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化·多種形式并存的文化教育體系·書院與私學

書院是我國封建時代的一種特殊教育機構。書院名稱始見于唐代，盛于宋代，初為私立，后來由官府控制了一部分書院。書院一般選擇在山林名勝之區作為院址，庋藏大量圖書，吸引不少著名學者來此講學，生徒以研習儒家經籍為主，間或議論時政。與官學相比，書院在教學方法上較為靈活，重視自修與自由研討，學術氣氛相對自由。但元明清以來封建政府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書院也屢遭禁毀，并逐漸轉化為科舉的預備，喪失了最初辦學的宗旨。

東北地區地處邊陲，封建經濟和文化教育較為落后，書院設置較晚，也不普及，沒有發展成為自由講學的學術中心。但東北書院也有其自身發展的特點，在官學教育并不發達的東北，起到了振興文教、擴大教育面、補充官學不足的重要作用。東北書院出現于明代，但遼代時東北就已經有了類似書院的讀書講學場所。遼太祖長子耶律倍就曾經在遼西的醫巫閭山筑室，藏書數萬卷，名曰望海堂，在其中潛心讀書。耶律倍死后仍有不少契丹耶律氏貴族子弟利用這里的藏書條件，常年從師讀書。元代書院之設幾遍天下，可以推斷當時的遼東地區已有書院的設置，但尚不見于文獻的記載。明朝成化、弘治以來，隨著全國書院教育開始興旺發達，東北地區也出現了書院教育這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明代東北書院主要分布在今天遼寧境內的遼陽、錦州、北鎮、沈陽等幾處封建經濟文化相對發達、開發較早的地區。它們是以下七所書院：錦州遼右書院，弘治六年(1493)巡按御史樊祉創建。遼陽正學書院，弘治七年(1494)巡按御史樊祉創建，初名遼左書院。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史李輔加以擴建，并改名為正學書院。這是當時在東北規模較大設置頗為完備的一所書院。廣寧(北鎮)崇文書院，弘治時都御史張岫、副使李貢創建。遼陽遼左習武書院，嘉靖七年(1528)巡按御史王重賢創建，它是東北唯一的一處專門的武學教育機構，彌補了明代東北官學中沒有武學的空白。廣寧河西書院，嘉靖八年(1529)巡撫潘珍等創建，原名仰高書院，重修后改為河西書院。沈陽薄陽書院，嘉靖十三年(1534)創建。鐵嶺挹清書院，嘉靖二十年(1541)創建。

與內地書院不同的是，明代東北書院均為由地方官員創辦政府主持的官辦性質的教學機構，是地方官學的重要補充形式。與官學相比，書院在辦學上較為靈活，招生名額沒有嚴格的限制，隨書院客觀條件而定。書院通過考試擇優錄取生員入學讀書，也可以聘請全國各地學識淵博的名儒來書院執教，因此辦學程度比較高，成績也頗顯著。另外明代東北地區書院在很多方面受到科舉的影響。明代東北都司儒學、衛儒學數量有限，并且優先錄取武臣和文官子弟，無法滿足廣大士子的求學要求。于是官學化的書院教育便成為科舉的預備，同官學一樣起到了為科舉取士培養人才的作用。東北有很大一部分生員是通過書院教育取得科舉功名的，如遼左習武書院，選取本科鄉試武舉入院深造，學習騎射技能和軍事韜略，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舉行的會試中中式二十人。可見書院在培養科舉人才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清代東北書院與明代性質相似，一為官辦，二為科舉預備。但清代東北書院仿照內地各省，可以不受“國語騎射”教育內容的限制，在儒學較少的東北，對改變東北文化教育長期落后和發展不平衡的局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到鴉片戰爭以前，東北共有九所書院，它們是：鐵嶺銀岡書院，原為流放到沈陽的四川巡按郝浴講學授徒之處，康熙十四年(1675)郝浴起復后留作銀岡書院，后郝浴之子奉天府尹郝林加以修復。沈陽萃升書院，康熙五十八年(1719)奉天府尹任奕��創建。 乾隆七年(1742)府尹霍備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建，改名為沈陽書院，以后逐漸發展，規模較為完備。海城海州書院，乾隆三年(1738)知縣戴惟枟建。寧遠(興城市)柳城書院，乾隆年間建。寧海(金州)南金書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縣雅爾蓋捐建。遼陽襄平書院、復州橫山書院，均設立于清朝中期。吉林白山書院，吉林將軍富俊于嘉慶十七年(1814)創建。清代東北書院發展與儒學一樣，明顯地受到了清朝統治者對東北采取的抑制文化教育發展政策的制約。吉林僅有的一所書院開辦得剛有起色，就受到了來自清廷最高統治者的責難，以后它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黑龍江則根本就沒有書院的設置。這就是明清東北書院發展的梗概。

我國私學教育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已經出現了私學教育，從而打破了西周以來“學在官府”、奴隸主階級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出現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之學”。各家皆以其所長立學施教，而以孔子私學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遠。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極力主張擴大教育面，提倡“有教無類”，實行平民教育。在長期的私學教育實踐過程中，他總結出因材施教、學思結合、學以致用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教育理論和教學經驗，對指導我國私學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私學是民間自辦的學校，與官學的區別在于它是由私人辦學和私人教學，不屬于政府學校體系。私學規模大小不等，辦學方式方法可以靈活多樣，教育對象上至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沒有統一的要求和嚴格限制。因此它是我國古代最有生命力的辦學形式。在官學教育不發達的情況下，眾多的私學成為官學的補充。

東北文化教育基礎薄弱，封建官學教育起步較晚，私學在普及文化知識、培養科舉人才、改變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習俗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東北私學有以下幾種主要形式，一種是家學，就是長輩通過家庭教育將自己的學業傳授給子弟。一種是未出仕的文人自任教師，開辦私塾或家塾，作為一種謀生手段。一種是貴族官僚地主在自家設館，或宗族、村社聯合設館，聘請教師教授子弟。私學又分高低兩級，低級的為蒙養學校，即小學階段的教育。兒童八九歲入學，開始以識字、寫字為主，誦讀《急就篇》《千字文》，進而學習《小學》《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高級的私學專教成人，以經學為主要教學內容，作為科舉補習，稱為經館。

家學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私學形式，歷史上東北很多有成就有作為的人因為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脫穎而出。如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和教育家耶律楚材，出生在一個契丹貴族家庭。其父耶律履博學多識，有很高的文學造詣和多方面的藝術才能。由于他教子有方，他的幾個兒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都成為聞名于世的人物。至于教師自己開館授徒和貴族官僚與宗族、村社雇教師開辦的私學更是不勝枚舉。如金初女真大字的創制者完顏希尹，就曾在其家鄉東北的冷山設置私塾，禮遇在戰爭中俘獲的漢族儒士，讓他們教授自己的子孫誦讀。宋使洪皓出使金朝被拘冷山期間，就曾在希尹家里教其八子。明代的葉九皋自辦私學，弟子有數百人，教學內容廣泛涉獵百家諸子之學和詩歌聲律，在教學方法上善于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深入探索，門下士子彬彬多有才學，這所私學遠比死讀《四書》、專攻八股制藝的官學更有意義和成績。東北僻在邊陲，素稱荒蠻之地，文化教育基礎較差，當地堪任教育的人才缺乏，經典圖書更是少見，私學遠不及內地普遍，這些客觀因素制約著東北私學教育的發展，決定了東北私學教育的發展的自身的特點，就是從事私學教育的主體多為寓居東北的知識分子和遭譴戍的失意政客和流犯。尤其是明清以來，大量流人被放逐到東北，成為中原漢族文化的積極的傳播者和主要的私學教育工作者。早在殷商末年，就有箕子率殷商遺民東來，將先進的奴隸制文化帶到東北，并對當地居民進行商朝的詩書禮樂教育。這主要是一種社會教化，還稱不上為真正意義的私學。至漢代末年，國淵、管寧、邴原等專長儒家經典的中原名士避亂流寓到遼東，在此講學授徒，宣傳儒家禮樂文化，可以說是東北早期的私學教育。明清以來，流人的到來為東北私學教育發展注入了一股強勁的活力。尤其是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和文化專制政策，被卷進順治丁酉科場案、通海案、各種文字獄和黨爭、諫爭中而獲罪譴戍的政客、文人和抗清人士被陸續發往東北的絡繹于途。大凡流人文士，貧寒無聊，多以教書自給。其中因觸怒吳三桂譴發到鐵嶺的四川巡按郝浴，就在其住處授徒講學。這種情況在吉林、黑龍江更為突出。流人是清代最早活動于黑龍江地區的文化人士，他們中有不少才華橫溢的人才。如因順治丁酉科場案而譴放到寧古塔的吳兆騫，來到寧古塔兩年后，就在許康侯家就館講授《漢書》，他還被黑龍江將軍巴海聘為書記，并教其二子讀書。在他流放在寧古塔的二十三年漫漫生涯中，“惟館谷為業”，充當職業性私學教師。此外在寧古塔、齊齊哈爾還有很多流人在私學里任教，齊齊哈爾的蒙師們到每年九九重陽節，齊集關帝廟文昌閣，稱為惜字會(俗稱先生會)，由此可見齊齊哈爾的私學發展之一斑。流人在東北私學中任教的著名者尚有《古今圖書集成》編者陳夢雷、紹興人章汝南、河南李慎吉、安南(今越南)范如松等人。流人給黑龍江當地人民帶來各種圖書文獻，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文化氣氛，連清朝地方高級官吏也喜接文士，對他們予以照顧，形成一種尊重文人的風氣。流人對吉林、黑龍江這一文教禁區的文化啟蒙、傳播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抗衡清政府的“國語騎射”文教政策的作用，在東北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