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開學韓的失誤

唐代文學家韓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運動”，曾一度取得重大勝利，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而衰微。宋開國之初，五代以來的駢文盛行，文章“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聲律為能”。為肅清這股浮靡之風，柳開首倡“學韓愈，作古文”，開了宋初古文運動之先聲。

柳開，字仲涂，大名人(今河北大名)。曾改名“肩愈”，字“紹元”，意思是以韓、柳的繼承者自任。他早年即不滿于時文的奢華浮麗，當有人責問他“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時，他立即作《應責》來回答：“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意長短，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可見，柳開是師承韓愈，主張“文道合一”的，這對于扭轉當時的文風，自然是大有裨益的。正是在柳開的影響下，“學韓柳、作古文”的熱潮逐漸形成，浮靡文風受到一定遏制。

遺憾的是，柳開在學韓過程中發生了重大失誤，以致走上歧途，給古文運動的發展平添了一段波折。柳開一開始就偏向文學的“道統”觀念，但并未完全拋棄“義統”，基本還是符合“文道合一”的;二十四歲以后，柳開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專以“道統”自任，稱“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自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儼然一副道學先驅的面孔。由于主導思想的變化，其文風也一改初衷，出現了大量與自己的文學主張相左的、辭澀言苦的作品。這就不僅是“搬了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已完全背離了韓柳的主張。本來，韓愈提出“道”與“復古”，是為了文起八代之衰，對古代圣賢僅師其“是”;柳開則專以封建說教為能事，引導人們崇尚經術和道學，而完全忽視獨立的思想性、創造性，給文學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總之，柳開在宋初首倡學韓的功績值得肯定，但他在文學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卻鑄成了個人和歷史的雙重不幸。宋真宗以后，文人們對駢文的寫作趨之若鶩，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