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的用人與明朝的覆亡

崇禎帝朱由檢是一個亡國之君。他以兄終弟及即位后，從挽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出發，勤于政事，在謀求治國理民的策略中，試圖改革用人制度，結果用非其人，不僅未能挽救明王朝的滅亡，反而落得個吊死煤山的結局。回顧這段歷史，總結崇禎用人失敗的教訓，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一是取士不以德才為據，所用多為庸鄙之輩。崇禎即位后，深感吏治腐敗，決定改革取士制度，有撥貢、保舉、準貢、特授等法，這些方法的采用，對糾正當時只有科舉一途的取士狀況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由于官吏腐敗，以權謀私之風已滲透至社會各個領域，盡管崇禎在提出上述取士諸法時，也強調選賢任能，可是無法抑制官吏的營私舞弊，廷臣交朋結黨。這樣，崇禎年間，無論通過何種途徑，都無法嚴格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拔人才，因而所選拔出來的人才，素質普遍較差，多為庸鄙之輩。如申甫是游方僧，喜談兵事，并自制戰車火器。崇禎元年(1628)十一月，后金軍逼近北京。與申甫友善的庶吉士金聲薦他有將才，召見奏對稱旨，遂擢副總兵，命他招募新軍。他倉促募集數千人，都是市井游民，未經訓練便開赴前線，結果全軍覆沒，他也中流矢而亡。

二是朝中大臣更換頻繁，不能形成穩定的領導集團。內閣輔臣與六部尚書，均為國家重臣，是組成以崇禎帝為首的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崇禎在選用這些要員時，或沿用舊例采用廷推辦法草率決定，或實行特簡，以奏對取人。因而，一經到任，或遭輿論的抨擊，或在使用中發現不稱心如意時，便驟然決定撤換。倉促擢用，驟然罷去，致使輔臣與尚書象走馬燈一樣更換不休。據統計，崇禎在位十七年，先后任用輔臣五十人。首輔十余人，吏部尚書換了十三人，兵部尚書換了十四人，刑部尚書換了十七人，工部尚書換了十一人。輔臣與尚書都是參與決議和執行方針政策的要員。這些官員更換如此頻繁，就使明王朝無法建立一個以崇禎帝為首的領導核心，也無法使朝中大臣從長計議，安心任職。

三是以重典治臣，濫殺濫罰，致使臣下畏罪飾非，同他貌合神離。崇禎在與后金(清)、農民軍的多次較量中，連續敗北，仇恨和恐懼一方面使他力敵后金，另一方面使他對臣僚更加多疑多忌，因而以重法繩群臣，用威刑馭天下。僅崇禎十四年(1641)，獄中關押的文武大臣就達一百四十余人。在這種重典的懲治下，上自輔臣、尚書，下至州縣官吏，受到懲處者比比皆是。被賜死的首輔有薛國觀和周延儒。兵部尚書十四人，除張鶴鳴、熊明遇、馮元飚等數人致仕外，余者或下獄死、或畏罪服毒死、或斬于市。督撫被殺者尤多。據《明史·鄭崇儉傳》載：“(崇禎)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巡撫被殺者多至十一人。至于府州縣官在重典下去職、被殺者更多。崇禎以重典治罪不當罰的臣下，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隨之而來的，不僅諸事廢馳，而且曲意奉承、報喜不報憂，說大話、假話、空話之風日趨盛行。

四是諉過于人，挫傷了百官的積極性。崇禎帝常常自以為是地作出一些決策，暗中交他人辦理。一旦出現問題，遭到臣下抨擊，他便諉過于奉旨承辦的官吏。兵部尚書陳新甲，是一個干實事的人，就任后，盡職盡責。在對清的策略上，他主張議和，與崇禎意見一致。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國內軍事形勢更加嚴峻，大學士謝升向他提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崇禎也下了決心，與清議和，并將此事交給陳新甲辦理。新甲派主事馬紹愉前往沈陽，與清交涉。后來廷臣聞知，眾口紛紜。恰在這時，馬紹愉從沈陽回來，將議和密件交給了陳新甲。新甲置之家中幾案上，家僮誤以為塘報，抄出外傳，群情憤激。崇禎見勢不妙，馬上責令新甲回話。新甲不屈。他害怕新甲說出事情的真相，便將新甲斬首于西市。崇禎如此諉過于人，豈能使臣下為他效忠賣命。

崇禎帝的用人政策及其實踐，是他全部政治主張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用人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導致明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