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直言進諫的王惲

王惲 (公元1227～1304年)，字仲謀，號秋澗，元衛州路汲縣 (今河南衛輝) 人。父王天鐸為金戶部主事，負責本署的總務。王惲好學善文，在社會上頗有名氣。他是元好問的弟子。世祖中統元年 (公元1260年) 左丞相姚樞宣撫東平時，辟為詳議官，未幾，召至京師，上書論陳時政，擢為中書省詳定官 (負責編修敕令)。時年26歲。歷任翰林院修撰，兼國史院編修官、中書省左右都事(事務長)。至元五年 (公元1268年)，設立御史臺，選為首批監察御史，上書《擊邪》、《納誨》等，提出建議150余條。后歷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翰林待制、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不避權貴，懲治貪官污吏及不法者。至元二十九年，召至京師，授翰林學士。成宗鐵木耳即位后，進《守成事鑒》。元貞元年 (公元1295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 (掌起草詔令)，同修國史，參與《世祖實錄》的纂修。集《圣訓》6卷進呈。大德元年 (公元1297年)，進中奉大夫，75歲上章請求退職。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

王惲經歷了宋、元之際的社會動亂，戰爭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他在任監司后，依據“中外佇望，庶得休息” 的迫切要求，提出了 《便民三十五事》，就如何立法、選官、恤民、息兵力、養人才、節費用、停不急務、侵奪民利不便等事作了具體的闡述，乞請御史臺備呈中書省照詳施行。至元二十八年秋季，燕南一帶，發生水災。他肩負朝廷使命巡視災情，看到民眾辛勤勞動的果實被洪水吞沒，心中十分難過。他在詩中寫道： “谷穗虛稂草色熏，滿地水積漫如囷; 一餐到口還無濟，辛苦田間力稼人。”他回到大都，右丞相史天澤在相府舉行宴會，宴請百官，他也應邀出席。入席后，他見達官滿座，桌上擺滿了名酒佳肴，與他視察災區時所見的情景形成了顯明的對照。他百感交加，遂揮筆賦詩，請免租徭，希望朝廷減免租稅。

王惲居官，剛直不阿，對于社會上的各種惡勢力，嫉惡如仇。他在任監察御史后，針對官場上徇私舞弊的陋習，力挽狂瀾，上書朝廷，建議加強立法，責成各級監察官員秉公執法。當時負責水利的朝官劉晸，利用治水導河之便，貪污官糧40多萬石。王惲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進行彈劾揭發。當他查知劉晸監修太廟從中偷工減料中飽私囊的事實時，也毫不猶豫地上書予以揭露。他說： “晸監修太廟畢工，特轉官賜賞，今才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眲撘娖湄澪蹟÷?，惶惶不可終日，竟以憂慮而死。馮時升于行鋪人戶私征濫派，多取行錢11兩3錢5分，黃米7石，面100斤。以此作為禮物，通過大興府保舉赴部求官。中書省居然不行查實，委任馮時升為保定縣尉。王惲上書予以揭露，要求御史臺痛加懲處。

至元九年，在任平陽路總管府判官 (府長官的助手) 時，絳州太平縣 (今屬山西) 有一個姓陳的人殺死自己的哥哥，案發后，行賄官府，結果使得300多人受冤被逮捕下獄，長達5年不能結案。世祖得知后，派他前往調查處理。他奉命前往，認真進行訪查審訊，終于弄清了案情的真相，使無辜被關押的300余人得到了釋放。老百姓感動得流著眼淚說： “絳縣久旱，下了一場透雨!” 王惲也頗有感慨，賦詩道： “山神說是宰公身，野老年來話本因; 采玉得仙俱恍惚，至今功利及斯民?！?在燕南河北道任職期間，由于他執法嚴明，在其所轄地區的 “贓吏多所罷黜”。在任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時，正值沿海地區處于混亂狀態，官吏缺額很多。他向朝廷上疏要求到沿海填補空缺。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果斷地處置了40多名貪官污吏，罷去了他們的官職，重新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職，對于獄中的積案一一地進行清理，釋放獄中關押的無辜。并在福建沿海建造營房，讓戍兵居住，改變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習，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王惲身為世祖忽必烈、太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鐵木耳三代的諫臣，悉心為元朝謀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進《承華事略》一書，書中設目有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述、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20篇，裕宗覽后，深受教益，并令諸皇孫觀覽。至元二十九年，在柳林行宮受到召見，上萬言書給忽必烈。針對元朝當時的實際，就如何調整政策提出了15項建議。諸如議憲章以一政體，定制度以抑奢侈，節浮費以豐財用，重名爵以攬威權，議廉司以勵庶官，議保舉以核名實，設科舉以收人才，試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蓄積，廣屯田以息遠餉，息遠略以振己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院以一調遣。這些都是擺在元朝統治者面前急待解決的問題，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視。成宗即位，他又進獻《守成事鑒》 13篇。這些著書和上疏，為促進元朝統治集團政策的轉變，提高元朝帝王的理政能力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王惲一生勤于著述，留下的著作有 《秋澗集》 100卷，前77卷為詩文，后23卷為專著，包括《承華事略》、《守成事鑒》2卷，《中堂紀事》3卷，《烏臺筆補》10卷，《玉堂嘉話》8卷。另有《相鑒》50卷、《汲郡志》15卷。這些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在文學、史學方面的建樹，同時也為后人了解和研究元朝政策的轉變，以及元朝的社會和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