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初期詩論的偏頗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由于革命事業的需要，很重視革命文學的建設。1922年2月年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開辟“革命文藝”欄目，開始刊登具有革命鼓動內容的詩歌。1923—1924年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等發表多篇詩論，論及了新詩的發展和建設，他們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效用，反對藝術至上主義。他們認為詩人就是“文學的工具”，他們認為文學是激動人們感情，提高群眾革命覺悟的“最有效的工具”。他們要詩人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多作史詩，以驚醒已死的人心，使人民具有為國犧牲的精神。詩要描寫社會實際生活，要暴露社會的黑暗，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以希望，以達到迅速改造社會的目的。他們還認為坐在樓閣中是做不出革命的詩的，強調文學創作要源于生活，他們提出詩人要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才能創作出深刻動人的革命詩歌。他們還指出，詩人若不是一個革命家，他是決不能憑空創造出革命的文字來，詩人若是單有革命思想，而不參加革命活動，也不能創造出革命的文學。這些詩論有某些方面(如文學源于生活)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失之偏頗和武斷，尤其遺憾地是這些詩論在強調新詩的社會效用時，努力使藝術意識政治化，卻忽視了詩歌的藝術特征，而且對新詩發展也否定過多。這些均是早期詩論的遺憾。

黨的早期詩論在某些方面失之偏頗，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視藝術有他的自身發展規律則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這是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