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瓚

茅瓚，字邦獻，號見滄。其先汴(今河南開封)人，北宋末徙居錢塘，遂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茅茂，父茅麟，后皆以茅瓚顯貴贈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茅瓚少時聰敏過人，喜讀書，境內山中有寶覺寺，瓚寄居于此，專攻學業。寺后山石上刻有宋理宗手書“見滄”二字。傳說此刻字本埋沒于泥土之下，一夜雷雨大作，山洪暴發，茅瓚所居僧舍周圍土石紛紛崩塌，惟居室無恙。次晨起視，見土石崩塌處赫然刻著“見滄”二字，自謂得脫此難，必為此神靈呵護，因取此二字為己號。后隨其父至京師。當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聚徒講說朱熹易學，聽講弟子達百余人。茅瓚頗為好奇，亦前往聽講。茅瓚本專精于易，師徒研討之時，時發高論，當下語驚四座，學識竟在鄭先生之上。其時適逢官府開科取士，茅瓚因籍隸外地，父親打算讓他以醫者的身份寄籍于此，就地參加考試，他說什么也不同意。原來，茅瓚特別愛面子，認為儒士應當鄭重地選擇自己進身的途徑，以這種低賤的身份參加考試，是有失體面的，寧愿返回老家，以正當的身份參加科試。返浙后，先于學政陳察任內考取秀才，后又在甄別考試中列名優等，但數次入鄉闈，皆名落孫山。他仍苦學不輟，志不稍移。嘉靖十六年(1537)鄉試得中，次年參加會試。試畢閱卷時，考官——翰林學士、無錫(今屬江蘇)人華察激賞其才，擬將他列為本科會元，而同僚意見與之相左，力爭不成，相互之間弄得頗為不快。結果，茅瓚在廷試中不負華學士之慧眼，被點為狀元。原來內閣諸臣初擬狀元為陸師道，皇上閱其卷，不甚中意，改批做二甲第五名，暫改袁煒為一甲頭名。及至文華殿讀卷完畢，已是最后確定名次的時候，世宗皇帝仍沒有拿定主意，乃將大學士李時、夏言及學士顧鼎臣召至御前詳細計議，數度篩選，終將茅瓚提升為第一，袁煒退至第三。時茅瓚年39歲。又據傳他應考進京后，有一天，其家人發現櫥子中的碗碟都無緣無故沾露帶水，正納悶時，忽聽其內炸裂如雷，半數碗盤竟裂為碎片，家人以為是不祥之兆，恐怕有什么奇禍將要降臨。正議論間，忽有報信者飛至，說是茅公子名登魁首，至此，家人才恍然大悟，轉憂為喜。此等傳聞異詞，雖不可盡信，也不失為一段小小的插曲。及第后，茅瓚除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考績期滿，例升左春坊左諭德。其在詞館期間，刻意于學問之事，用功不減當年寒窗苦讀之時。館中典籍應有盡有，茅瓚得以盡窺其奧，上及六經諸史，下及百家稗說，莫不深入探究。每讀一書，皆體會其精髓，以求有得于心，非徒博聞強記以做談資者可比。嘉靖三十一年(1552)，升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得意仕途時不忘自誡，于南京寓舍內堂自題堂額云：“身教律己嚴，恪動應矩度。”任內多有建樹，如監內諸項規章多以年久廢弛，茅瓚為之親手制定，恢復完善，并嚴飭屬下執行。時官場請托賄賂之事公行，茅瓚于此從不涉足。嘉靖三十二年(1553)調任北監祭酒，實并未到任。次年，就地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不久改任禮部右侍郎。后以居官廉勤，應詔為內撰，遂由南京至都，供職內庭，兼翰林侍講學士。茅瓚本人儀表堂堂，在皇帝面前又表現得極為恭敬謹慎，因而頗得世宗愛重。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太子賓客兼學士銜。先后受賜仙鶴服、飛魚服，升至二品俸。一人得寵，全家蒙恩，祖父、父親都被賜予和他一樣的官位，祖母、母親都被封為淑人。時正值奸相嚴嵩當國，吏治崩壞，茅瓚官吏部左侍郎。該部主管官員的考績、任免，而吏部尚書正是嚴嵩的私黨，故所選拔任用的官吏，上至部院大臣，下至道臺，多為嚴氏黨羽，而置公議于不顧，許多正直的官吏為之側目。茅瓚雖任侍郎，但像他這樣保守謹慎的人是沒有勇氣同嚴氏邪黨抗衡的，手中又無實權，故只能坐視其弊而不能救。目睹時事，常暗自嘆息，由此萌生退意。時茅瓚已年逾花甲，心力漸衰，又患了足疾，不能視事，于是趁機上疏要求退休。疏兩上，被允許。從此歸家，安心地做起了“太平無事老”。他生病期間，世宗仍然惦念，多次派人問候，病愈后，又賜給黃金，茅瓚即用此金在家鄉構建了一座“榮賜堂”，一來可向里人炫耀，二來據他說是“不敢隱君之賜”。縱觀茅瓚一生，居官不能大顯，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少年時清高自負，從不做曲意逢迎之事; 做了官以后，雖變得謹慎老成，但骨子里的清傲之氣并沒有改變，對權臣當道者視同陌路，曲意迎合且不屑為，媚附求進更談不上。這種可貴氣節，得到許多同僚的尊重，但某些人也因之忌恨他、排擠他，所以在奸臣當國的時代，像他這樣的人是難有作為的。其著作有《見滄文集》15卷，為其門人趙應元所編，其子茅藉吉校刊，大抵皆應酬之作。又留意策學，并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