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愛國主義詩詞的遺憾

愛國思想是中國優秀的民族精神，從屈原到今天的文學中都貫穿著這一主旋律。尤其是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愛國主義的號角就會吹起，激勵人們向前。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王朝。它對外妥協退讓，割地賠款，特別是南渡之后，不思收復河山，而是茍且偷安。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愛國主義的呼聲高漲，悲壯的愛國主義就成為宋代詩歌的基調，至陸游、辛棄疾則掀起了愛國主義詩詞的高潮。他們在作品中抒發了收復失地，洗雪國恥的雄心弘愿，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和對統治階級屈膝投降的憤慨。但是作為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深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因而在他們的詩詞中，他們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而是把國家命運，人民的苦難以及封建社會種種矛盾的解決都寄托在皇帝身上。這樣就把這些矛盾統一到忠君的原則里去，一方面抨擊皇帝的撫慰無道，另一方面又安撫人民，卻不從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解決矛盾。因此我們說，愛國主義詩詞中所謂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帶有歷史、階級局限性的，帶有濃厚的忠君思想。在愛國主義詩詞中我們甚至能發現鎮壓農民起義的詩詞，這不能不說是遺憾之一。

忠君與愛國混淆的同時，愛國主義詩詞中還會出現各種消極思想。知識分子把自己報國理想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靠他的擢拔來建立自己的勛業，故抗敵救國的志愿就常常與個人的功名成就糾纏在一起，象“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辛棄疾〔破陣子〕)等詞句，無不表現了這種思想。同時，這種對統治階級的希望一旦破滅成為泡影，愛國主義詩篇中便流露出消極、悲觀、逃避現實的傾向。辛棄疾有“元龍老矣，不妨高臥”的消沉之言，陸游的“君看赤壁終陳跡，生子何須似仲謀”(《黃州》)、“日長似歲閑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秋思》)也是逃避現實之言。

可見，愛國主義詩篇在思想上有其無法克服的局限，那就是其忠君思想和消極悲觀情緒。這種缺陷是我們分析愛國主義詩歌時所無法避免的。