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學·蒙學歷史源遠流長

所謂蒙學，是指中國古代人們研究對兒童進行早期啟蒙教育的學問。中國古代人們十分重視對兒童進行早期啟蒙教育。《周易》有“蒙卦”，“蒙卦”實際上是講啟蒙教育的。“蒙”即蒙昧、幼稚之意。《周易·蒙卦》有“蒙以養正，圣功也”之說，意思是說，蒙要養正，這是作圣的功。程頤傳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圣之功也。發而后禁，則捍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程氏易傳·蒙卦》)王夫之發揮了這一思想，認為：“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張子正蒙注序論》)按《周易·蒙卦》的意思，當萬物生長之后，接著來的是幼稚蒙昧的時期，教育就成為當務之急。教育就是為了培養正道，這是神圣莊嚴的事業!這就是說從兒童時期起，就要對他們進行良好的教育，這是做圣人的功夫。教育從兒童幼小時就著手進行，使他們從小受到好的陶冶，耳濡目染，就會自然地養成良好品德。這充分闡明了教育在兒童早期的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重視蒙學的傳統。古代一般將十五歲以下的兒童教育稱為“蒙養”教育時期，亦稱為“小學”教育階段，對十五歲以下的兒童進行啟蒙教育之所也稱為“蒙學”或“蒙養學校”、“小學”，所用之教材稱之為“蒙養書”或“小兒書”。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源遠流長。早在殷周時期，就已經為貴族子弟設立了小學。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私學的產生，民間也開始出現了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機構。漢代時，這種機構已漸趨成熟，稱作“書館”，教師稱為“書師”，而且規模也較大，在一“書館”學習的學童多達“百人以上”。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王制》這里說的 “小學”，即對十五歲以下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這里說的“大學”，即對十五歲以上的人進行教育的學校。西周時“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大戴禮記·保傅》曰：“古者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這里說的“外舍”，即對八歲到十五歲的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小學。“束發”謂成童，古代以年十五為成童，成童便可入大學了。

《漢書·食貨志》曰：“先王之制，八歲入小學，教六甲五方書計，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養之有漸而教之甚豫也。”這里繼《大戴禮記·保傅》之后，進一步記載了古代蒙學的入學年齡、教育內容及其所達到的目標。

班固在《白虎通德論·辟雍》中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這里所謂“毀齒”與“陰陽備”是就兒童身體條件、生理成熟狀況而言的，而“識知”與“成童志明”則是從心理條件、心理成熟的角度而言的，這是古代最早從兒童的心智發展水平來看待兒童啟蒙教育的，從而將教育區分為兩個階段——蒙學 (小學)及 “大學” (大人之學)。

《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這是對西周時代學校教育制度的追記。這里的“國學”包括國立的 “大學”與“小學”。“術”、“黨”、“家”均指當時的地方基層組織，塾、庠、序為相應的各級教育組織的名稱。按照清毛奇齡的歸納，鄉以下乃有四學，即“鄉校”、“州序”、“黨庠”、“家塾”，這四種教育組織形式，實際標明了西周時代的地方教育體系與教育結構。其中“塾”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蒙學教育機構。

殷周以來，嚴格了“蒙學”(小學)教育與“大學” (成童以上) 教育的區分，從而突出了與 “大學”教育相對的蒙學教育，賦予了蒙學教育以獨立的個性，這在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發展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古代蒙學教育中專門教材的采用可追溯到西周。《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所作，“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又云“建武時已亡六篇”。《史籀》到漢時仍被采作蒙學教育之教材。

據《漢書·藝文志》載，秦時蒙學教材有李斯《蒼頡》、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其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焉”。

漢代的蒙學，稱書館或書舍，主要從事識字和書法教育，也傳授一些數學常識。后期則開始進入儒學的基礎教育。識字教育所用之教材，主要有《蒼頡》、《凡將》、《急就篇》等。《急就篇》采用三、四、七字一句的形式，將二千左右的單字串起來，形成既便于記誦，又切合實用的韻文，內容包括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方面的應用字，沒有重復字。《急就篇》為歷代編寫蒙學教材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一階段，學童練習書法，和當時在錄用官吏的選舉考試中重視書法有關。蒙學教育的后期，一方面繼續進行讀寫訓練，另一方面加強儒學的基礎教育，培養學生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教材主要使用 《孝經》、《論語》，讓學童接受儒家學說的基礎部分。另外還有《爾雅》。《爾雅》是從語辭學的角度對漢字的構造、組詞及名物術語進行解釋，能夠形成學生對漢字的系統認識，擴大識字面。漢代蒙學實行個別教學，重視口授和背誦。學童從蒙學結業后，其中少部分人可進入地方官學乃至太學或更高一層次的私學—— “經館”從事專經學習，大部分學童則從此中斷學業，從事農工商活動。

據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漢代木簡中有《蒼頡篇》，都是四字為句的韻語。揚雄著《訓纂篇》，乃《蒼頡篇》的續作。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協韻易讀。史游仿《凡將篇》體裁作《急就篇》，是日常生活應用的童蒙字書。清顧炎武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 (《日知錄·急就篇》)

漢代在法律上曾明文規定：“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尚書令史。”漢平帝時，“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這一點，無疑地反映了當時對蒙學教育的重視，這對蒙學教育質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據王國維考證：“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為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

從漢到隋，蒙學教育之教材有了很大的發展。《隋書·經籍志》載這個時期出現的蒙學教育教材共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其中有《說文》、《字林》、《玉篇》、《千字文》等，直接影響到唐朝以后的蒙學教育教材的建設。

魏晉時期，魏人邴原在“書舍”——“一冬之間，誦 《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三國志·魏書·邴原傳》)。晉人束皙撰《發蒙記》、顧愷撰《啟蒙記》，梁周興嗣撰《千字文》，后齊顏之推作《訓俗文字略》，都是當時蒙學教育活動的反映。

在唐代，初等教育機構的蒙學教育便已開始以法定形式而擴展于平民了。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許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開元二十六年(738)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里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唐會要》卷三十五)由此可見，后代鄉里遍設社學，其實在唐代已發其端了。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右補闕宇上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并為鄉學，并上制置事二十余件，疏奏，不報”。建議京畿諸縣鄉村以廢寺立蒙學，盡管此議未被采納，但至少表明，在唐代對于平民子弟施行蒙學教育已被官方提上了議事日程。唐代詩人元稹在《居易集》的序上說：“予常于水平市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 ‘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可見唐代農村遍設蒙學，且學詩之風氣已深入到了農村的蒙學之中。

在宋代，蒙學教育之擴展于平民子弟較唐又有了進展。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仍置小學教授”(《文獻通考·學校考七》)。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令州縣均設置小學，十歲以上入學”，崇寧五年(1106)“立課試法”，這是對蒙學實施管理的具體規定。耐德翁《都城紀勝·三教外地》說，宋代“都城內外……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南宋詩人陸放翁《秋月郊居》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作者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字姓》之類，謂之村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在元代，一方面，路、縣學內設立小學，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新元史·選舉志》)。又令蒙古、色目人年小質聰者置蒙古小學，選儒士為學正，令誦讀《孝經》、《小學》，習漢字(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二十七)。另一方面，至元二十三年(1286)據大司農卿張文謙所奏，命鄉里各社“每社立學校一，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農隙使子弟入學。如學文有成者，申復官事照驗”(《元史·食貨志》)。元代的“小學”與“社學”都同屬蒙學教育程度，所不同的是，“小學”在更大程度上被作為官學教育的一種構成成分而設置于路縣一級，而“社學”則屬于鄉里之教，標志著元代蒙學教育進一步擴展于平民子弟。

明清時期社學設立更普遍，數量更多，在教學的各個方面也更趨成熟。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命天下均立社學。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詔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把社學與府州縣等儒學銜接起來。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又“命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清康熙九年(1670)下令各直省設置社學、社師。雍正元年(1723)又重新申定辦理社學規定。社學與府州縣學在學制上相互聯系，凡在社學中肄業者，學業成績優秀，經考試可升入府、州、縣學為生員;反之若成績不佳，則被遣退回社學。

明清時期蒙學沿著社會基層推廣的方向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學塾。一種叫坐館或教館，指有錢人——地主士紳豪富聘請教師在家進行教學; 一種叫家塾或私塾，指教師在自己家內設學教學;另一種叫義學或義塾，指地方或個人出錢資助設立小學招收貧寒子弟學習，帶有慈善事業的性質。義學最初設在京師，教師稱塾師，后來各省府、州、縣紛紛設立，成為孤寒生童，或苗、黎、瑤等族子弟秀異者接受教育的機構。明清時期的學塾已較定型，有了一般固定的教學制度和教學程序，也有了一大批以教蒙學學塾為職業的教師隊伍。《清稗類鈔》第4冊《嘲私塾詩》：“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鑒略》，《千家詩》畢念《神童》。其中有個聰明者，一目三行讀《大》《中》。”生動地勾畫出了古代蒙學教學活動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