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圣杜甫

杜甫 (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唐代河南鞏縣 (今河南鞏義市瑤灣) 人。13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的著名詩人。父親杜閑是個曾做過縣令的小官。其母是當時大族清河崔家的女兒，去世較早。杜甫自幼撫養于洛陽姑母家。

杜甫自幼刻苦好學，7歲時已開始吟詩。19歲以前閉門苦讀，以至 “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20歲起開始“壯游”，先南游吳越 (今江蘇、浙江一帶)，又北游齊趙 (今山東、河北南部及山西等地)，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既開闊了心胸視野，也蕩滌了思想情感，并且結識了高適、李白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天寶五年 (公元746年)，到長安參加進士考試。當時他對自己的才學非常自信：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然而，由于奸相李林甫懼怕士人對策時揭發其奸惡和陰私，布衣之士一概不取，而后他又上表稱賀 “野無遺賢”。落第后的杜甫仍留居長安，四處奔走，希望得到推薦和任用。其間他飽嘗了屈辱辛酸，諳透了世態炎涼， “騎驢十三載， 旅食京華。朝扣富兒門， 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遣悲辛”。直到天寶十四年，方授官右衛率府曹參軍 (正八品下)。

安史之亂爆發后，兩京相繼失陷。杜甫攜家避難鄜州。后聽說唐肅宗在鳳翔，便只身前往投奔。不料中途被叛軍捉住，押往淪陷后的長安。至次年四月，方逃出長安，到鳳翔拜見唐肅宗，授官左拾遺。未及一月，因上疏營救房琯罷相而觸怒肅宗，幾受刑戮。乾元元年 (公元758年)三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二年七月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于年底到達成都，開始了 “漂泊西南” 的生涯。后避亂至梓州 (今四川三臺)。廣德二年 (公元764年)，嚴武再鎮蜀，表薦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人因稱 “杜工部”。嚴武死后，他遷居夔州兩年。后又在岳州、潭州、衡州等地漂泊。大歷五年 (公元770年) 冬，死于由長沙至岳陽的一條破船上，享年59歲。有 《杜少陵集》25卷，收詩1400余首。較通行的注本有清人錢謙益的《錢注杜詩》、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和楊倫的《杜詩鏡銓》等。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就是說： 他想做個輔弼大臣，通過勸諫和建議，使君主采納英明的治國措施，從而比堯舜更為圣明，民風民俗也再為淳樸。然而，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理想。不要說做輔弼大臣，人生最起碼的生計問題他也常常解決不了，以至不時地屈辱求人或寄人籬下。這種痛苦的經歷使他對現實的認識更為清醒透徹，感情上更為接近人民。表現在詩歌上，其詩則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因有“詩史”之譽，且帶有很強的人民性，致有“人民詩人”之稱。

杜詩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 (一)對人民疾苦的關心和同情。具體表現為兩方面： 一是直接描寫人民群眾的困苦、災難并寄予深切同情，如《三吏》、《三別》、《負薪行》、《歲晏行》、《又呈吳郎》等。二是推己及人——即由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的詩人的自身的不幸進而聯想到天下的 “失業徒”、“遠戍卒”，并表示深深的哀憫，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羌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二)熱愛祖國，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春望》篇中，他為國家的危難而痛心流淚。被稱為“生平第一首快詩” 的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聽說唐王朝軍隊打了勝仗而驚“喜欲狂”。《恨別》詩結尾更熱切呼喚：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他之所以如此執著地關注國家的前途命運，因為他個人的痛苦和國家的不幸都是由戰亂引起的。只有戰亂結束，國家統一，他才能葉落歸根——最終返回故鄉。(三) 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罪行進行猛烈抨擊。“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麗人行》諷刺楊氏兄妹的奢侈荒淫;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譴責唐玄宗的窮兵黷武; “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冬狩行》斥責地方軍閥只知打獵取樂等。(四)某些詠物寫景詩中，也滲透著人民的思想感情。譬如自然界的雨雪，對人民有利時，他就高興。哪怕自己的茅屋漏雨，只要有利于農耕，他同樣表示慶幸，“敢辭茅屋漏，已喜禾黍高”。然而，當久雨成災時，他又流露出憂心和惱怒：“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云師，疇能補天漏”。由此可見，他的喜怒哀樂與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息息相通的。

正由于思想感情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通，其詩歷來都有著廣大的讀者群，因而對后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反映現實的樂府敘事詩里，他不僅打破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一套做法，而且根據漢樂府“緣事而發” 的精神自創新題，即所謂“即事名篇”、“因事立題” 的做法，直接啟迪了白居易等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對此，元稹《樂府古題序》中充分肯定了杜甫的開創之功： “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而且，杜詩中那種高度的愛國精神對后世起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如宋代的陸游、文天祥，清代的顧炎武等都受過杜詩的鼓舞。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獄中還每天讀杜詩，并深切地感到：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另外，在學習民歌、運用口語方面，杜詩對后世也有一定啟發。白居易、元稹的詩，語言方面之所以通俗流暢，明白易懂，也是有意學習杜甫的結果。

成都杜甫草堂示意圖

杜甫以畢生精力慘淡經營，取得了詩歌創作的輝煌成就。對此，古人早已給了蓋棺定評。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中說： “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隨著時間的推移，杜詩越來越為世人所看重。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杜甫定為世界文化名人進行紀念。至于杜詩的譯著，僅成都杜甫草堂內收藏的就有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德文、芬蘭文、瑞典文、波蘭文、越南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羅馬尼亞文等數十種。與草堂內收藏的中文杜詩版本合計，共有300種以上。睹此盛況，不覺令人想起臧克家的詩句： “給人民做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