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嶺南宗教文化·嶺南文化與佛教的中國化

(1) 佛教在嶺南傳播的歷史

佛教是最早傳入嶺南，影響深遠而又被改造得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外來宗教。

東漢時期，印度佛教主要由兩條路線傳入我國。一條是陸路，經由中亞細亞、新疆然后深入內地。另一條是海路，經由斯里蘭卡、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到達廣州。佛教最早傳入廣州的歷史，可追溯至東漢靈帝末年(170—171)。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年代是三國時期，約公元2世紀60年代，即東吳末期孫皓執(zhí)政時期。印度僧人真喜沙門(強梁婁至)從海上到達廣州，翻譯《十二游經》一卷。西晉武帝時，梵僧迦摩羅從西天竺到廣州，在廣州城內修建了嶺南歷史上最早的兩所寺院，即三歸寺和王仁寺。東晉安帝時，古罽賓國(今喀什米爾)85歲高僧法明(曇摩耶舍)，在廣州白沙寺講法，有門徒八十五人，并開始有了女尼。從兩晉到南北朝，不斷有印度或西域僧人來廣州譯經、傳道、建寺，留下了不少神話傳說、佛教故事和名勝古跡。如由曇摩耶舍主持，將原虞翻舊苑改建為王園寺(即今廣州著名佛教古剎光孝寺)，并種植了一批蘋婆訶子樹，后成為著名的“訶林”。南朝宋文帝嘉元初(424—453)，天竺僧人求那跋摩從海路進入廣東，取道始興入京時，將始興虎市山改為靈鷲山(天竺名山)。杯渡禪師在今香港青山隱居禮佛。傳說他是乘大木杯渡海而來，于是青山便有了杯渡山的別名，流傳著杯渡禪師的種種神話故事。梁武帝中期，著名的少林禪宗始祖達摩禪師(印度天竺國王子菩提達摩)，從海路到廣州后，創(chuàng)建了西來庵;他踏上的廣州的那片土地，也因此而命名為西來初地。

南北朝時期，全國佛教有較大的發(fā)展，外來僧人從海上到達嶺南宣講佛教教義，翻譯佛經、建筑佛寺佛塔等活動，亦頗具規(guī)模。僅以興建佛寺來說，據不完全統(tǒng)計，遍布嶺南各地的大小佛寺就已近百所。

唐代初期，佛教已在嶺南上層社會生活中產生顯著的影響。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也開始滲入嶺南整體文化之中，從而豐富了早期嶺南文化的內容。

(2) 惠能開創(chuàng)的佛教禪宗頓教

惠能(慧能)生于公元638年，死于713年(唐太宗十二年至唐玄宗先天二年)，俗家姓盧。父盧行瑫，原籍河北范陽(今北京市西南)。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被貶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娶當地李氏女為妻，定居夏盧村。“惠能”是出生時由當地僧人所取的名字。惠能三歲喪父，靠母親獨立撫養(yǎng)，家境貧寒，沒機會受教育，至十多歲，仍是文盲。只能靠打柴為生，母子相依為命。

惠能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據說他在二十四歲時，一天挑柴到市集賣，途經金臺寺，偶然聽到寺內僧人誦《金剛經》，心里頓然感悟，決心皈依佛門。經金臺寺主持介紹，只身別母遠赴湖北黃梅縣東禪寺，投拜禪宗五祖弘忍大師。宏忍因惠能出身寒微，又是文盲，便只收惠能為寺內雜工，到寺內碓房舂米。八個多月后，弘忍決定物色一人繼承衣缽。他要眾弟子僧徒每人作一佛偈，闡明禪宗法理，由弘忍根據各人佛偈法理的高低情況，選定后繼者。惠能并未受戒，本無資格參與這一盛事。然而他不甘后人，請識字而熱心的僧人，為他在墻上寫下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竟然壓倒了最孚眾望的弘忍大弟子神秀所作的“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因惠能所作佛偈，比神秀所作更符合“空宗”的法理，既出乎弘忍意料之外，也使弘忍深慶后繼有人。但又擔心若公然將衣缽傳給惠能，會引起神秀的嫉忌和仇恨，徒使惠能招來殺身之禍。于是不動聲息，當晚三更時分，弘忍悄悄叫來惠能，將《金剛經》及由達摩始祖?zhèn)飨碌哪久摁卖膫魇诮o他，并吩咐惠能連夜下山南歸，且面授禪機：“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當即領悟，迅速潛返嶺南，在廣東懷集、四會等地隱藏了十五年。后來，惠能到了廣州，在性法寺(今光孝寺)正式授戒，開禪講經。一年后，惠能北上曲江曹溪寶林寺(今廣東韶關市曲江縣南華寺)開禪講經，為眾說法，廣收門徒。門徒聽講后，將惠能口述的佛法精義整理輯錄成文字，命名為《壇經》。這便成了惠能創(chuàng)立的禪宗南宗頓教的唯一經典著作。

《壇經》的中心思想是主張性凈，強調自悟;突出宣揚人本來就有心性(佛性)，如能自己徹見心性，就能成佛，即所謂佛性“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來不去”，“道由心悟”，“自心是佛”，“本心生萬種法”。這就是惠能獨創(chuàng)的頓悟法門，即頓覺說。按照這種全新的觀點。信徒們可以擺脫佛教的諸般繁瑣規(guī)則的思想束縛;也否定了由達摩創(chuàng)立的禪定成佛的權威理論。信徒們可以不坐禪參佛，可以不念誦經文，因而也不必用文字寫定的佛經。因為一切時中行住坐臥，都可體會禪的境界。這種全新的佛教法理，吸引了廣大下層人民，使惠能的信徒大增，影響日大，達一時之盛。

(3) 南宗頓教與佛教中國化

惠能自創(chuàng)的頓悟說，不僅與弘忍六祖大弟子所繼承的禪宗北宗漸悟說明顯對立，而且也和印度及當時我國以印度佛教為正宗的種種不同教派完全不同，而具有全新的佛教教義，可以說是世界及中國佛教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革新。其深遠意義是使佛教世俗化，并因吸納融匯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嶺南地域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最終實現了外來佛教的中國化。

印度的佛教，其表象和實質都明顯地屬于貴族上層階層的宗教。傳入中國后，這種情況并無明顯改觀。由于將“成佛”的過程過分神秘化、神圣化、復雜化，加上佛經義理深奧難懂，儀軌又極之繁瑣嚴謹;信徒為表誠心，還需花費大量金錢作為布施;信徒為求修成正果更要有充裕的時間、金錢，以支持諸如坐禪、誦經、朝參禮拜等活動;作為信徒，還得有較高的學識修養(yǎng)，才能念誦領悟深奧的各種佛教經典。一般下層勞動人民不具備這些條件，更加上我國民間歷來俗信的是實用性極強的由原始宗教衍生發(fā)展的多神信仰，因此，早期佛教在中國，信奉者多是上層社會的教徒。而惠能本人出身貧寒，不識字，自幼以勞動所得維持生計，對貧苦人家信崇佛教的種種難處有切身的體會;并在有形無形中受到富于兼容、創(chuàng)新、不拘于傳統(tǒng)的嶺南文化的浸染薰陶，所以他所創(chuàng)立的頓教便能以最簡單的道理，最直接的方法，把佛教從神圣化、貴族化，轉向世俗化和平民化。惠能在寶林寺傳教長達三十六年，培養(yǎng)了得法弟子四十三人。其中部分弟子北上大力宏揚南宗頓教的主張及其正宗地位，部分弟子在南方廣大地區(qū)廣泛深入民間傳播《壇經》精義，廣納平民信徒，致使影響愈益深遠，不但使南宗頓教在全國鼎盛一時，最終實現了外來佛教的中國化;而且聲名遠播海外，引得日本的玄和良介大師專程跨海到寶林寺，拜惠能為師。玄和回國后，開創(chuàng)了南宗頓教臨濟、曹洞兩宗(惠能之后，南宗頓教發(fā)展成為遍布全國的溈仰、臨濟、玄門、曹洞、法眼五宗)在日本的支派。

惠能本人是繼湖北東禪寺禪宗五祖弘忍之后的六祖。這是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開創(chuàng)佛教禪宗以來最后一個祖師級的佛門大師。惠能死后肉身不腐，門徒把惠能尸身制成“金身”，供奉于寶林寺。“金身”經歷千多年的時光考驗，遭遇無數劫難，卻能奇跡般地保持完好。現在仍然供奉在廣東韶關市曲江縣南華寺(原寶林寺)內，成為嶺南佛教的一大文化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