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急就章”

抗日戰爭不僅是對中華民族國民性的考驗，同時也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考驗。在波瀾壯闊的民族戰爭面前，文學如何以其獨特的參與方式，表現對戰爭、對命運的思考，這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是否成熟的重要參照。

反觀抗戰期間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會看到它經過了一個從稚嫩到老練的成熟過程。在抗戰文學身上，充分體現了新文學的長處與缺點。抗戰初期，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鼓舞下，大批作家懷著神圣的民族自覺意識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直接以自己的創作服務于抗戰。

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現，是抗戰初期文學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這是與瞬息萬變的斗爭形勢相聯系的。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街頭劇、活報劇、獨幕劇、朗誦詩、街頭詩等眾多文學樣式，以其短小精悍，富于時效性和鼓動性，成為作家們普遍采取的形式。在戲劇方面，著名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戰初期影響最為廣泛，演出十分普遍的一個劇目，《三江好》、《最后一計》也是當時頗為流行的劇目。這些短劇大都以正面表現抗戰為題材，揭露敵人的殘暴和傾訴人民的離亂之苦。

報告文學也在抗戰中興起并達到高潮。這種文學形式具有較強的直觀性、時效性，能夠將當時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通過形象的手段迅速反映出來，適合了廣大人民的需要。朗誦詩也是在抗戰中得到巨大發展的詩歌形式。它以飽滿的激情控訴戰爭的罪惡，抒發了民族的信心，具有極大感染力。

上述這些文學樣式都簡短而樸素、通俗、題材集中、形式多樣，與現實緊密相連。但就作品本身來說，卻粗糙不堪，往往熱情有余，深刻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作家自身的文學觀念有關。作家們在巨大的民族災難面前，急于以自己的良心表達對民族的關切，而不充分考慮文學參與現實的獨特規律，以一種傳統的濟世觀，代替了文學的自覺。可以說，文學成為作家觀念的傳聲筒。同時，抗戰前期關于文學責任的歷史實踐，以及“為人生”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強化，都使作家不注重文學自身。作家對現實生活體察不深，往往從表面現象入手，表達情緒化的認識，而對現實的深刻缺乏透析，這就造成文學作品淺顯直露、公式化泛濫。從文學發展歷史來看，抗戰前多次出現的公式化傾向，也與抗戰初期有內在聯系。這向我們昭示，文學究竟怎樣與社會求得溝通而不喪失其自身的獨立性，是任何文學工作者都應極其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