分，華腴豐麗，于漢隸外別張一軍，直接導(dǎo)致韓擇木、史惟則、李潮、蔡有鄰等唐隸四家崛起長安。李邕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以荒率為沉厚，以欹側(cè)為端凝”(王文治《快雨堂題跋》)。碑版光照四裔。張旭、懷素以顛狂醉態(tài)將草書推向狂逸宏博、奔放灑脫的音樂境界，“是對舊的社會規(guī)范和美學(xué)標準的沖決和突破”，是“無可仿效的天才抒發(fā)”(李澤厚《美的歷程》。顏真卿“納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與少陵之詩、昌黎之文，皆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為唐代之書。董其昌謂唐人書取法，要推魯公法乃大備?！?馬宗霍《書林藻鑒》)其代表作如李隆基《石臺孝經(jīng)》(現(xiàn)存西安碑林)，李邕《李思訓(xùn)碑》(現(xiàn)存蒲城橋陵)，張旭《斷千字文》《肚痛帖》，懷素《千字文》，顏真卿《多寶塔碑》《顏勤禮碑》《顏氏家雀碑》等等。

第三階段，晚唐時期。顏真卿后，柳公權(quán)再變楷法，遒媚勁健，勢如破竹。以“柳骨”繼“顏筋”而施譽書壇。代表作如《玄秘塔碑》《迥元觀鐘樓銘》(存碑林))等。

宋以后鼎革汴梁(今開封)，繼而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移至中國東部。 三秦書壇雖曾有趙孟覜等書碑立于周至樓觀，但自身不曾再產(chǎn)生能影響數(shù)代極有建樹的書法大師。三秦書壇漸漸失去了往日耀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