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十異彩紛呈的山西宗教文化·山西的佛教文化

中國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國宗教文化園地里，山西地區格外光輝奪目。佛教是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外來宗教，道教是中國本土上的民族宗教，無論佛教和道教，都不是起源于山西地區的宗教，但是，在中國封建時代，山西地區的佛教和道教文化異常繁榮興盛，是中國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這種現象，在一定意義上也和山西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了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杰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他生活于南北分裂、社會動蕩、佛教在北方廣為流傳的東晉十六國時代。當時，北方地區先后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趙國，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競相出家”(《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出現大量違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的混亂。這種狀況，對于自幼出家，一貫正直篤信、虔誠向佛的法顯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衛佛教的純潔性，以利于佛教的發展，他決心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護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規范佛教僧徒的行為準則。于是，已屆六十五歲高齡的法顯便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他們渡戈壁，越蔥嶺，游天竺，后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陸，最后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十五年，歷經三十多個國家，包括了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八十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后，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也叫《法顯傳》)不僅是一部具有重大意義的佛教經典，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游宏篇。總之，在中國佛教史上，法顯是“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對于傳播佛教經典作出了卓越建樹;后來，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法顯的《佛國記》則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慧遠也是東晉時著名高僧，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他的杰出歷史貢獻主要是有力地促進了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慧遠出家前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二十一歲那年，正值著名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即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說法后，十分敬佩，感嘆說：“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毅然與其弟削發出家于道安門下，深為道安賞識，二十四歲便開講佛經(《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四十八歲時，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八十三歲逝世(《出三藏記集·慧遠傳》)。

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著書立說，闡釋佛理，宣揚佛法，由此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說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認為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于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封建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系或者說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對此，慧遠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屬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在他看來，“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同上)即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其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了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于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一步。慧遠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群，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系的紐帶，既能勾通上層統治階層，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惡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勢力。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廬山三十余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并不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吏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士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于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多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于復雜的政治斗爭雙方，并贏得了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上層社會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并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念佛投生西方凈土，從而對中國佛教凈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凈土宗名僧尊奉慧遠為中國凈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北魏雁門(今代縣)人曇鸞，他是中國佛教凈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和奠基者。曇鸞“家近五臺山，聞其神跡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少年時代懷著對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為僧的。

曇鸞后來曾到建康(今南京市)同南朝梁武帝談論佛性，深受梁武帝贊許。隨之他又拜見著名道士陶弘景，陶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流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仙經》的長生不老之法?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 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脫生死輪回，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說：“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續高僧傳·曇鸞傳》)。以此說明長生不如解脫的道理，指引他信仰凈土。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后便全力傳布凈土信仰了。曇鸞在北魏故地大力弘揚凈土念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后，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十分崇敬曇鸞，尊稱他為“神曇”，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里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布凈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布法;后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凈土宗派，使凈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凈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并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凈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關系。它是由慧遠倡導、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的。凈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進而傳入日本，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凈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凈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凈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凈土宗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圣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梁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蕩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峰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于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植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正是這樣，山西也成為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臺山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玄中寺為中日凈土宗搖籃;云崗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說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