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原始文化與秦文化的早期歷程·周人和秦人

商人的活動中心在河南東部和中部，河南的商文化影響了陜西商文化的發展。

關中商文化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商文化主要分布在涇河下游和西安以東地區，以華縣南沙村、藍田老牛坡、懷真坊、耀縣兆村等遺址為代表。分析表明商代建立伊始，其勢力已達關中東部。關中西部當時為氐羌所居，《詩經·商

頌·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說明當時關中羌人也與商王朝保持著聯系。第二個時期，在武丁以前。含商文化因素的遺址已向西推至關中西部的扶風、岐山縣內。涇水和漆水下游此時均有商遺址發現。結合同期殷商甲骨對周的記載，此時商周文化已在這一區域展開爭奪。第三個時期，大體相當太王遷岐及以后，此時關中商文化遺址發現甚少。僅在渭河南岸袁家崖等地略有孑遺，而文化面貌亦與殷墟不同，標示此時商文化在關中全面退卻，關中大部已為先周文化占據，史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當非虛言。

陜南城固出土的大批商代青銅器，說明商時陜南為蜀族活動的中心。到了西周時期，蜀族才從陜南轉移到四川成都。陜北綏德清澗等地出土的商代文物表明這一帶與晉西北系殷卜辭常見的鬼方文化遺存。

周人原是陜西關中西部黃土高原的弱小部落，屢受夏、商王朝的壓迫，終因自強不息而崛起。周的祖先棄擅長種植，帝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后世推之為中華農業的始祖。夏建立后，周族首領被任命為農官。傳至不窋，夏后氏昏亂，不事稼穡，周人失官而被迫逃竄于戎狄之間(《尚書·大誥》)。這是周人第一次大遷徙。周人在戎狄間生活艱辛，傳至公劉，第二次大遷徙至涇水中游的豳。他率領族人“復修后稷之業”，探水源，察地形，劃地界，“徹田為糧”，大力發展生產。修建宗廟。建立武裝。1980年，在這一帶的長武碾子坡發現先周房屋基址、窖穴、灰坑、陶窯等遺跡百余座，墓葬二百多座。為研究這一時期周人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以后周族發展為商朝西部的強大部落。從商王武丁卜辭常見的“周侯”字樣，可知此時周人大概已受封為西方侯國。卜辭中還有商王向周發布命令，周人受命從征，參加田獵，向商王進獻龜甲、子女的記載。在交往中周人接受商文化的先進影響，加速了自身發展。

周人經濟的發展，引來戎狄的凱覦。古公亶父審時度勢，說服族人進行第三次大遷徙，來到岐山下的周原。其他方國和部落“聞古公仁”，紛紛追隨而至。周原是商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古公亶父率族人第一件事就是“貶戎狄之俗”，接受先進文化，重新劃分土地，發展生產。“作五官有司”，建立國家機器，創造了輝煌的周原文化，也開始了滅商的準備。《詩經·大雅》贊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周原位于關中平原西部，東距西安一百公里的扶風岐山縣境。東西長約五公里，南北寬三公里，其內分布著大量的西周建筑、墓葬、制銅和制骨作坊等遺址。1976年以來，除了搞清了這個早周都城的地望范圍外，還發掘了兩處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宮殿(宗廟)建筑基址，試掘了扶風縣黃堆鄉云塘村西周制骨作坊遺址，發掘扶風法門鄉莊白村、岐山京當鄉賀家村西周墓葬一百多座，清理了莊白、云塘、鳳雛村等多處西周窯藏。中軸對稱的廊院式宗廟建筑遺址將這一中國傳統建筑形式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西周。建筑廣泛使用板瓦、筒瓦、瓦當。這是周人對古代建筑的杰出貢獻。包括二百八十四字的史墻盤(建國以來考古發現文字最多的商周銅器)在內的大批青銅器及銘文以及三百片有字西周甲骨，標志著周人足以自是的文明水準。

太王晚年有意傳位給太姜所生的幼子季歷，以便加強周姜兩族的聯系，對付戎狄和商朝。聰明的太伯和仲雍善解人意，為了避免內部紛爭，痛快地表示愿意讓位給弟弟。他們離開周原家鄉，斷發文身，到了遙遠的南方。第四次周人南遷雖然人數不一定很多，但路途遙遠，開周人經營南國之先河。

季歷繼位不負眾望，討平西北諸戎，向東逼近商王朝。季歷而后文王姬昌繼位，重視生產，發展經濟，體恤人民，“敬老慈少”。文王勤于政事，以致“日中不暇食”。禮賢下士，《尚書·無逸》贊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身懷文韜武略的姜尚、足智多謀的商大臣辛甲、太顛、散宜生等先后投奔文王。商王恐懼殊甚，囚文王于羌里七年，文王忍辱韜晦，出獄后，矢志不移，不斷擴充領地。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末年毅然遷都到灃(即今長安縣西北灃河以西)，周人第五次大遷徙將大本營推到翦商前沿。

文王遷豐后第二年去逝。其子武王繼承其遺志，為了東進滅商，又第六次遷都至鎬(即長安灃河以東斗門一帶)。牧野一戰而終于推翻商朝統治。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西安西南十二公里的長安縣灃河兩岸發現總面積逾十平方公里的西周灃鎬遺址(公元前11世紀至前771年)，發現墓葬及附葬東馬坑約四百座和一些小型居址、窖穴，并出土大量石器、銅器、陶器、骨角蚌器、原始青瓷及各種質料的藝術品。

武王病逝后，成王在周公輔佐下，平定三監武庚之亂。為加強統治，將同姓貴族異姓親戚功臣分封至全國。荀子說周初立國七十有一。分封是周文化向全國的一次大進軍，周人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制度帶到新遷地，極大促進了新遷地的發展。

縱觀周人的崛起可以看出，周人不戀舊土，無畏進取，不斷開拓有利的生存空間，腳踏實地地抓住每個發展機遇，不僅促進了自身的文明和發展，而且對整個古代文明和進步做出了貢獻。

秦人是居于陜西西部和甘肅東部一帶古老的嬴姓部落。傳說秦人始祖大業是顓頊帝孫女誤吞玄鳥(燕子)蛋而生。秦人是善于養馬與駕車的民族。大業的五世孫費昌曾在鳴條大戰中為商湯駕車，為打敗夏桀立下戰功。周穆王時，西垂嬴姓部落首領造父因善御得寵，為穆王駕車西巡，使他“樂而忘歸”。首領非子率眾在汧渭之間(今寶雞一帶)為周孝王養馬，因功封于秦(今甘肅清水縣)。至此，這支嬴氏部落才正式稱為“秦人”。西周晚期，西部戎狄不斷入寇渭河流域。周王室利用首領秦仲、莊公統帥秦人，終于打敗西戎。莊公因封“西垂大夫”。

秦莊公在位四十四年而傳位于襄公。襄公即位第二年遷汧(今隴縣)。近年在隴縣邊家莊發掘了包括五鼎四簋大夫墓在內的春秋秦墓。在墓地附近有一座春秋早期的故城遺址，考古學家推測此地即襄公徙汧都之處。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遭申侯、犬戎之亂。秦襄公率兵勤王，并護送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因此被平王正式封為諸侯，得到岐山和豐京之地。自此秦國出現。司馬遷稱贊“秦起襄公”，視襄公為秦國創始人。

此時秦國封地還為強大的犬戎所占據，襄公以下四代國君前后八十多年西討東征，終于在公元前687年統一關中，建立起以豐、岐為中心的千里秦國。至秦穆公，廣招天下賢才，用五張羊皮換回在楚為奴的百里奚，請出隱居宋國的蹇叔，重用擅于相馬的伯樂和九方皋，大力發展農業畜牧業，終于攻滅西戎十二國，成為威震天下的春秋五霸之一。

秦人從德公元年(前677)到獻公二年(前383)的二百九十多年間，一直定都雍城。十九位國君以雍都為中心的苦心經營為后來秦始皇一匡天下奠定了基礎。雍城經過三十年來的考古調查、鉆探、發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形制規模，城里的三大宮殿區及城郊宮殿等建筑遺址，城南包括秦景公墓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秦公陵園及小型墓葬區，為秦國早期歷史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戰國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率先強大。公元前408年，魏將吳起西渡黃河，大敗秦軍，筑郡西河(今陜西東部洛河以東，黃河以西地區)而酣睡秦人臥榻之旁。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勵精圖治，毅然離開先祖立業三百年的故都雍城，遷往可“東通三晉，北卻戎狄”的東部邊境櫟陽(今臨潼武屯鎮東北古城屯)，以示血恥河西的決心。考古勘探表明，秦櫟陽東西長一點八公里，南北寬二點二公里，有六門三街，未見豪華宮殿與享樂場所，可見一切是從戰時軍事需要出發的。在櫟陽，獻公“初行為市”，建立商市，發展經濟。后又“為戶籍相伍”，廢除人殉。厲兵秣馬、屢敗韓、魏大軍。后孝公繼位，更用商鞅變法。獎勵軍功，攻入河東，直取魏都安邑。現陳列于咸陽博物館，出土于咸陽塔爾坡的安邑下官鐘當為秦陷魏都的戰利品。公元329年，魏在三代秦王潮水般的攻勢之下，終于簽定城下之盟。河西之爭剛一結束，便又傳來秦橫掃六合的一陣緊似一陣的馬蹄聲。

櫟陽位于關中東部，地濕而易水患。一旦敵人突破黃河，便無險可守。故秦孝公十二年(前350)，遷都咸陽。咸陽位于關中腹地，南臨渭水，北依塬阪，物產豐富，易守易進，故直至二世秦亡(前207)，經七代國君長達一百四十三年的經營，雄踞關中，虎視天下，位列國之首。及秦王嬴政，“奮六世之余烈”，十年間，秦軍鐵蹄便踏平韓、趙、魏、楚、燕、齊。其后咸陽又躍為全國首都，“天下輻輳”，堪稱當時世界的東方明珠。五十年代以來，在這里發掘了各類遺址遺跡二百三十余處，其中包括秦一號宮殿遺址在內的六處經過試掘和重點發掘，揭露面積一萬五千余平方米，清理戰國秦墓一百二十八座，出土和采集文物五千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