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嶺南宗教文化·伊期蘭教在嶺南

(1) 伊期蘭教傳入嶺南

伊斯蘭教是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在其興起之初，即乘嶺南與阿拉伯之間商貿活動頻繁之便，經海上絲路首先傳至廣州及嶺南沿海地區，與嶺南文化既相融又相異地成為一種富于嶺南地域風情的異質宗教文化。

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興起的時代為7世紀初，正是我國隋末唐初的時代。廣州作為一個世界大港，與阿拉伯地區的商貿文化交流日益繁瑣。阿拉伯及南洋諸島僑居廣州的人數亦呈激增之勢。到了唐代貞觀初年，居住在廣州的外國僑民據說已達十五萬至二十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外僑當時全部聚居在今廣州市光塔路一帶的“蕃坊”。阿拉伯人來廣州進行商貿活動，也把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帶到了廣州。據說伊斯蘭教主穆罕默德的母舅宛葛素在唐初也曾專程到廣州傳教。只是當時唐代崇尚佛教，道教亦已在嶺南產生影響，加之唐初實行國人與“夷人”隔絕的國策，使外國人只能在“蕃坊”從事各種與官方有關的商貿活動，當地人民嚴禁與他們交往。因而伊斯蘭教在廣州的傳播活動僅只限于蕃坊內的外僑，即主要是在阿拉伯人之間進行。自開元天寶以后，唐王朝放寬了華夷之間的禁令，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徒中落戶廣州，與當地人通婚的也逐漸多起來;甚至還有個別的伊斯蘭教徒，參加了科舉考試，并中舉封官。到宋代進入嶺南的伊斯蘭教徒更多，除廣州外，珠江三角洲各縣，潮州地區，海南島的瓊州、崖州(今海口市、三亞市)、儋州(今儋縣一帶)，伊斯蘭教已開始在這些地方傳播，有了一批人數越來越多的中國教徒。元明以后，因大部分阿拉伯籍伊斯蘭教徒的漢化，嶺南伊斯蘭教有著明顯的漢文化和嶺南文化的特點。雖不如佛教的徹底中國化，但已與外來的伊斯蘭教有了不少差異，尤其是在教規和因教規而定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方面，有了更大的靈活性，有了更多的嶺南民俗特色。

但是伊斯蘭教在嶺南，仍然大致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其基本教義、教規及所具有的伊斯蘭文化內涵，雖經千多年的嶺南文化浸染，卻并未實現中國化。它代代相傳，延續至今，雖不像我國西北地區那樣形成了一個強大教派，擁有數以千萬計的信徒，卻也始終生存著，以自己獨特的文化，豐富了多元的嶺南文化景觀。

(2) 伊斯蘭教文化景觀

伊斯蘭教傳入嶺南，曾一度在嶺南大地出現了富于異國情調的伊斯蘭文化，以唐宋最盛，蔚為奇觀，至今仍留下了大量遺跡。又因伊斯蘭教在嶺南始終存在著，因而直至今天，在伊斯蘭教徒聚居的地方，仍可使人們感受到有異于本土文化的獨特風情。

至今仍是廣州重要文化景觀的，座落廣州市光塔路的懷圣寺和光塔，已被基本證實是自海上傳入我國的伊斯蘭教最早的建筑。懷圣寺始建于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是與江蘇揚州仙鶴寺、福建泉州麒麟寺、浙江杭州鳳凰寺合稱為我國伊斯蘭教的四大寺之一。至今懷圣寺仍然是廣州伊斯蘭教信徒們進行宗教活動的中心。

懷圣寺據說是伊斯蘭教創教主穆罕默德的母舅兼得力近臣、著名傳教士阿布·宛葛素主持建造的，主要是為了向廣州的阿拉伯僑民傳講教義和供教徒祈禱禮拜之用。寺名懷圣，寓有懷念穆罕默德貴圣(先知)之意。在建寺時還興建了原名懷圣塔的光塔(當時又名邦克塔)。這是廣州伊斯蘭文化最有特色的高型建筑。塔的外型是城堡的變形，高36.8米，自唐至民國初年，一直是廣州城內最高的建筑物。塔身光圓直插云霄。塔內中空，有螺旋形梯直通塔頂，供教徒呼禮人登上塔頂，高聲傳呼教徒按時集合禮拜。當時光塔瀕臨河面寬闊的珠江，塔頂夜燃巨燈，用以為夜航船只導航。光塔便成了宗教、導航兩用的實用建筑。南宋的方信孺是最早為光塔賦詩的文人。在他的《南海百詠》中，光塔的形象是：“半天縹渺認飛翚，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

自此之后，廣東、海南兩省還先后建有多座清真寺。現今仍保存完整的，除懷圣寺外，仍有九座，其中六座在海南省三亞市。這些清真寺都有相類似的伊斯蘭教建筑風格。

在廣州市今桂花崗，還有一處據說是建于唐代貞觀年間的阿布·宛葛素陵墓。墓室設計為上圓下方的拱形。墓內若有響聲，可產生長時間的回聲。俗稱“響墳”，現名清真先賢古墓。墓門上刻有一副對聯。上聯是：“闡圣教于南邦脈脈相傳三十冊(指宛葛素攜來的《可蘭經》)恪遵謨訓”，下聯是：“樹賢聲于東粵亭亭獨立千百年共仰儀型”，門楣橫額是：“真理恒久”。墓室側畔，還有宛葛素門徒四十人墓。在海南省從陵水縣到三亞市一帶，至今仍留存著數百座伊斯蘭教徒的珊瑚墓葬群，據有關專家考證，這些墓葬群的年代約為從唐到宋。征之史料，當時正是伊斯蘭教在廣東、海南等地廣泛傳播的活躍時期。

據近年統計，廣東、海南兩省伊斯蘭教徒人數僅有1.25萬人，主要分布在城市。其中廣東的廣州，人數最多，共6500人，肇慶市400人，深圳市300人，珠海市250人。海南省伊斯蘭教徒主要聚居于三亞市，共約500人(參看司徒尚紀著《廣東文化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嶺南的伊斯蘭教信徒雖然不多，但作為一種宗教文化現象，卻依然以其獨特風格顯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