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荊楚吟·合肥之旅·合肥·二水相合“鐵廬州”

合肥，地處安徽省中部，商代名虎方，西周稱夷虎，屬古廬子國。秦時屬九江郡，漢代置合肥縣。東漢劉秀曾封功臣鑒譚為合肥侯。東漢末年，曹操派大將張遼、樂進等鎮守合肥，此后合肥一直是郡、府所在地，隋代改為廬州，與合肥縣同治。

“合肥”由來，《通鑒地理解釋》云：“淮水與肥水合，故曰合肥。”肥水源出良余山(即今合肥市西南的紫蓬山)，北流20里，分道兩條，一條向東南流入巢湖，一條向西北流入淮河，一源出二水，足見其水量很充足，故名肥河，合肥縣城位于肥水之濱。

合肥雄踞江淮之間，地勢險要，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讀史方輿紀要》稱其為“淮右襟喉，江南唇齒”。故中原得合肥，則能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三國時，魏王曹操把合肥作為南進的前哨陣地，四次從這里南下巢湖。東吳為問鼎中原，也數次攻打合肥，終無建樹，留下教弩臺、逍遙津等多處戰爭遺跡。南宋時，金兵攻合肥，被岳家軍副統帥牛皋擊敗。

合肥城周圍26里，高8.2丈，全部由巨型青磚砌成，城基寬達百尺以上。十里之外，便可望到城樓，為安徽境內第一大城，號稱“鐵廬州”。它肇始于漢代揚州刺史劉馥在水西門外所筑土城，梁天監五年(506年)因豫州刺史韋睿以堰淝水灌城而被毀。618年，唐太宗派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恭，在距漢城6里左右的淝水南岸，營建新城——金斗城，當時東西長不過二、三里，南北一、二里，其得名引自東漢王充《論衡》巢湖出黃金故事。南宋時，淮西帥郭振跨金斗河建“斗梁城”，奠定合肥城基礎。1352年，元統治者為抵御農民起義軍，征用一百七十多萬人力，耗資十萬貫，加固斗梁城。明弘治年間，挖西北護城河，向東修筑新城墻，其周長4706丈，寬4丈多、高2丈余，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將城全部改為磚墻。

合肥南北水路暢通，自古是皖中地區商品集散地。司馬遷《史記》載，這里是皮革、水產、木材“輸會”之地。那時，在金斗河兩岸，茶樓酒肆鱗次櫛比，貨船、畫舫穿行其間，十分繁華熱鬧。

合肥名勝古跡眾多，古有“廬陽八景”，現今，著名的逍遙津公園、明教寺、包公祠被稱為合肥三大名勝古跡，吸引著眾多的游人。

張遼威震逍遙津

逍遙津在合肥東北，占地38.7公頃，分東西兩園，古為淝水渡口。東園湖，有兩個湖心島，據說較大的島上有魏將張遼衣冠冢。三國時，曹操為鞏固江淮，特將設在歷陽(今和縣)的揚州郡治遷至合肥，派大將張遼、李典、樂進駐守。東吳孫權也在巢湖修濡須軍港，作為據點。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孫權趁曹操西征張魯之機，親率將士十萬渡江，先后攻下歷陽皖城，浩浩蕩蕩殺向合肥。當時，駐守合肥的魏將張遼只有七千人馬，形勢危在旦夕。張遼以攻為守，他挑選八百人組成敢死隊，突襲孫權大營，往來沖殺，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得吳軍膽顫心驚，血流成河。孫權倉皇避登高冢，以長戟自守，吳軍銳氣大挫。十余天后，吳兵無功而撤。在逍遙津一帶，又遭張遼伏擊。孫權大敗，單騎躍過斷橋，方才幸免于難。此橋后稱“飛騎橋”，為“三國遺址”之一。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張遼威震逍遙津”中，有詩記此事：“‘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心著鞭馳駿馬，逍遙津上玉龍飛。”張遼因戰功顯赫，擢升征東將軍，死后，曹操稱其：“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后人為紀念張遼，在逍遙津公園建起了他的衣冠冢。

明萬歷年間，逍遙津被做過福建布政使的竇子偁占有，建“竇方伯別墅”，并改稱“竇家池”。清初，一位姓王的翰林占據逍遙津，改稱“斗鴨池”。光緒十八年，屬地方士紳龔心釗，因他外號豆隱，逍遙津又形似豆葉，便諧音“斗鴨”，改為“豆葉池”。直至1949年，逍遙津仍為龔氏私產。

曹公教弩臺

逍遙津公園旁，屹立著一座譙樓式廟宇，飛檐流角，赭墻雕欄，這便是唐詩人吳資所詠：“曹公教弩臺，今為比丘寺”的教弩臺和明教寺。

教弩臺又名“曹操點將臺”，是三國時曹操南下攻打孫吳時點將練兵之處。臺高5米，面積3700平方米，據《江南通志》載：此臺“為曹操所筑，教強弩以御吳舟師”。東漢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來合肥巡視，意識到要南下攻取東吳和守住江淮地盤，非有強大水軍不可，而弓箭最能在水上遠戰中發揮威力。于是，率兵士堆土修筑教弩臺，戰時用于了望敵情，指揮作戰，平時用于教五百強弓手操練射箭。夏日合肥驕陽似火，弓弩手頂日練箭，汗流浹背。于是曹操令人在臺上廣植松樹，“歲月既久，柯化龍鱗”，成為松濤陣陣的蔭涼之地，后人因地建“聽松閣”。“教弩松蔭”也列入古廬州八景之一。清沈湘農賦詩曰：“高臺臨雉堞，魏武此憑欄;何處尋遺鏃，松蔭一徑塞。”

安徽合肥古教弩臺

三國以后，教弩臺淪為荒丘。南北朝時，臺上建成鐵佛寺。后來，篤信佛教的梁武帝餓死臺城，鐵佛寺隨之頹毀。唐大歷年間有人在臺上挖出一尊高達1.8丈的鐵佛，當地官吏趁機表奏朝廷，要求修建寺廟。唐代宗李豫下詔建寺，定名為“明教寺”。

該寺毀于清咸豐四年(1854)。光緒十一年，太平天國遺老通元和尚募緣修復。新寺竣工時，清末合肥三大狂士之一的王尚辰，撰聯盛贊通元和尚：“彌陀其出家之雄，寓一念慈悲，直從劍樹刀林幻來花雨。初地在上方尤勝，溯三分割據，歷盡飆輪塵劫補種松蔭。”辛亥革命時，明教寺遭搶劫破壞，有位賽陀和尚云游至此，見明教寺“苔生塵泉，草沒僧寮”，發誓要修復廟宇，重塑金身。他“北走燕趙，西極秦隴”，募化達三年之久。民國十二年(1923)，修復明教寺，自己也一病身亡。明教寺東南角有古井，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名“屋上井”。因井口高出街道平房屋脊，又名“高井”。井欄上鐫刻著隸書：“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侯勝造”，是公元268年的古物。俯身下望，井水清澈澄凈，令人迷感不解的是，該井井水水位比地面水位高出許多。水質甘冽，四季不竭。井圈內深痕累累，系多年汲水所致。

包青天色正芒寒

合肥舊城南門東有清溪名包河，其得名與包拯有關。包拯(999—1062)，字希仁，謚孝肅，北宋廬州人。仁宗時，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尹，官至樞密副使。他一生剛正不阿，為官清正，歷來被譽為清官，尊稱“包公”，俗稱“包青天”。其事跡，在《宋史》、《孝肅遺事》中均有較詳記載。后人通過雜劇、話本、小說等文學樣式，更把包公塑造成“廉潔奉公”、“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正直之神”。相傳，包拯為宋仁宗找到生母李太后，仁宗十分感激，欲將半個廬州賜予包拯。包拯堅辭不受，最后要了一段護城河——包河。

包河有魚、藕。包河鯽魚是黑脊蓋子，象征包拯鐵面;包河藕無絲，故合肥有“包河藕——無絲(私)”之說。

據清代李恩綬《香花墩志》記載：“包河之中香花墩，為包拯讀書處，亦稱包公墩。墩上有包公祠，祠東有包公井、流芳亭。”包公祠，初建于明弘治年間，后知府宋光明改建成包公書院。清嘉慶六年(1801)，合肥知縣左輔重修，始具規模。太平天國時，包公祠毀于戰火。光緒十年(1884)，李鴻章籌措白銀2800重建。傳說祠堂落成，李鴻章曾寫一匾額，但其兄李瀚章捷足先登，在中心位置橫梁掛上“色正芒寒”橫匾。李鴻章無奈，只得另寫一篇《重修包孝肅公祠記》，刻石立于祠后。

包公祠為四合院建筑，門頂上懸隸書對聯：“忠賢將相，道德人家”;東西兩側門，分別題額曰“頑廉”、“懦立”。進門為一天井，東西兩院陳列包氏族譜，以及從包公家族墓葬中出土之文物。祠堂橫梁懸有“節亮風清、色正芒寒”、“廬陽正氣”匾額。右壁嵌有石刻包公像。石質黑亮，表現出包拯臉黑心正的青天形象。此像乃晚清一安徽學使，請人以包拯畫像為范本，臨摹刻成。祠東有包公井，傳說只有為官清廉之人方敢飲此泉水，否則便要頭痛，故又名“廉泉”。井亭上有龍的浮雕，倒影井內，隨著井水蕩漾晃動，仿佛矯龍戲水，故又得“龍井”之名。包公祠西廂房有碑刻包公《家訓》道：“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清康熙進士宋衡《游香花墩謁包孝肅祠》云：“孝肅祠邊古樹森，小橋一曲倚城陰。清溪流出荷花水，猶是龍圖不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