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谷超豪道路”

谷超豪本是復旦大學解放后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又紅又專的典型，黨員知識分子，為黨做了不少工作，在業務上也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在基礎數掌理論研究和數學教學上頗有建樹，曾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接見。1960年的教改時，考慮到“如何改變我國數學過去的落后面貌，以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迅速趕上并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任務”，復旦在學以谷超豪為主，設計提出了以實現課程現代化為中心的“關于綜合大學教學專業課程革新的建議”，受到了國務院的重視、谷超豪還被邀參加了當時的全國文教群英會。“谷超豪道路”成了又紅又專道路的典型。

但是，在“文革”中，復旦大學卻錯誤地對“谷超豪道路”進行批判。谷超豪本人被打成是“一只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帶頭羊”，“修正主義的精神貴族”，“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在黨的教育培養下的成長道路也變成了“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黨員專家的精神貴族道路”。這就把一大批政治上忠于黨，業務上有成績，工作上勤勤懇懇的知識分子全都劃入“谷超豪道路”，屬于徹底掃蕩之列了，將一大批十七年教育培養的骨干教師和知識分子統統一棍子打死。

批判“谷超豪道路”顯然不僅僅是針對谷超豪一個人的，而是針對著十七年的教育而來的，是“文革”中“兩個估計”的延伸和演化。批判“谷超豪道路”就是要借以全盤否定十七年、全盤否定十七年培養的知識分子，肯定十七年教育的“黑線專政”論。按照這一邏輯，不僅谷超豪本人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且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黨員知識分子也都成了“挖社會主義墻腳”的“修正主義苗子”了。對“谷超豪道路”的批判，在“文革”中成為“兩個估計”的組成部分，它完全堵死了知識分子從事業務工作的可能性，連又紅又專，紅上加專都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