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文化·中州的民族信仰與宗教·儒家文化的中心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學說自春秋時期產生，歷經秦漢到明清，一直是封建王朝治國安邦的統治思想和理論基礎。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的影響之大、之深、之廣都是空前的。

(1) 孔子祖籍在夏邑。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期魯國(今山東曲阜)人，但孔子的祖籍卻在今河南省夏邑縣。孔子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動就是周游列國，向各國諸侯宣傳他的政治主張，而他周游的這些諸侯國又大多在河南。《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孔子祖籍在宋國，這是沒有疑義的。夏邑是先秦宋國的領地，孔子先祖的采邑在夏邑，故孔子祖籍就是夏邑。《孔子家語》說：“孔子，宋微子之后。宋湣王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子的祖父弗父何是宋湣公的長子，本當繼承國君之位，但讓位予弟。其弟立為宋厲公，弗父何則為宋卿，受封于栗(今河南省夏邑)。五世之后，別為公族，即由卿的地位降為大夫的地位;同時更改姓氏，以“孔”為姓，從此后世用“孔”字為族姓。

《孔子世家》和《左傳》都記載了孔子先祖在宋受迫害的情況。宋殤公時，孔父嘉為宋國大司馬。孔父嘉的妻子有一次出門，在路上遇見宋太宰華督。華督見她美貌，便設計攻殺了孔父嘉而奪取了她。宋殤公怒，華督就又殺宋殤公而另擁立莊公。孔氏從此在宋國失勢，華氏成為宋國的望族。孔氏在宋國時受華氏的威逼，故防叔奔魯定居，為魯大夫。防叔即孔子四世祖。

1920年編寫的《夏邑縣志》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期間曾還鄉祭祖。宋朝為了紀念孔子還鄉祭祖，在夏邑修建了還鄉祠。縣志亦載，清道光二十年夏邑知縣孔繁潔說：“夏邑縣有還鄉祠，祀我祖至圣先師。祀之所自始，前碑盡之矣。余自幼讀書，時考其世系，知我祖發祥于魯，實肇基于宋。夏邑在宋地，此處墓還鄉之所由來歟?故后人建祠以祀之。”道光二十一年的夏邑知縣陳治樞在《重修還鄉四代祠》中說：“夏邑古宋地，而孔氏之采邑在焉，食采于斯，亦卜兆于斯，孔子還鄉省墓，蓋數數矣。”還鄉祠歷代增修，而在“文革”中被破壞。如今在還鄉祠舊址，夏邑縣王公樓村還有幾塊清朝的石碑，記載著夏邑縣即孔子祖籍的事實。目前，夏邑縣政府正準備修復還鄉祠。

(2) 先秦、秦漢時代儒學研究中心。孔子在魯國受到排擠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報負，便帶著數十個弟子，以邊講學、邊游歷的方式在列國間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歷時十四年。他到的第一個諸侯國是衛國(今河南省濮陽縣)，此后孔子一直把衛國當做據點。接著，他訪問了陳(今河南省淮陽縣)、曹(今山東省曹縣)、宋(今河南省商丘市)、鄭(今河南省新鄭縣)、蔡(今河南省上蔡縣)、楚(楚國很大，所指可能在今河南省信陽市一帶)。孔子曾在匡(今河南省長垣縣境)受厄，在陳蔡絕糧。孔子所過之地，除曹國與今河南相臨外，皆在今河南省境內。可以說，中州大地是孔子最早傳播儒學的地方。

西漢武帝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封建王朝的正統學說。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河南很快成為儒學研究的中心。

東漢一代，提倡儒學。光武帝劉秀自青年時期就學習《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深知儒學是治國安邦的學問，故即位以后大力提倡儒學。經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幾代皇帝的推崇，儒學迅速發展。漢明帝劉莊甚至率皇親國戚，自京師洛陽，親到曲阜闕里祭孔。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漢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觀議論研究儒家經典，寫成奏議，用皇帝的名義制成定論，題名為《白虎議奏》。以后，班固撰寫《后漢書》時，又名《白虎通議》，自晉以來稱為《白虎通》。在河南洛陽召開的這次御前白虎觀會議，是自西漢武帝把儒學定為正統以后，儒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儒家學說是東漢王朝安身立命的理論基礎。以京師洛陽為中心的河南是儒學研究的中心。

(3) 玄學興起在中州。曹魏正始年間，我國一個調和儒、道的新的學派——玄學在中州大地興起了。魏晉玄學家們試圖以道家學說解釋儒，以儒家學說解釋道，把儒家學說中的人事倫理政治與道家的哲理勾通，使易學向義理方向發展，走上玄學化的道路。曹魏末年，門閥制度已經形成，并日益暴露出其腐朽性。曹魏的統治岌岌可危，司馬氏集團正伺機而取。這時期，一些與曹魏集團關系密切的知識分子對前途充滿憂慮，便以道家的“無為”作為精神寄托。他們雖尊孔子為圣人，以儒學為本，但在思想的深層次追求上已傾向道家。這就導致了儒、道的合流。

①玄學的創始人何晏和王弼。玄學是儒、道合一的產物。魏晉玄學的創始人是何晏和王弼。他們都是既習儒學，又研道教的學者。何晏，字平叔，今河南南陽人。他是東漢末年大將軍何進的孫子。何晏的母親被曹操納為妾，故何晏得隨之長于宮中。何晏長成后，娶金鄉公主為妻，封侯，官至尚書。著有《論語集解》《周易解》，又注釋《老子》等。《列子·仲尼》注引何晏的《無名論》曰：“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志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在這里，何晏把孔子與老子等同看待，并說“道”就是“自然”，將儒家學說與道教學說混而為一，表現了玄學的儒道合一的傾向。何晏是曹魏統治集團的宗親，在司馬氏集團發動政變時被殺。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今河南修武)人。王弼自幼年始，就聰明善于觀察，十多歲時便喜讀《老子》，并通辯能言。《三國志·鐘會傳》注引何劭所撰的《王弼》載：何晏為吏部尚書時，王弼尚年幼。一次何晏見到王弼，交談之后嘆服說：“仲尼稱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王弼對儒家經典進行注釋，《周易注》和《周易略例》，為其主要著述。他以老子之義去解釋儒家經典，體現出“易”老結合，儒道合流的傾向。《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每卦都有六爻，但全卦的意義主要由一爻的義理所決定，即“一爻為主”。王弼以此理去解人間的現象。他認為在眾多紛紜的人事中，必須有一個能夠起統帥作用的人或物，而且“眾不能治眾”，只有“寡”才能治眾。這與儒家所解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主至尊，以及道家的“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的思想是一致的。王弼的《老子注》四十二章說：“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于無也。……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王弼把《周易》中“一爻為主”和《老子》中“以無為本”的思想巧妙地結合起來，從而為帝王治國、君主專制找到了理論根據。王弼在《論語釋疑》中以儒學的形式、道家的精神去釋疑。他認為治世必須用孔子的禮樂仁義，而禮樂仁義又必須以自然為宗旨。這就把儒家現實主義的倫理綱常之道解釋為道家的自然無為之道。王弼是被何晏賞識的年輕學者，與曹魏統治集團關系密切，曾任尚書郎之職。公元249年司馬氏發動政變，王弼被免職。同年秋因癘疾而死，時年二十四歲。

何晏、王弼是玄學的創始人，都是河南人，又都在曹魏京師洛陽研究玄學，第一次把儒、道學說結合起來。即保留了儒家治國治民、君主一統的政治思想，又用道家的哲理去解釋它。以道家學說釋儒，促進了儒道融合。當然，這一時期玄學家對儒、道合一的理解全由個人的際遇而發，故其理論極不完整，但對宋朝理學的產生有著重要影響。

②竹林七賢。竹林七賢，又稱竹林名士，是魏晉時期七位玄學家的總稱。他們不滿當時的社會狀況，陷入苦悶徬徨、甚至憤恨絕望之中，于是離開朝廷宮廟，隱居在山陽(今河南省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竹林之中，灌園種田、讀書著文。他們是：阮籍，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嵇康，譙國铚(今安徽省宿縣西南四十六里)人。山濤，河內懷(今河南省武陟縣)人。向秀，河內懷(今河南省武陟縣)人。阮咸，阮籍的侄子，陳留尉氏人。劉伶，沛國(今安徽省宿縣西北)人。王戎，瑯琊臨沂(今山東省臨沂縣北十五里)人。

“竹林七賢”中有四人是中州人，他們均生于儒學世家，“俱世儒學，善居室，內足于財。”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便不拘禮法，憤世嫉俗，以至放浪形骸。他們認為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禮法違背了人的天性自然，故強調“貴無”和“自然”。阮籍、嵇康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崇尚道家的自然無為，反對儒家的綱常名教。這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為了對抗司馬氏統治集團，但也明顯地表露出崇尚道家、與儒家對立的傾向。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也反映了竹林名士的苦悶。阮籍以飲酒為常事，一醉竟達六十日;又常駕車外出，任馬信步而行，至無路可走處，則慟哭而返。嵇康為曹魏宗親。他在竹林隱居了二十多年，或游山澤采藥，或鍛鐵自贍，輕慢顯貴而不堪流俗。阮籍、嵇康等人的言行為西晉統治者所不容，他們認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是對西晉王朝統治的嚴重威脅。大臣鐘會上疏說：嵇康“誠以害時亂教，……康(指嵇康)、安(指呂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之，以淳風俗。”(《晉書·嵇康傳》)晉文帝即令捕殺嵇康。為消解名教和自然的對立，“竹林七賢”中的向秀和郭象還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觀點。向秀、郭象在《莊子注》中把儒家的禮樂仁義解釋為人性所固有，“夫仁義者，人之性也”(《天運》注)即儒家所提倡的“禮”(貴賤等級之差、君臣父子之別)就是天理自然。向秀、郭象以儒釋道，以儒家思想為主旨解釋道家著作《莊子》，把道家的學說納入了儒家的軌道之上。

綜上，魏晉玄學的三個時期清晰可見：曹魏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魏晉之際，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與阮、嵇基本同時或稍晚，向秀、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論點，以儒家思想解釋道家學說。

魏晉時期是我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以后，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之一。魏晉玄學家們對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的關系進行著探索而“振起玄風”，中州大地正是玄學和玄風的中心策源地。

“竹杯七賢”當年隱居的山陽，即在今河南省修武縣和武陟縣境內，如今這里還有遍野的竹林。竹林掩映處，有向秀故里和向秀墓，有山濤故里和山濤墓。

(4) 中州——理學的故鄉。儒學，由于歷代帝王的推崇，又經過自身的完善和提高，至宋代，新儒學——理學產生了。宋代理學的特點是援引佛、道的理論入儒，學以致用。宋代理學研究盛況空前，河南是理學研究的故鄉和發源地。北宋時期，一些學者云集洛陽，如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等，他們在儒學研究中吸收諸家之長，大大豐富了儒學的內容。人們便把他們提出的儒學觀點稱為宋代新儒學或理學，由于研究者集中在洛陽，故又稱為洛學。學者中，張載、邵雍皆河南人，二程就是洛陽人，故洛陽成了理學研究的中心。

我國自漢代以后，儒家學說成為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儒學的政治思想是豐富的，有完整國家的理論。然而儒家長于倫理，而疏于哲理，與佛、道學說相較則更顯出其致命的弱點。孔子雖然多次提天、天命、天道，卻從未深入地解釋過。孔子的學生子貢曾說：“夫子之言性與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儒家學說“不求知天”唯求知人，是一種治國治政的理論，但在與佛、道學的抗衡中顯示出其哲理的貧乏。基于此，宋代理學家在發展儒學的過程中，吸收佛、道之長處，從而建立起儒學完整的宇宙觀。二程提出的“天理”是宋代理學的核心。程顥說：“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的。”(《外書》卷十二)他們認為“天理”是一種不可更易的自然存在，任何事物都有其“理”，“天下萬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遺書》卷十八)如慈愛是做父親的理，孝順是做兒子的理，仁是君的理，忠是臣的理，事物得其理則安，失其理則亂。圣人之所以能治萬物，在于能使物物各得其理。程頤說：“天下之理，原其所有，未有不善。”

為了讓人理解什么是“天理”，二程重新闡釋格物致知的命題。格，就是對事物進行探究;物，即理。格物就是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的物多了，自然融會貫通，從而達到了對共同天理的真知。程頤說：“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遺書》卷十七)“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遺書》卷二十五)真正知道了天理，便能付諸行動，就義理、棄富貴，達到圣人的境界。

宋代理學發展到南宋朱熹時，達到鼎盛。朱熹集理學思想之大成，是繼孔孟、董仲舒、二程以來影響最大，學術成就最高的儒學家。他是二程的四傳弟子，承繼和發展了二程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建立了完整的理學體系。河南洛陽作為理學的故鄉，為我國儒學的發展是做出了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